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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时代早期，西周帮助制定了几乎所有重要的陆军和海军条例[110]，包括1872年的第一部军法（Military Criminal Code）和1873年的第一部兵役法（Conscription Act）。[111]他是1878年《军人训诫》（Gunjin kunkai）的主要作者，该条例列举了军事行为的准则，以及1882年的《军人敕谕》（Gunjin chokuyu），该令阐明了军事行为的道德基础。[112]西周还起草了手册《军人守则》（Doppo），所有在皇室服役的士兵随身携带。[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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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著作中贯穿着一种对世界历史的鲜明态度。在荷兰，他研究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他相信，这个世界会通过一个世界共和国最终实现和平——但要到“最早一万年以后”才能实现。[114]他认为，只有通过使用权力，才能实现最终的启蒙。“日本和西方的历史都表明，这种情况没有先例，即两国或更多国家的联盟是通过谈判、借助宗教美德、基于某个理论或立法而形成。不，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不能形成联盟，唯有依靠武力。”因此，为了保持独立，日本必须武装起来：“有独立国家，肯定会有政府；有政府，肯定会有军事力量；有军事力量，必须有军备。”[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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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西周担任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天皇的私人老师，教授西方历史和哲学。这位天皇很快就会带领这个国家发动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批战争。他的孙子裕仁（Hirohito）将延续这一传统。[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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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变成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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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西方法律秩序了解得越多，就越能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机遇和威胁。通过格劳秀斯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日本领导人逐渐将朝鲜视为一种危险。正如一位德国军事顾问所说，其最近的邻居是一把“直指日本心脏的匕首”。[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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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对日本构成一种威胁，不是因为它的实力，而是因为它的孱弱。作为中国的一个防卫薄弱的朝贡国，对西方那些侵略成性的国家来说，朝鲜是一个诱人的猎物。正如西周后来解释的那样，保卫一国边界“就像乘坐火车三等舱；一开始有足够的空间，但随着更多的乘客进入，他们就没有地方可坐。……这种必然性逻辑要求人们牢牢地固定两脚，把胳膊肘伸进任何可能形成的开放空间，若非如此，其他人就会关闭这个开放空间”。[118]他和他的政府同僚们决定不让朝鲜这个开放空间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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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已经知道，没有正义理由的话，他们就不能发动攻击。但是他们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理由呢？朝鲜几乎和曾经的日本一样与世隔绝。因此，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为战争提供一个理由。1868年，朝鲜君主拒绝承认日本天皇的王政复古，并成功地羞辱了日本天皇。作为中国的附属国，朝鲜只承认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但仅仅一次羞辱尚不足以让日本发动一场战争。王政复古运动的支持者西乡隆盛（Saigo Takamori）提出一项计划，即激怒朝鲜皇室一名成员将自己杀死，这样出兵朝鲜的理由可能就充分了。但是其他人担心他的计划太冒险了。[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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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日本转而遵循了佩里准将的做法。1875年，它派遣荷兰建造的最新军舰中的一艘“云扬号”（Un’yo）去“勘测”朝鲜海岸。当这艘军舰进入江华岛附近水域寻找淡水和柴火时，它遭遇了朝鲜驻军的射击。日本将朝鲜的反应作为入侵江华岛的法律依据，屠杀了驻扎在岛上的朝鲜士兵，并将许多建筑夷为平地。[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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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了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日本随即派出了两艘军舰和三艘运兵船，载着800名士兵，停泊在距离汉城20英里地方。随船出发的日本使者要求朝鲜通过开放贸易关系来补偿日本。朝鲜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让步。1876年，日本和朝鲜签订了《朝日修好条约》（Treaty of Amity），这是朝鲜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21]在精心安排的签约仪式上，日本向朝鲜赠送了一套礼物，与20年前佩里赠送日本的礼物如出一辙。尽管这套礼物中没有白旗，但有几样体现西方技术的东西——一门大炮、一把六发式左轮式手枪、一只怀表、一个气压计和一个指南针。[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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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条约与西方几年前迫使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非常类似。根据《江华条约》（Treaty of Ganghwa Island），朝鲜向日本开放三个贸易港口，规定互换使节和常驻外交使团，承诺援助失事日本船只，允许日本商人不受阻碍地进行贸易，并保证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根据日本法律生活的权利。它还规定了特定关税税率。[123]在谈判过程中，朝鲜人对国际法的规则感到困惑。[124]日本外交官解释说，该条约“以国家间习惯性交往的先例为依据，以世界运行的公正方式为基础”。[125]这个当年的小学生如今变成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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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与日本强加给朝鲜的不平等条约之间有一个关键区别。朝日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是“一个享有与日本相同主权的独立国家”。[126]在一项被强制执行的条约的开头设置这样一则条款，似乎令人费解。但这是有具体原因的，因为朝鲜半岛长期以来与中国维持朝贡关系，日本希望切断朝鲜与中国的关系。[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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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下手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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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阻止条约签订，也无法抵御西方对朝鲜的入侵，中国便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如果不能把外国人拒之门外，还不如让他们都进来。这样一来，各国在阻止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单独控制朝鲜上都将利益攸关。因此，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鼓励朝鲜王朝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条约。[128]然而，这一策略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对于现在熟悉西方国际法和军事战略的日本人来说，中国的战略让步突显了朝鲜半岛力量的虚弱和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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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脆弱性将使结果变得难以忍受。1884年，中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日本支持了朝鲜的一次政变企图，而中国帮助朝鲜挫败了这场政变。为了避免全面战争，1885年，日本和中国缔结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Convention of Tientsin）。他们都同意从朝鲜半岛撤军，并且在没有事先书面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不得重新向朝鲜半岛派出军队。[129]10年后的1894年，朝鲜王朝政权受到农民起义的威胁，请求中国提供援助。中国派出了近3000人的部队帮助击败了叛军。[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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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对中国军队的到来感到震惊，担心中国会利用此次机会再次加强对朝鲜的控制[132]，或者更糟的是，西方列强会看到一个征服的机会。如果朝鲜仍然处于“落后”和“未开化”状态，它将成为“外国掠食者的猎物”。[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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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决定先下手为强。[134]它宣称，中国派遣军队进入朝鲜，违反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的义务，这一行为给日本提供了发动战争的理由。1894年，日本发动了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以夺取对朝鲜的控制权。在他的宣战书中，西周原先的学生明治天皇宣布，日本将依据西方法律秩序规定行事：“朕兹对清国宣战，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苟不违反国际公法，即宜各本权能，尽一切之手段。”[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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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几乎一开始就结束了。在这场标志着日本成为一个强大军事强国的决定性胜利中，日本控制了朝鲜半岛，结束了中国与其长达几个世纪的朝贡关系。[136]作为和平的要价，日本不仅要获取整个朝鲜，还要获取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东南部的辽东半岛，该地区当时还处在中国的脆弱控制之下。“我们是征服者，你们是被征服者”，日本代表向畏畏缩缩的中国代表团解释说。[137]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日本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并签署了1895年的《马关条约》（Treaty of Shimonoseki）。[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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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薪尝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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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如此精明的学生，欧洲列强对此感到极不痛快。他们担心日本会破坏远东地区的势力均衡，并且干扰让他们很容易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不过，他们也没有多少选择余地。[139]毕竟，日本征服朝鲜，侵占了辽东半岛，是在按照旧世界秩序的规则行事。因此，西方列强提出了一种创造性的格劳秀斯式替代方案：日本放弃 对辽东半岛的领土主张，以换取中国的货币补偿，而西方列强将私下里为中国提供资金。[140]作为对西方列强提供资金的回报，中国将同意俄国租用旅大地区25年，以及给予俄国修建一条从大连到旅顺口的铁路的权利，这将使俄国获得一个梦寐以求的进入太平洋的不冻港。这项交易在1896年的一系列协议中得到了确认。[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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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货币补偿并不是西方列强向日本提供的唯一刺激举措。日本外交官知道，如果日本不同意这项交易，三大国将进行军事干预。尽管日本没有给它们提供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然而日本官员担心，西方列强会“找到”一个。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日本将失去所有战果，因为它永远无法抵抗它们的联合力量。在日本准备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时刻，它重新学到了一个格劳秀斯式基本教训。正如其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说，“缺乏军事力量支持的外交努力不会成功，不管其目标有多合法”。[142]日本民众对这一让步的失望情绪很快就被“卧薪尝胆”的态度或者是“下定决心下次做得更好”的态度取代。[143]他们认为，日本若要被西方列强认真对待，就不得不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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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薪尝胆”的态度很快就得到了回报。日本开始将俄国在该地区的存在视为一种无法忍受的威胁。1904年，在没有得到俄国不会干涉朝鲜的外交保证之后，日本对旅顺港发动了攻击，后者是南满铁路的终点。[145]在日俄战争最后一场也是决定性的战役对马岛战役中，日本摧毁了三分之二的俄国舰队，同时也摧毁了俄国要成为主要海上强国的野心。在随后的和平谈判中，日本坚持要收回之前放弃的大部分权益。在1905年的《朴次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中，俄国同意不干涉日本在朝鲜的行动。俄国和日本都同意，撤出中国东北，东北地区归还中国，但有几个重要的例外：日本保留了对辽东半岛及其战略港口旅顺和大连的控制权，以及对新建的穿过东北地区的铁路系统的控制权。[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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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在布鲁克林长岛历史学会（Long Island Historical Society）大厅举行的雨果·格劳秀斯诞辰325周年庆典上，高桥作卫（Takahashi Sakuye）站在一群观众面前发表演讲。高桥是一名国际法教授，曾在日俄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担任日本外务省法律顾问。[147]他的演讲题目是“雨果·格劳秀斯在东方的影响”（“Influence of Hugo Grotius in the East”）。他解释说：“大约40年前，甚至没有一个日本人对现代国际法有任何了解。”[148]从那时起，“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历经了诸多艰难困苦，我敢说，对于这些，日本应该心存感激，因为那些艰难困苦促使它学习国际法，成为格劳秀斯的好学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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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的第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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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先后两次赢得战争的情况下，日本此时正处于一种奇怪而获利丰厚的地位，它控制着俄国修建的穿越中国东北的铁路。在日本战胜俄国25年之后，重新改名为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Japanes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的铁路公司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该公司不仅在中国东北经营着广阔的铁路系统，还拥有诸多煤矿、发电厂和钢铁厂。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极其相似，这个铁路公司几乎具备一个主权国家的功能，它拥有学校、图书馆、医院、公用事业、农业和工业生产。[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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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铁路公司的成功和扩张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记录了数百起中国人反抗居住在该地区的日本人的事件。其中一起事件是这样发生的。在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叫万宝山的小村庄外，朝鲜移民在中国农民的土地上挖了一条灌溉渠，截断了中国农民的灌溉用水。中国农民采取措施，赶走了朝鲜人，并把大部分的沟渠填满。驻扎在南满铁路第一站长春附近的日本领事警察 （consular police）代表朝鲜人（毕竟，他们现在是日本的臣民）进行了干预，中国农民做出了让步。但是，在日本人的策划下，日本和朝鲜报纸对该事件进行了耸人听闻的而且往往不准确的报道，这在朝鲜各地引发了反华骚乱，导致100多名中国侨民死亡。[151]作为回应，反日事件在中国全境爆发，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愤怒和不满。双方都紧张不安。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和日本也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在日本，农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绝望。[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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