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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阻止条约签订，也无法抵御西方对朝鲜的入侵，中国便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如果不能把外国人拒之门外，还不如让他们都进来。这样一来，各国在阻止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单独控制朝鲜上都将利益攸关。因此，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鼓励朝鲜王朝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条约。[128]然而，这一策略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对于现在熟悉西方国际法和军事战略的日本人来说，中国的战略让步突显了朝鲜半岛力量的虚弱和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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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脆弱性将使结果变得难以忍受。1884年，中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日本支持了朝鲜的一次政变企图，而中国帮助朝鲜挫败了这场政变。为了避免全面战争，1885年，日本和中国缔结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Convention of Tientsin）。他们都同意从朝鲜半岛撤军，并且在没有事先书面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不得重新向朝鲜半岛派出军队。[129]10年后的1894年，朝鲜王朝政权受到农民起义的威胁，请求中国提供援助。中国派出了近3000人的部队帮助击败了叛军。[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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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对中国军队的到来感到震惊，担心中国会利用此次机会再次加强对朝鲜的控制[132]，或者更糟的是，西方列强会看到一个征服的机会。如果朝鲜仍然处于“落后”和“未开化”状态，它将成为“外国掠食者的猎物”。[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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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决定先下手为强。[134]它宣称，中国派遣军队进入朝鲜，违反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的义务，这一行为给日本提供了发动战争的理由。1894年，日本发动了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以夺取对朝鲜的控制权。在他的宣战书中，西周原先的学生明治天皇宣布，日本将依据西方法律秩序规定行事：“朕兹对清国宣战，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苟不违反国际公法，即宜各本权能，尽一切之手段。”[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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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几乎一开始就结束了。在这场标志着日本成为一个强大军事强国的决定性胜利中，日本控制了朝鲜半岛，结束了中国与其长达几个世纪的朝贡关系。[136]作为和平的要价，日本不仅要获取整个朝鲜，还要获取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东南部的辽东半岛，该地区当时还处在中国的脆弱控制之下。“我们是征服者，你们是被征服者”，日本代表向畏畏缩缩的中国代表团解释说。[137]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日本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并签署了1895年的《马关条约》（Treaty of Shimonoseki）。[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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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薪尝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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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如此精明的学生，欧洲列强对此感到极不痛快。他们担心日本会破坏远东地区的势力均衡，并且干扰让他们很容易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不过，他们也没有多少选择余地。[139]毕竟，日本征服朝鲜，侵占了辽东半岛，是在按照旧世界秩序的规则行事。因此，西方列强提出了一种创造性的格劳秀斯式替代方案：日本放弃 对辽东半岛的领土主张，以换取中国的货币补偿，而西方列强将私下里为中国提供资金。[140]作为对西方列强提供资金的回报，中国将同意俄国租用旅大地区25年，以及给予俄国修建一条从大连到旅顺口的铁路的权利，这将使俄国获得一个梦寐以求的进入太平洋的不冻港。这项交易在1896年的一系列协议中得到了确认。[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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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货币补偿并不是西方列强向日本提供的唯一刺激举措。日本外交官知道，如果日本不同意这项交易，三大国将进行军事干预。尽管日本没有给它们提供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然而日本官员担心，西方列强会“找到”一个。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日本将失去所有战果，因为它永远无法抵抗它们的联合力量。在日本准备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时刻，它重新学到了一个格劳秀斯式基本教训。正如其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说，“缺乏军事力量支持的外交努力不会成功，不管其目标有多合法”。[142]日本民众对这一让步的失望情绪很快就被“卧薪尝胆”的态度或者是“下定决心下次做得更好”的态度取代。[143]他们认为，日本若要被西方列强认真对待，就不得不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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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薪尝胆”的态度很快就得到了回报。日本开始将俄国在该地区的存在视为一种无法忍受的威胁。1904年，在没有得到俄国不会干涉朝鲜的外交保证之后，日本对旅顺港发动了攻击，后者是南满铁路的终点。[145]在日俄战争最后一场也是决定性的战役对马岛战役中，日本摧毁了三分之二的俄国舰队，同时也摧毁了俄国要成为主要海上强国的野心。在随后的和平谈判中，日本坚持要收回之前放弃的大部分权益。在1905年的《朴次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中，俄国同意不干涉日本在朝鲜的行动。俄国和日本都同意，撤出中国东北，东北地区归还中国，但有几个重要的例外：日本保留了对辽东半岛及其战略港口旅顺和大连的控制权，以及对新建的穿过东北地区的铁路系统的控制权。[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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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在布鲁克林长岛历史学会（Long Island Historical Society）大厅举行的雨果·格劳秀斯诞辰325周年庆典上，高桥作卫（Takahashi Sakuye）站在一群观众面前发表演讲。高桥是一名国际法教授，曾在日俄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担任日本外务省法律顾问。[147]他的演讲题目是“雨果·格劳秀斯在东方的影响”（“Influence of Hugo Grotius in the East”）。他解释说：“大约40年前，甚至没有一个日本人对现代国际法有任何了解。”[148]从那时起，“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历经了诸多艰难困苦，我敢说，对于这些，日本应该心存感激，因为那些艰难困苦促使它学习国际法，成为格劳秀斯的好学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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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的第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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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先后两次赢得战争的情况下，日本此时正处于一种奇怪而获利丰厚的地位，它控制着俄国修建的穿越中国东北的铁路。在日本战胜俄国25年之后，重新改名为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Japanes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的铁路公司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该公司不仅在中国东北经营着广阔的铁路系统，还拥有诸多煤矿、发电厂和钢铁厂。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极其相似，这个铁路公司几乎具备一个主权国家的功能，它拥有学校、图书馆、医院、公用事业、农业和工业生产。[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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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铁路公司的成功和扩张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记录了数百起中国人反抗居住在该地区的日本人的事件。其中一起事件是这样发生的。在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叫万宝山的小村庄外，朝鲜移民在中国农民的土地上挖了一条灌溉渠，截断了中国农民的灌溉用水。中国农民采取措施，赶走了朝鲜人，并把大部分的沟渠填满。驻扎在南满铁路第一站长春附近的日本领事警察 （consular police）代表朝鲜人（毕竟，他们现在是日本的臣民）进行了干预，中国农民做出了让步。但是，在日本人的策划下，日本和朝鲜报纸对该事件进行了耸人听闻的而且往往不准确的报道，这在朝鲜各地引发了反华骚乱，导致100多名中国侨民死亡。[151]作为回应，反日事件在中国全境爆发，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愤怒和不满。双方都紧张不安。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和日本也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在日本，农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绝望。[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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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报纸所谓的“中村屠杀案”[153]发生后，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1931年6月上旬，一个名叫中村震太郎（Nakamura Shintaro）的日本军官和几个同伴化装成平民，携带新护照，隐匿身份，在中国东北军事敏感地区旅行。他们在中东铁路沿线停了几站，做了大量的记录。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当地军队的注意，当地军队逮捕了这个团伙。中村自称农业专家，但当地军队发现他携带了军用地图、麻醉剂、武器和测量仪器。由于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中村从事了间谍活动，中国军队处决了他。[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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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村的死讯传出后，日本民众和军队大为震惊。中村肯定是一个间谍，主要搜集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西北部所需信息，但这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中村的一些同事要求对杀害他们的行为进行报复。他们认为，是时候夺取东北剩余地区了。[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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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认识到一个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敏感地区派遣间谍并被抓到，其法律地位将是脆弱的，因此，日本政府没有批准这一大胆行动。它转而允许日本民众激发反华的愤怒情绪。当日本获悉中国计划修建一条通过东北地区的铁路，而这条铁路建成后可能会威胁到日本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时，日本民众和军队都迫切地想要复仇。[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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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秋初被派去保卫南满铁路 的年轻日本军官们知道，他们的政府没有批准接管东北地区。他们被安排在铁路两侧的62米宽的狭长地带上巡逻，而中国则修建了一条与其竞争的铁路，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失去了意义。但东京政府不可能让他们面对直接攻击时坐以待毙。年轻的军官们制订了一个计划：9月18日晚上，他们在自己受命保护的铁路沿线放置了炸药包。他们的行动可能得到几个上司的默许，其中包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Honjo Shigeru）将军。此人后来切腹自杀（仪式性自杀），从而没有在起诉他的战后东京战争罪行审判法庭上就这些事件及其他活动作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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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政府派遣军官建川美次（Tatekawa）赶往中国东北，以阻止日本军队的异动。就在建川到达的当晚，年轻的军官们炸毁了柳条湖一段铁路。消息抵达日内瓦，世界各国代表开始做出反应时，日军已经开始发起一连串的行动，很快就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158]虽然东京政府没有策划这次袭击，但它允许其军队将控制权从东北地区的南方延伸到北方，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立国家”——一个日本的傀儡政府——所谓的“满洲国”。[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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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随时准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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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事态发展，国际联盟收到了相互冲突的说法。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声称，日本的铁路遭到了中国土匪的非法袭击，其军队只不过采取了“合法自卫措施”。[160]中国代表施肇基博士回应说，日本公然违反了《非战公约》和《国际联盟盟约》。[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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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确定真相，国际联盟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去调查，由维克多·亚历山大·乔治·罗伯特·布尔沃-李顿（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lwer-Lytton）率领，他是第二代李顿伯爵。1932年春天，调查团在东北地区花了六周时间拼凑出了事件过程。调查团成员采访了冲突双方的参与者，并追踪了军事行动的进程。他们的调查显示，日本是侵略者。[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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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提交的李顿调查团报告得出的结论是，1931年9月18日晚间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不能被视为合法自卫措施”，但为了缓和这一结论对日本的冲击，该报告书不排除“现场的日军军官可能认为他们是在采取自卫行动”这种可能性。它还得出结论，伪满洲国“不能被认为是通过一场真正的、自发的独立运动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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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认识到，他们的结论将会产生爆炸性影响，日本不会完全接受它们。日本代表团新任首席代表松冈洋右（Matsuoka Shuzo）[163]是个强硬派，之前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工作，起初担任一名董事，后来担任副总裁。[164]松冈曾竭力勾结中国各路军阀来扩大南满铁路公司的控制面积。现在，既然如此宝贵的领土已经被己方获得，他就不会把它归还给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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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出生在日本，但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长大，毕业于俄勒冈大学法学院，皈依了基督教，他能流利地说英语并了解西方文化。[165]然而，他举止粗鲁，动不动就使用煽动性的甚至是攻击性的语言。1932年12月8日，在回应李顿报告书时，他将调查结论对日本的攻击比作基督受难（Passion of Christ）。“我们日本人觉得我们现在被审判了。欧洲和美国的一些人甚至希望在20世纪把日本钉上十字架。先生们，日本随时准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松冈尖声咆哮：“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正确的！”他威胁要退出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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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国愿意与松冈达成交易，但小国却犹豫不决。[166]1932年12月，爱尔兰自由邦、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和瑞典对日本提出了谴责。[167]与中国一样，它们也将自己的未来与《非战公约》和国际联盟这样的“锚定”拴在了一起。如果它们承认日本的行动具有合法性，那么就会像中国一样失去保护。这证明了战后脆弱的和平正在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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