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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争应在法典中定义，对实际或即将发生的攻击的防卫权应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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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通过强制、胁迫或欺诈获得的兼并、勒索或捕获，均为无效。[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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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的朋友约翰·杜威为这一反战宣言写了前言，他解释说，“在集中世界上所有道德力量反对现代战争这种最为令人憎恶的东西”方面，非法化战争计划做得比其他相关努力都要多。[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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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这项运动，莱文森将他的小册子赠送给任何可能有影响力的人士。他印制了5万册，并为使得“更多的人拥有”——10万册，“可能更多”。[74]在一个月内，印刷量达到了20万册[75]，到4月底，数量更是达到了35万册。[76]爱达荷州、蒙大拿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商会、律师、男性和女性俱乐部、大学、学院、图书馆、部长、学校负责人、主要的制造商、劳工组织以及农民都收到了这个小册子。[77]他的宣传覆盖了博拉参议员邮寄清单上的所有对象。[78]他以参议员亚瑟·卡普（Arthur Capper）的名义单独向“农民和乡村商人”派发了2万册。[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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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及其领导的美国促进战争非法化委员会也借助了一个已经相当活跃的和平运动的影响力，该运动由数百个松散的协调组织组成。与莱文森一样，简·亚当斯（Jane Addams）也是芝加哥人，在1919年创立了国际妇女争取和平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并担任第一任主席。妇女联盟不仅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组织分会，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分会，为支持非法化战争运动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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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诺克斯去世后，博拉同意接管对非法化战争运动的政治领导。[81]随着非法化战争计划势头越来越猛，其支持者们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人们要求他们回答他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法律如何执行？博拉反对任何需要用武力的机制。而且，实际上，对于反对国际联盟的大多数人来说，通过战争来执行一项反对战争的法律是一个诅咒。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样，旨在确保和平的国际制度将导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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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拉积极支持非法化战争运动后，”莱文森后来回忆道，“他一直提醒我要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武力问题，这也许是我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必须做的最困难的事情。”[82]莱文森迫切希望博拉能够在参议院提起一项非法化战争的决议，但是博拉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他不知道决议该如何执行。[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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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非法化战争的小册子呼吁由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小册子却选择性地回避了下一个明显的问题：这个法院的判决将如何执行？莱文森得出的结论是，就像旧世界秩序认为的那样，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施的任何形式的制裁都无异于战争。当然，执行法院判决的努力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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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下交换备忘录和信件时，莱文森和博拉考虑了是否可以在解决方案中对个人实施刑事制裁。莱文森观察到，“在战争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政府不能征兵，因为它不能征召男孩们去实施谋杀”。[84]博拉同意这个观点。[85]但是这种解决方案也产生了问题。一些非法化战争的倡导者担心，如果国际法院被授权惩罚像美国总统这样的官员，那么这个法院将拥有“超国家”的权力。[86]但是，如果它不能强制执行其判决，那么它的判决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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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绞尽脑汁地处理了这个难题之后，莱文森得出结论，所有的法律都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受其约束的人是否愿意服从：“政府统治的基础不是武力，而是人们服从法律的习惯。”[87]但话说回来，国家并不是一国国内之人民，它们能养成遵守法律的“习惯”吗？莱文森建议说，答案还是要从人民自身来寻找。在一篇名为《能否实现和平？》（“Can Peace Be Enforced？”）的文章中，他认为，通过参与非法化战争运动，公民将会内化和平规范。每个国家都应举行公民投票，人民将“谴责并非法化战争体系”。他们一旦这样做了，就会“处理和惩罚自己的战犯”。[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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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立场鲜明地体现了多年来莱文森与杜威交流的思想。杜威是一位进步改革家，长期以来，他一直坚持人性具有灵活性的观点。杜威认为，虽然人的本能是固定的，但这些本能的引导方式以及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取决于社会结构，比如法律制度和公共教育。因此，改变这些社会背景结构就可以改变人类本性。在1922年出版的《人性与行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一书中，杜威批评了那些认为因为人性本质上好战，故而战争不可避免的人。他们认为，战争“根深蒂固地建立在不变人性的基础上，试图改变它是愚蠢的”。[89]但是，杜威认为，当初，人们对奴隶制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奴隶制却被废除了。人的本性并非注定导致不道德的行为。正如社会选择自由而不是奴隶制一样，通过努力，人们会更珍视和平而不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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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非法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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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杜威位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他的一位朋友兼同事正在形成一种实现和平的不同愿景。詹姆斯·汤姆森·肖特维尔（James Thomson Shotwell）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 教授，曾担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总编辑。[90]他出生于美国贵格会教徒（Quaker）家庭，在安大略省长大。1898年，肖特维尔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撰写学位论文，其论文主题是关于中世纪教会圣餐的历史。1903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聘请他为讲师。1908年，他成为一名全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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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威尔逊总统任命肖特维尔为“调查小组”（“The Inquiry”）成员，这是一个由百余名学者组成的小组，旨在协助他进行和平谈判。肖特维尔还是威尔逊横渡大西洋前去参加巴黎和会时，被选中陪同的21名成员之一。[91]一位记者这样描述这些顾问：他们是“一群急切的大学教授，戴着角框眼镜，手里拿着课本、百科全书、地图、图表、海图、统计数据，还有各种各样的书面文件，这些东西可以撬动欧洲各国的边界，并以正义之名对其加以更改”。[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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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维尔没有过多地参与重新划分欧洲边界事宜。他仅在关于拟议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谈判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93]在一张摄于凡尔赛的调查小组成员合影上，留着大胡子的肖特维尔站在后排，比站在他右边的研究中世纪史的同事和站在左边的经济学教授矮了整整一个头。当然，这并不表明他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时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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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肖特维尔没有气馁。凡尔赛的经历促使他选择了新的使命。目睹正在形成的历史，他很难再回到研究和讲授枯燥乏味的中世纪历史的轨道上了。他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主编一套现代战争通史的工作。这部著作最终将集结200名合作者参与编写，涵盖15个国家，总共150卷。他把这项工程看作帮助公众了解战争及其代价的一种方式。[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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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肖特维尔并没有就此止步。他想塑造历史，而不仅仅是书写历史。1923年春，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关于裁军的提案上。当时，国际联盟和华盛顿正在对其进行辩论。[95]其中的主要建议是呼吁对主要国家军事人员配置和军备配额做出要求。肖特维尔发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仅仅靠坚持理想主义态度”，不能建立和平。[96]他召集了一群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在哥伦比亚大学俱乐部审阅裁军条约草案。该条约开篇宣布：“侵略战争是一种国际犯罪。”肖特维尔告诉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这一规定很可能是空洞的说辞，因为它没有对侵略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这项条约没有提供侵略的定义。但是，从来就没有人能想出如何恰如其分地定义侵略。[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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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幕降临时，肖特维尔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无法对侵略进行实质性定义，为什么不对它进行程序性定义呢？可以要求各国将争端提交法院，并诚意地接受裁决，而那些拒绝法院裁决的国家将被视为侵略者。他兴奋地向那些学者和知识分子解释了这个想法，而后，他们开始一起在一张菜单卡片的背面起草新条约文本。[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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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1924年面世的文件被称为“美国计划”。它是由一群美国人构思和起草的，他们在国际联盟这个美国曾经拒绝过的组织中找到了自己的听众。肖特维尔和他的合作者们与国际联盟进行了谈判。他们这么做事实上是冒着被起诉的危险，因为根据《罗根法案》（Logan Act），如果美国公民同与美国有争端或争议的外国政府进行谈判将会构成重罪。[99]但是，当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暗示肖特维尔他正在犯罪时，肖特维尔狡辩说，他没有违反《罗根法案》，因为美国政府没有承认国际联盟。毕竟，他不能因为与一个不存在的组织进行谈判而被起诉。根据肖特维尔自己的描述，国务卿听完后哈哈大笑，然后说：“你把我难住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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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销他的新计划，肖特维尔提出了“非法化战争”责任的概念。他向媒体解释说：“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试图准备一项可以让我们真正宣布战争非法的条约。”[101]虽然早些时候他曾向莱文森示好，希望能得到他对自己计划的支持[102]，但他还是忍不住批评莱文森提出的非法化战争建议——那就是，缺乏“强有力的制裁手段”。[103]他将莱文森的非法化战争建议与他自己的所谓“切实可行的计划”进行了对比，他的计划不仅宣布战争非法，还提供了强制执行的机制。国际联盟拟议的基于“美国计划”形成的所谓的“《日内瓦议定书》（Geneva Protocol）”采纳了非法化战争条款，但将非法化战争思想置于“新的背景下”。侵略不仅“为国际法所禁止”[104]，而且国际常设法院也有权审理因侵略而引发的争端。它的权力不仅在于参与者的善意服从，它还会得到一个新的严厉的金融制裁体系的支持。肖特维尔提出了他的非法化战争提议，并且这项提议伴随着强制手段（te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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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提议并没有提出以一种集体军事回应的方式来执行和平，这将与时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博拉的观点相去甚远。相反，侵略者会被切断所有的商业往来，并失去国际法为其所提供的一切权利。肖特维尔后来解释说，各国承受不起忽视国际法庭裁决带来的后果，因为它们想必都有商船在海上航行。“国际联盟内反对它们的成员国会允许这些商船停靠自己的港口吗？”[105]侵略者将成为被遗弃者。[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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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肖特维尔为了《日内瓦议定书》而发起一项运动时，在芝加哥，莱文森对于他亲手培育起来的运动被人占用而暴跳如雷。[107]当著名的政治记者威廉·哈德（William Hard）询问他对《日内瓦议定书》的意见时，莱文森在一份电报中明确表示，通过强制手段非法化战争根本就不是在真正地非法化战争：它“用承诺非法化战争的温和外衣来掩盖其通过强力来控制世界的铁血手腕，符合外交正统”。[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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