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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提议在美国遭到了冷遇。它仅印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第5页、《芝加哥先驱论坛报》（Chicago Herald-Tribune）第12页、《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第4页，而且直接被《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忽略了。[130]当时的报纸对禁酒令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战争问题的关注。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回到美国后，肖特维尔却发现人们已经遗忘了白里安的提议。于是，他着手改变局面。他说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支持这项提议，并且说服《纽约时报》刊登巴特勒的支持声明。1927年4月25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打开报纸，看到了白里安的提议，以及随附的一封巴特勒表达支持态度的信件（肖特维尔后来声称主要是他自己写的）。[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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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洛格在美国国务院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带按钮的键盘，可以召唤不同的官员。每当早上他在报纸上读到一些让人恼火的东西时，“他会像钢琴演奏家一样，同时把所有的手指都用上敲击键盘，然后传唤他能想到的每一个人”。[132]4月25日早上，很有可能所有部门的官员都急匆匆地赶到了他的办公室。[133]凯洛格对巴特勒和法国外交部长的冒失无礼感到怒气冲天，因为他们登报发表，而不是直接向他提出建议。不久之后，在一次与巴特勒两人共同的朋友的会面中，凯洛格展示了他在“恶言谩骂和污言秽语方面的精深造诣”。他称巴特勒和他的盟友为“一群——傻瓜”，并指责他们提出了“不实际的建议，这些建议并没有什么意义，从来也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暂时让他难堪之外，什么效果都不会有”。他补充说，“如果世界上有什么他痛恨的，那就是这些——和平主义者们”。[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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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过去，当愤怒平息之后，凯洛格更为冷静地描述了他当时的反应：“我向很多人解释过，我不习惯对别国外交部长的非正式演讲做出回应，并且，如果白里安先生希望向美国提出这样一个提议，那么它将获得非常仔细且积极的考虑。”[135]当年6月，白里安就这样做了。他提议法国和美国之间缔结一个包含两项条款的条约。第一条规定，双方“以法国人民和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名义……谴责诉诸战争，并相互放弃将其作为针对对方的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第二条声明，任何争端都将“以和平方式”来解决。[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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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洛格将这个提议搁置了好几个月。他后来声称，之所以搁置如此之久是因为总统不在华盛顿，这使得他无法与后者讨论此事。[137]事实上，凯洛格对这一提议几乎没有兴趣。他不认为美国和法国真的有相互开战的危险。他认为白里安的提议可能是为了把美国拴在与法国的同盟上。[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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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平条约的支持者们却不愿让步。在这一点上，肖特维尔和莱文森罕见地达成了一致。[139]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实现他们近十年来一直在努力的目标。6月，莱文森写信给凯洛格，并且在凯洛格的“友好建议”下，提出了一份美法条约草案。莱文森认为该条约的目的“非常简单”，是为了“免受欧洲复杂局面的影响或微妙的间接影响”。[140]他附上了《非法化战争》小册子的草稿，该草稿提议召开一个多边会议，以在全球范围内宣布战争非法。[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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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两个人一直保持着联系。莱文森提出了热情洋溢的赞扬和偶尔的建议，凯洛格则给予了简短而礼貌的回复。[142]莱文森鼓励凯洛格抵制以下行动，即限制制定反对侵略战争的条约，或对维护自卫权（他认为这是隐含其中的）增加保留条款。[143]“当人们认为战争曾经并且还在被用作‘法庭’，即用作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时，他们就会认为自卫权与废除战争制度的问题无关，因为作为一项缺乏保护的权利，自卫权是固有的和根深蒂固的。”[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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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重新强调战争的法律地位并且绝口不提战争是犯罪行为，这可能受到他的朋友杜威当年早些时候所提建议的影响。“我突然想到，”杜威写信给莱文森，“如果你抛开有关战争是犯罪的一切想法，并且只要坚持把它从目前的法律保护下剥离出来，那么我们的声明可能会更加简单。之所以要如此，仅仅是因为这涉及一个议题：只要你提到犯罪，他们就会反驳说，犯罪必须被反对和惩罚。犯罪、刑事警察和刑罚的心理联系是非常固定的。”[145]很明显，这个建议莱文森听进去了，因为自那以后，他很少提及将战争定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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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目标就要实现，莱文森及其盟友们通过一系列社论、书信、决议和公开会议来支持非法化战争行动。莱文森不满足于仅仅局限在美国，他也在欧洲传播非法化战争的信息。他雇用了一个代理人，“拉着从伦敦到巴黎，到柏林，再到日内瓦的政治家们和他们的秘书倾听自己的提议”。[146]他给他们送去大量关于非法化战争的文献，给他们写信，并且赠送《非法化战争：世界和平的建设性政策》（The Outlawry of War：A Constructive Policy for World Peace）一书。该书为《基督教世纪》（The Christian Century）杂志编辑查尔斯·克莱顿·莫里森（Charles Clayton Morrison）所 著，由约翰·杜威作序。[147]白里安和凯洛格在这个将与他们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的条约上可能存在矛盾，但“——和平主义者们”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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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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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凯洛格不满地得出结论说，他不能对白里安的提议保持沉默。该做些什么呢？这个提议使他处于两难境地。接受它，意味着美国将被纳入它一直以来小心回避的欧洲联盟体系；拒绝它，自己不仅会受到巴特勒、肖特维尔及其国际主义者盟友的攻击，还会被怀疑怀有军国主义意图。经过深思熟虑，他采取了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将白里安的提议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开放，这样就把法美双边协定变成一个多边协定。尽管莱文森多年来一直在倡导签订这样一个多边条约，包括他与凯洛格的通信都在倡导，但凯洛格后来声称这是他自己的想法：“我准备了一份照会，提议由主要大国签署一项多边条约，并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这是此类条约的第一个建议。”[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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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阻止拟议中的法美双边安排，凯洛格起草了一份照会发给法国驻美国大使保罗·克洛代尔（Paul Claudel），指出法美友谊“令人欣慰地不依赖于任何正式约定”。然后，他改变了提议：“在我看来，法美两国政府可以努力争取让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声明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从而可能对世界和平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而不仅仅满足于发表白里安先生提出的那种性质的双边宣言。”[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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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表态，凯洛格避开了白里安提议所隐含的陷阱。事实上，凯洛格最初接受多边条约的想法可能并不是出于对非法化战争的渴望，而是为了在不直接拒绝双边条约的情况下结束它。毕竟，鉴于法国曾希望将美国拉进一个实际上的同盟，因而他怀疑对于以同样条件向所有国家开放的协议，法国的热情会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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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凯洛格的怀疑似乎是对的。在收到凯洛格的回应后，白里安都似乎要完全放弃这个议题了。不仅是因为一个全球性的条约无法在美国和法国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联系，还因为它威胁到法国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而建立的脆弱的联盟体系。一项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协议将破坏法国与比利时、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签订的《洛迦诺公约》，以及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双边协定。上述条约要求各国在受到攻击时，发动战争以保护彼此。但根据新条约，法国可能会发现自己既有义务发动战争，同时也被禁止这样做。更糟糕的是，在攻击发生时，新条约可能会阻止其盟友保卫法国。因此，一个多边条约会威胁法国在欧洲的地位，而不是加强它的地位。但是，这位因为促成《洛迦诺公约》签订而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怎么会拒绝签订一项让所有国家放弃战争的条约呢，更不用说该条约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他所提议的条约的行动性条款了？凯洛格不仅让自己从一个陷阱里跳出来，还把白里安推进了一个同样令人烦恼的陷阱里。[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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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外交上的交锋，他热烈称赞了总统和凯洛格。“如果说以前我有时对政府的国际观点缺乏信心的话，”他给总统写道，“那么，现在让我记录下我对您天才般的直觉决断力的无限赞赏和感激，这种决断力就是您目前的立场。我真诚地相信，凯洛格对白里安的提议做出的回应将成为世界和平史上最伟大的里程碑。”[151]然而，他私下里却向杜威发牢骚说，凯洛格在回应中没有使用“非法化战争”一词。“显然肖特维尔及其追随者对他施加了足够的压力，以至于剥夺了我们使用这个词的荣耀。”[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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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凯洛格没有使用莱文森的词语，但他的回应使莱文森的梦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尽管《日内瓦议定书》使用了非法化战争这样的语言，但它却威胁各方侵犯非缔约国的中立权利，从而以结束战争的名义增加了战争的风险。白里安提议的条约草案——凯洛格建议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开放——中没有这样的要求。虽然制裁措施的缺失可能使得该提议看起来更软弱些，但它实际上使得该提议的约束力变得更加强大。早些时候的提议明确指出了非法化战争的含义，这在那些试图结束旧世界秩序的国家和那些仍然坚持这一秩序的国家之间激起了一场冲突。如果凯洛格和白里安能达成协议，那么这一草案通过宣布战争非法——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项工具，将放弃战争的后果留待后续处理，就避免了上述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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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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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凯洛格和他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卡斯尔（William Castle）与法国大使保罗·克洛代尔进行了谈判，后者代表白里安谈判。随着谈判的展开，卡斯尔在日记中写道，“越来越明显的是”，白里安提出签订双边协议的建议“仅仅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且现在他已经临阵退缩了。如果我们把他的提议向所有国家开放，并且让他做点什么，或者拒绝做点什么，这些提议肯定会被冻结”。[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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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人员必须清晰地决定该公约到底该禁止什么。它是否应该仅仅禁止“侵略战争”，从而让各国自由地从事“防御性战争”？它应该保留自卫权吗？这些是莱文森和肖特维尔长期争论不休，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或解决问题的方案。莱文森一直坚持要宣布所有战争非法，而肖特维尔则极力要求只禁止“侵略战争”。肖特维尔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区别的区分，因为莱文森允许自卫，在肖特维尔看来，这就是允许国家发动防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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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凯洛格赞同莱文森的观点，认为任何关于侵略或防御战争的表述都是不必要的，而且实际上是适得其反。[154]他也认为自卫权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拒绝在条约中保留这一权利。就像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证时所说的那样，“我无法理解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国家都要签署一项条约，而这个条约又可以被解释为如果一个国家受到了攻击，它就被剥夺了自卫权。而事实上，自卫权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也是每个人的固有权利，因此它在每一项条约中都是不言而喻的”。他接着说：“我说过，没有必要对‘侵略者’ 或‘自卫’做任何定义。我认为，无论如何也无法对其做精确界定。”[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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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禁止战争的规定如何执行。与《国际联盟盟约》不同的是，拟议的条约不允许各国发动战争以实现和平。与《日内瓦议定书》不同的是，它没有提供严厉的金融制裁措施。那么，它该如何执行呢？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抱怨说，没有制裁措施的条约将毫无价值。他写道：“我认为，宣布放弃战争不能或不会推进世界和平，只要世界和平受到威胁，唯有采取共同行动才能奏效。”[156]莱文森在给博拉的电报中愤怒地说：“在李普曼看来，一个没有制裁措施且允许发动战争的条约是好的，而一个禁止发动战争的条约却是毫无价值的，除非它规定了制裁措施。这是什么价值逻辑。”[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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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符合逻辑与否，对这一批评都需要给出一个答案。非法化战争的支持者们得出了一个简单得令人吃惊却有效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该多边条约，那么其他各方“将不会再受条约义务约束，并可以对交战国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行动”。[158]新条约与《国际联盟盟约》或《日内瓦议定书》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它不要求各国以任何具体方式做出反应，如对当事方或非当事方实施军事或经济制裁。这样一来，各国将被免除对正在诉诸战争的国家不诉诸战争的义务。[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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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的同时，莱文森与凯洛格进行了会面。正如莱文森在给博拉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恰当地制定禁止战争的条约将面临诸多问题，凯洛格对此异常恼火。凯洛格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似乎被这一想法困扰，即法国很不理智，它制造了不可能实现的条件”。莱文森对他的反应感到不安。他指出，让他感到诧异是，使得凯洛格如此恼火的竟然“仅仅是措辞问题”。“我亲爱的博拉，”他在信的结尾写道，“为了世界和平，你依然任重道远。”[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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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周后，凯洛格就向法国发去了一份条约建议草案，这份草案与最初的双边协议的草案非常相似。[161]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凯洛格拒绝在条约中添加附加条款、附加说明和例外条款等，目的是保持文本简洁。最后通过的草案只有两项实质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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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各缔约国以各自人民的名义庄严宣布，他们谴责为解决国际争端而诉诸战争，并在相互关系中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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