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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913年，史汀生担任战争部长，其间他实施了由鲁特最先提出的军事现代化计划。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加入了他曾经领导的部队，为军队做志愿者并担任法军炮兵军官，后来被授予上校军衔。他衣冠楚楚、身材匀称，具有“军人风度和骑手风姿”，在公共场合总是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打着领带，留着整齐的胡子。[29]他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说：“他是一个极其正直的人，但凡与他一起工作，除了对他信任有加之外，无须担心任何事情。”[30]史汀生的挑剔也是出了名的。例如，他和妻子不招待离婚人士。[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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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史汀生接受了胡佛总统的任命成为国务卿。在上任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他就准备主持定于1929年7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宣布《非战公约》生效的仪式。[32]但是，随着这一日期临近，苏联和中国在东北地区似乎即将要爆发冲突。史汀生呼吁上述国家保持克制，提醒它们遵守《非战公约》规定的新的条约义务。[33]苏联人民委员的回复让史汀生松了一口气：“我们签署《非战公约》不仅仅是一个外交姿态……除非我国遭到侵略，否则我们不会开战。”[34]在仪式上，胡佛总统向“全世界”祝贺《非战公约》生效，该条约承诺“仅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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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史汀生在仪式举行前夕避免了各国之间的敌对行动，但他无法阻止它们。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史汀生希望中日双方能自行化解紧张局势。他告诉美国驻日本大使，他正在“尽一切努力挽回日本的面子，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自己与中国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他警告说，“他们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36]然而，当日本飞机1931年10月在锦州城投下了大约80枚炸弹后，这种警惕的等待就戛然而止了。由于锦州离（南满）铁路区相当远，因此日军轰炸的目标可能是已经从奉天迁至锦州的中国省级政府。[37]此时，史汀生发现，他的“不偏不倚”政策收效甚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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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危机很难引起胡佛总统的注意，因为此时他正肩负着领导美国走出严峻的经济大萧条的艰巨任务。[39]但是胡佛总统清楚地知道一件事：他不想美国卷入远东的侵略行动。[40]除了怕被牵扯进国外事务之外，胡佛还担心，任何介入远东地区事务的行动都将激怒孤立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赫斯特报团（Hearst newspapers）。[41]因此，胡佛只同意对日本施加“道德压力”，即外交规劝。因为他认为经济和军事制裁是“战争之路”，所以一再排除两者作为政策手段。[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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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持续，以及日本继续向中国东北扩张，对其进行道德制裁显然 没有效果。于是，国联开始讨论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的可能性。为了表示对这一行动的支持，史汀生说服胡佛派一名美国代表参加一个“以《非战公约》为主题”、与国际联盟联合召开的会议。[43]但是，当英国外交大臣询问美国是否会加入针对日本的禁运时，史汀生回答说，美国不会加入。然而，胡佛以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支持姿态，授权史汀生明确表示，美国舰队不会干涉国联实施的禁运。此外，考虑到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他允许史汀生表达这一点，即“拒绝与日本进行贸易的自愿行为可能会带来私人禁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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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他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作如此考虑。因为在旧世界秩序下，如果对日本实施英国提出的那种经济制裁，那将违反中立国家需要保持公正的法律义务。事实上，这将是一种战争行为。对于美国而言，在失业率高达25%且选民普遍持孤立主义态度的情况下，这种行为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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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史汀生现在开始认为制裁不是战争之路，而是和平之路。[45]他并不是自己形成了这个想法。两年前，他读过莱文森的一篇文章，他们是耶鲁大学的同学。他们曾一度失去了联系，但在1929年4月，也就是史汀生成为国务卿后不久，他们又恢复了联系。[46]史汀生给莱文森发了一封私人电报，邀请他出席在白宫举行的庆祝《非战公约》生效的仪式。[47]他们早期的通信主要关于提议美国加入常设国际法院。史汀生希望莱文森能帮忙说服博拉参议员，他担心后者会像十年前领导反对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运动那样，领导运动反对美国加入常设国际法院。[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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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30年1月，史汀生给莱文森写信讨论了另一个议题：“《基督教世纪》的编辑把你关于和平制裁的文章寄给了我，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它。这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你知道，我已经在考虑你提出的一些观点，而你引用的那些权威观点非常有趣。”[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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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汀生提到的那篇文章中，莱文森谈到了一个他长期抵制、令人烦恼的问题：《非战公约》怎样才能被执行？[50]莱文森第一次公开承认，仅仅宣布废弃战争是不够的。需要有什么东西来取代它。他现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用“和平制裁”取代“武力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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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和平制裁”是什么？根据莱文森的说法，关键是要否认非法征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如果发动战争是非法的，那么通过战争而进行的征服则不应具备合法所有权。”他认为，拒绝赋予战争以法律效力将成为一种真正的制裁，因为这将意味着“一个决心要对外征服的国家，再也不能获得对任何事物不可剥夺的所有权”。[51]正如当他形成这个想法之后给一个朋友写信所说的，任何国家再也不能“通过残暴的武力确立权利、正义或所有权”。[52]是的，侵略者仍然可以使用武力夺取一座城市，“但从法律上讲，它不会变成属于他的城市”。[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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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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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读了同学的文章近两年后，史汀生面临着如何应对日本入侵中国的困境。到1931年12月，很明显，国联不会再考虑对日本实施军事或经济制裁，而是转向组建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即后来的李顿调查团来对此事进行调查。然而，史汀生仍在考虑莱文森的建议。因为针对日本的抵制行动可能需要军事力量来执行，而“和平制裁”则不需要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美国将会拒绝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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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知道自己的设想是史无前例的，可能会在白宫遭到质疑，于是他起草了两份不同的照会，准备发给中国和日本。第一份照会声明，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妨碍其在中国基于门户开放政策获得的商业权利的新协议。第二份照会是一份更宽泛的意向声明，以日本违反《非战公约》为由，声明美国不承认中国东北任何法律权利的改变。胡佛同意了史汀生的建议，采取第二种方案。[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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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8日，美国向中国和日本政府同时发出了外交照会。[55]这些照会宣布了美国的不承认政策，该 政策后来被称为史汀生主义（Stimson Doctrine）。史汀生写道：“美国政府不打算承认任何可能通过违反1928年8月27日《非战公约》的盟约和义务的方式产生的局势、条约或协议。”[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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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8日，史汀生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做了题为“《非战公约》三年发展”的演讲。在纽约豪华的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 Hotel），史汀生站在观众面前，身边是麦克风，通过国家广播公司向全国广播他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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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他开始演讲，“美国与法国一道发起了……所谓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它在1929年7月24日刚刚宣布获得批准后，就遭受了第一次挑战，而这只是一系列现在仍在继续的艰难挑战中的一个。”鉴于这些挑战的存在，他提议对《非战公约》当时的立场“以及我们希望它最终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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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老同学莱文森的观点差不多，他接着说：“在国际法诞生以来的几个世纪里，该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战争而存在的诸多原则的发展。”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被要求保持中立，“在两个交战方之间保持公正”。毕竟，战争是“一种使这些权利和义务产生的法律情势”。因此，国际法禁止中立国家偏袒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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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又接着说，1929年，世界各国宣布战争为非法。现在，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是“违法者”。因此，战争不再仅仅是直接参与其中的国家的法律关切，它现在还是与《非战公约》有关的所有国家的法律关切。史汀生宣称，由于“被一种新的战争观联系在一起”，即使在“遥远的中国”发生冲突，这些国家也必须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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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承认，在这个新世界里，单独一个国家的行动，即使是一个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几乎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但他坚持认为，和平制裁具有重大的集体分量：“当它变成全世界的谴责时，道德谴责（moral disapproval）就具有国际法迄今为止所未知的意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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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的演讲很受欢迎。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在一封信中盛赞它阐明了一种执行国际法的新方法：“《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是一个新世界的孩子，而且……一直在成长，并通过稳步的发展实现自己的成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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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史汀生的“孩子”成熟之前，胡佛总统就被富兰克林·罗斯福击败了，史汀生也因此被迫下台。他的继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对史汀生主义反应比较冷淡。他担心这会在美国最无力承担战争的时候把美国拖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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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美国放弃了这一主张，国联还是接受了它。[59]在过去几年里，国联成员国一直在辩论如何使《国际联盟盟约》与《非战公约》关于禁止战争制裁的规定协调一致。通过借鉴莱文森的和平制裁思路，史汀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走出僵局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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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改变的中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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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在史汀生主义影响下，国联警告说：“不承认任何可能通过违背《国际联盟盟约》或《非战公约》精神的方式而形成的形势、条约或协议，是国联成员义不容辞的义务。”[60]国联将禁止成员国承认领土征服。从国际联盟的角度来看，“满洲国”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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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秘书长致函所有会员国，列出了审议该问题的委员会提出的广泛且严厉的建议。该委员会鼓励成员国“无论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de jure or de facto）”都不承认“满洲国”政权。因此，“满洲国”不被允许加入国际公约或参加各类国际委员会和国际协会。委员会还劝阻成员国承认“满洲国”货币或护照。这封信提醒各成员国，“满洲国”不是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的成员，因此往返“满洲国”的邮政服务已被暂停。它最终建议，成员国应通知本国公民“在满洲接受特许或任命所带来的特殊风险”，尽管这些并非强行禁止。[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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