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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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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凯洛格不满地得出结论说，他不能对白里安的提议保持沉默。该做些什么呢？这个提议使他处于两难境地。接受它，意味着美国将被纳入它一直以来小心回避的欧洲联盟体系；拒绝它，自己不仅会受到巴特勒、肖特维尔及其国际主义者盟友的攻击，还会被怀疑怀有军国主义意图。经过深思熟虑，他采取了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将白里安的提议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开放，这样就把法美双边协定变成一个多边协定。尽管莱文森多年来一直在倡导签订这样一个多边条约，包括他与凯洛格的通信都在倡导，但凯洛格后来声称这是他自己的想法：“我准备了一份照会，提议由主要大国签署一项多边条约，并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这是此类条约的第一个建议。”[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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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阻止拟议中的法美双边安排，凯洛格起草了一份照会发给法国驻美国大使保罗·克洛代尔（Paul Claudel），指出法美友谊“令人欣慰地不依赖于任何正式约定”。然后，他改变了提议：“在我看来，法美两国政府可以努力争取让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声明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从而可能对世界和平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而不仅仅满足于发表白里安先生提出的那种性质的双边宣言。”[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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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表态，凯洛格避开了白里安提议所隐含的陷阱。事实上，凯洛格最初接受多边条约的想法可能并不是出于对非法化战争的渴望，而是为了在不直接拒绝双边条约的情况下结束它。毕竟，鉴于法国曾希望将美国拉进一个实际上的同盟，因而他怀疑对于以同样条件向所有国家开放的协议，法国的热情会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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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凯洛格的怀疑似乎是对的。在收到凯洛格的回应后，白里安都似乎要完全放弃这个议题了。不仅是因为一个全球性的条约无法在美国和法国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联系，还因为它威胁到法国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而建立的脆弱的联盟体系。一项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协议将破坏法国与比利时、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签订的《洛迦诺公约》，以及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双边协定。上述条约要求各国在受到攻击时，发动战争以保护彼此。但根据新条约，法国可能会发现自己既有义务发动战争，同时也被禁止这样做。更糟糕的是，在攻击发生时，新条约可能会阻止其盟友保卫法国。因此，一个多边条约会威胁法国在欧洲的地位，而不是加强它的地位。但是，这位因为促成《洛迦诺公约》签订而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怎么会拒绝签订一项让所有国家放弃战争的条约呢，更不用说该条约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他所提议的条约的行动性条款了？凯洛格不仅让自己从一个陷阱里跳出来，还把白里安推进了一个同样令人烦恼的陷阱里。[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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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外交上的交锋，他热烈称赞了总统和凯洛格。“如果说以前我有时对政府的国际观点缺乏信心的话，”他给总统写道，“那么，现在让我记录下我对您天才般的直觉决断力的无限赞赏和感激，这种决断力就是您目前的立场。我真诚地相信，凯洛格对白里安的提议做出的回应将成为世界和平史上最伟大的里程碑。”[151]然而，他私下里却向杜威发牢骚说，凯洛格在回应中没有使用“非法化战争”一词。“显然肖特维尔及其追随者对他施加了足够的压力，以至于剥夺了我们使用这个词的荣耀。”[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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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凯洛格没有使用莱文森的词语，但他的回应使莱文森的梦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尽管《日内瓦议定书》使用了非法化战争这样的语言，但它却威胁各方侵犯非缔约国的中立权利，从而以结束战争的名义增加了战争的风险。白里安提议的条约草案——凯洛格建议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开放——中没有这样的要求。虽然制裁措施的缺失可能使得该提议看起来更软弱些，但它实际上使得该提议的约束力变得更加强大。早些时候的提议明确指出了非法化战争的含义，这在那些试图结束旧世界秩序的国家和那些仍然坚持这一秩序的国家之间激起了一场冲突。如果凯洛格和白里安能达成协议，那么这一草案通过宣布战争非法——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项工具，将放弃战争的后果留待后续处理，就避免了上述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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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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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凯洛格和他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卡斯尔（William Castle）与法国大使保罗·克洛代尔进行了谈判，后者代表白里安谈判。随着谈判的展开，卡斯尔在日记中写道，“越来越明显的是”，白里安提出签订双边协议的建议“仅仅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且现在他已经临阵退缩了。如果我们把他的提议向所有国家开放，并且让他做点什么，或者拒绝做点什么，这些提议肯定会被冻结”。[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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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人员必须清晰地决定该公约到底该禁止什么。它是否应该仅仅禁止“侵略战争”，从而让各国自由地从事“防御性战争”？它应该保留自卫权吗？这些是莱文森和肖特维尔长期争论不休，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或解决问题的方案。莱文森一直坚持要宣布所有战争非法，而肖特维尔则极力要求只禁止“侵略战争”。肖特维尔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区别的区分，因为莱文森允许自卫，在肖特维尔看来，这就是允许国家发动防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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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凯洛格赞同莱文森的观点，认为任何关于侵略或防御战争的表述都是不必要的，而且实际上是适得其反。[154]他也认为自卫权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拒绝在条约中保留这一权利。就像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证时所说的那样，“我无法理解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国家都要签署一项条约，而这个条约又可以被解释为如果一个国家受到了攻击，它就被剥夺了自卫权。而事实上，自卫权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也是每个人的固有权利，因此它在每一项条约中都是不言而喻的”。他接着说：“我说过，没有必要对‘侵略者’ 或‘自卫’做任何定义。我认为，无论如何也无法对其做精确界定。”[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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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禁止战争的规定如何执行。与《国际联盟盟约》不同的是，拟议的条约不允许各国发动战争以实现和平。与《日内瓦议定书》不同的是，它没有提供严厉的金融制裁措施。那么，它该如何执行呢？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抱怨说，没有制裁措施的条约将毫无价值。他写道：“我认为，宣布放弃战争不能或不会推进世界和平，只要世界和平受到威胁，唯有采取共同行动才能奏效。”[156]莱文森在给博拉的电报中愤怒地说：“在李普曼看来，一个没有制裁措施且允许发动战争的条约是好的，而一个禁止发动战争的条约却是毫无价值的，除非它规定了制裁措施。这是什么价值逻辑。”[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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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符合逻辑与否，对这一批评都需要给出一个答案。非法化战争的支持者们得出了一个简单得令人吃惊却有效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该多边条约，那么其他各方“将不会再受条约义务约束，并可以对交战国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行动”。[158]新条约与《国际联盟盟约》或《日内瓦议定书》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它不要求各国以任何具体方式做出反应，如对当事方或非当事方实施军事或经济制裁。这样一来，各国将被免除对正在诉诸战争的国家不诉诸战争的义务。[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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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的同时，莱文森与凯洛格进行了会面。正如莱文森在给博拉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恰当地制定禁止战争的条约将面临诸多问题，凯洛格对此异常恼火。凯洛格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似乎被这一想法困扰，即法国很不理智，它制造了不可能实现的条件”。莱文森对他的反应感到不安。他指出，让他感到诧异是，使得凯洛格如此恼火的竟然“仅仅是措辞问题”。“我亲爱的博拉，”他在信的结尾写道，“为了世界和平，你依然任重道远。”[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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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周后，凯洛格就向法国发去了一份条约建议草案，这份草案与最初的双边协议的草案非常相似。[161]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凯洛格拒绝在条约中添加附加条款、附加说明和例外条款等，目的是保持文本简洁。最后通过的草案只有两项实质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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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各缔约国以各自人民的名义庄严宣布，他们谴责为解决国际争端而诉诸战争，并在相互关系中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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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各缔约国同意，对于在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争端或冲突，无论何种性质或何种来源，除和平方式外，不得寻求其他方式处理或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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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凯洛格和他的同行们在文本上达成一致，他们就转而讨论条约将在哪里签署的问题。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鼓励凯洛格前往欧洲参加签约仪式。[162]如果在巴黎举行签约仪式，所有国家的外交部长都将出席，而要是在美国举行签字仪式的话，出席的人将会少很多。凯洛格同意了，但坚持要提前敲定文本。[163]这个签约仪式将是一个“庄严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场合”，而且“只有高级官员”才能签署该条约。[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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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27日，15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巴黎，签署这个宣布废弃战争的条约。政要们聚集在时钟厅里，当部长们一个挨着一个坐下来肯定自己国家对和平的承诺时，照相机的闪光灯让大厅里的空气变得灼热起来。然后，部长们逃到法国外交部的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他们摆姿势合影时明显松了一口气。莱文森给博拉发电报遥相庆祝：“我们梦想的第一步今天实现了，这预示着臭名昭著的战争体系将会毁灭。”[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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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乘坐美军“底特律号”驱逐舰（USS Detroit）回国途中，凯洛格接到了美国在巴黎的大使馆发来的一封“海军急件”，这封邮件总结了铺天盖地的正面报道。其中，《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称，“对于开启了辉煌外交的《非战公约》起草人凯洛格国务卿，应该不吝赞美之词”。《纽约先驱论坛报》激情澎湃地表示：“在这一历史性事件中，美国人民可以为凯洛格先生的表现感到骄傲。为了和平，各国齐聚一堂，这件事充满了庄严，他的谦虚和真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华盛顿星报》（The Washington Star）宣称：“这一天，世界各国应该欢欣鼓舞。”[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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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拉参议员的大力支持下，该条约在美国参议院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1929年1月16日，《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条约》（后来被称为《巴黎和平公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在参议院以85票对1票通过，只有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约翰·J.布莱恩（John J. Blaine）投了反对票。[167]第二天，美国总统批准了它。到1929年7月24日，所有签字国都正式批准了该条约。此后，它便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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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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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越接近达成，凯洛格就越激动。既然这是国际法律，他就有机会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68]尽管在公开场合他假装不感兴趣，但公约签订后不久，凯洛格就发起了一场全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运动。[169]他指示自己的助手威廉·贝克（William Beck）与数十位领导人进行系统地接触，以征求支持他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信件，甚至还提出愿意支付他们向诺贝尔奖委员会发电报的费用。[170]随之而来的是密集的行动，寻求社会名流的支持。凯洛格还亲自给一些亲密朋友和同事写信，要求他们争取更多的支持信。[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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