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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接受史汀生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到1933年2月，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国际联盟——包括战败的奥地利、德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同盟国（Central Powers）。[62]在接受了非成员国美国提出的史汀生主义之后，国际联盟成员国放弃了最古老的主权权利：征服权。国际关系上第一次，强权不再是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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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个例外。在处于退出国际联盟边缘的情况下，它投了弃权票。这种不同意见反映了日本对《非战公约》的罗生门式看法。通过接受史汀生主义，国联肯定了《非战公约》对旧世界秩序基本法律原则的革命性拒绝。一个曾经基于以合法化战争为救济工具的体系，将必须围绕非法化战争进行重组。既然战争现在是非法的，那么战争的成果是不被承认的。日本认为，《非战公约》是对旧世界秩序基本逻辑的保护。它曾如此痛苦地从旧世界秩序中吸取了教训，现在，它希望从中获利。因此，日本不能接受以毁灭旧世界秩序为前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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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主义是打破旧世界秩序、建立新法律体系的第一步。史汀生主义就像一根挂在毛衣上的线，国联拽着这根线，直到毛衣开始被扯散。尽管旧世界秩序的瓦解不会立刻发生，但一旦开始，就没有办法阻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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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根线首先导致了旧世界秩序中有关征服的规则的瓦解，然后是中立法。回想一下我们就知道，中立国家有着严格的公正义务，冲突局外方不可以区别对待冲突方。在一个战争合法、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决定性地判断谁对谁错的世界里，中立方保持严格的公正性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解释选择立场，那么混乱必定会随之而来。正如史汀生在他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中立法试图“缩小和限制”战争的破坏性影响——“在一个仍然承认破坏人类生命和财产并将其合法化的世界里”，创造“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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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中立法取决于战争的合法性，那么随着非法化战争进程的推进，它就不能一成不变。史汀生在1932年的演讲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尽管他从未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通过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这一措施是被排除在旧世界秩序之外的，美国制定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偏离了先前对中立的法律要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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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人则更为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中立法存在的背景已经发生改变。1937年，一位研究战争与中立问题的国际法学者出版了一部著作，开篇就提到了《非战公约》的文本，并解释称：“该条约……实质上废除了中立法。”[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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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国际法的革命性改变。史汀生的学说不仅威胁要抛弃几个世纪以来的既定法律，还威胁要颠覆现有的关于该法律的大部分学术成果——许多法学家愿意挑战史汀生学说。约翰·巴塞特·摩尔（John Bassett Moore）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批评家，他编撰了详尽的八卷本国际法法典，被称为《摩尔国际法汇编》（Moore’s Digest）。[64]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和他的门生、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埃德温·伯查德（Edwin Borchard）都在反对为迎合史汀生的观点而修改美国中立法。[65]他们抱怨说，史汀生的激进解释是基于《非战公约》的两则小条款，这些条款根本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中立或制裁的内容，也没有提到任何其他国际法附属规则，而史汀生主义的倡导者认为这些附属规则已经被废除了。他们指责说，这不是国际法的运作方式。国际法的运作需要有辩论、会议和详细的评论。不能见风就是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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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了抵制，史汀生的观点还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尤其是在美国之外的地方。1934年，在布达佩斯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学者们总结了一份报告《〈非战公约〉在国际法中的影响》（“Effect of the Briand-Kellogg Pact of Paris in International Law”）。[67]除了接受史汀生主义之外，它还得出结论，中立法不再保护违反《非战公约》的国家。因此，现在允许中立者对交战方区别对待，包括向受害者出售弹药，向他们提供财政援助，以及拒绝让侵略者访问和搜查他们的船只。[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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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是当时研究中立问题最多产的美国学者。他指出，布达佩斯报告证明，赋予总统对侵略者实施武器禁运的权力并不违反国际中立法。[69]然而，赖特也承认，放弃传统的中立立场并不容易。正如他直言不讳地说的那样，“中立能够带来利益”。通过保持中立，美国过去能够“以战时价格与交战双方进行付现交易，为其筹集、生产和运送粮食、货物和弹药”。[70]放弃传统中立立场意味着对所有这些都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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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不愿采取如此激进的措施。[71]相反，1935年，在美国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妥协，它既符合摩尔和伯查德关于中立法的观点，同时也允许美国停止支持侵略国。这种解决方案就是摩尔在1933年所称的，对所有参战国家实行“全面、不偏袒的武器禁运”。[72]正如伯查德反问过的那样，“为什么不将这一规定作为美国法令的一部分，即在国外爆发战争时，无论是国内战争还是国际战争，任何武器弹药都不得从美国运往任何交战方？武器禁运必须适用于所有交战方”。[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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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后来推测，这项新政策的吸引力与其说来自对国际法的解释，不如说是出于实际需要。许多国家现在缺钱，因此开始赊购货物。它们不断增加的债务可能迫使美国选择立场，以保护最大的债务国免于失败。通过阻止向处于战争状态的交战方出售武器，对双方实行强制性禁运可能会缓解这一问题。[74]1935年，美国国会接受了对交战方实施普遍武器禁运政策，在接下来的1936年和1937年《中立法案》中，美国国会重申了该政策。[75]然而，这种平衡政策很快就被证明难以为继。随着第一种世界秩序开始让位于第二种世界秩序，崛起为大国的美国最终将被迫在交战双方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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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世界秩序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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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年底，意大利皇家殖民地 军团（Italian Regio Corpo Truppe Coloniali）雇用的索马里非正规武装团伙杜巴斯（Dubats）与埃塞俄比亚民兵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意大利殖民地）边境发生冲突。战斗结束后，107名埃塞俄比亚人、50名意大利人和索马里人死亡。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指控意大利对自己发动了侵略。意大利对这一指控做出回应，要求埃塞俄比亚道歉。几天后，意大利紧接着又提出了经济赔偿和战略赔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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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请求国际联盟对这一争端进行仲裁。但是在国际联盟宣布双方都没有过错后不久，来自厄立特里亚的意大利士兵入侵了埃塞俄比亚。入侵四天后，国际联盟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但国联成员国不准备采取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采取的正式的不承认政策。对“满洲国”的不承认政策是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点远未明朗。因为日本仍然占领该地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收敛的迹象。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史汀生主义促使日本进一步远离了妥协。[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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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到1935年，形势已经很清楚，切断“满洲国”与世界的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对“满洲国”实施的制裁生效，邮件就无法通过穿越中国东北的跨西伯利亚线路运送，只能通过距离更长、耗时更久的苏伊士运河线路运送。到1935年，作为国际社会不承认日本征服的最大受益者，中国也认为完全切断“满洲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不现实的。[77]中国想出了一系列变通办法，让自己和其他国家可以在不承认日本征服的情况下与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有限的贸易。中国解除了对进出中国东北地区的邮政服务的封锁，但继续拒绝承认“满洲国”政府发行的邮票，也不承认出现“满洲国”字样的邮汇（transfer mail）。[78]它还开始在海关事务和铁路通道方面进行有限的合作。事实证明，出现这种情况，问题不在于莱文森的和平制裁措施过于软弱，而在于它们太过强大了。各国对于日本征服中国东北地区不予承认不仅仅意味着切断了“满洲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且意味着切断了外部世界与“满洲国”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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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制裁“满洲国”的经验让国联成员国不愿将不承认政策作为制裁意大利的武器。意大利是欧洲各国的近邻这一现实更加剧了这种不情愿。对于欧洲的国联成员来说，由于最近违反国际法的这个国家并非地处遥远的东亚，与一个它们几乎没有什么贸易往来的国家切断联系是一回事，而要切断与一个欧洲经济核心成员的联系则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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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还知道，任何通过将意大利排除在全球贸易之外而向其施压的努力，其效果都将因国联之外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行为而削弱。由于世界上一些较大的经济体并没有加入制裁机制，因而它们将可以自由地、毫无限制地向意大利提供物资。[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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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因此决定采取一种更加慎重的方式。它允许成员国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但要求它们实施零散的经济制裁。1935年11月，国联采取了四项单独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向两国出售武器，禁止与意大利进行金融交易，禁止从意大利的进口货物，以及限制向意大利或其殖民地出口战争物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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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对意大利实施的新制裁机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或许是它所遗漏的：它没有禁止向意大利出口石油，如果没有石油，意大利就不可能继续发动战争。正如一名英国外交官后来所说的，这些制裁是“一系列半途而废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但毫无效果，反而让意大利人异常恼火”。[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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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应则更为平淡。埃塞俄比亚皇帝呼吁美国根据《非战公约》采取行动。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回应称，由于国联已经在处理，美国政府“认为自己采取行动是不合适的和无益的”。[82]美国报纸将政府的这种反应解读为美国已经放弃了《非战公约》。赫尔别无选择，只能发表一份声明，重申美国对《非战公约》的支持：“《非战公约》现在的约束力并不弱于当年63个缔约国签署它的时候。”[83]美国政府当然要遵循史汀生主义，拒绝承认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它还将启动被赫尔国务卿称为“道德禁运”的政策，该政策鼓励美国人抵制意大利商品。[84]但是，美国拒绝了国联提出的对意大利实施全面经济制裁的所有邀请，担心这样做会招致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攻击。按照《中立法案》的要求，总统对两国实施了武器禁运，但这些温和的制裁措施收效甚微。[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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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5日，意大利占领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7月，成员国代表们齐聚国联，认为制裁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它们已经变得适得其反。随着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首都的占领，正如智利代表里瓦斯·维库纳（Rivas Vicuna）所说，“制裁不再有任何目标，并且，制裁不仅影响到被实施制裁的国家，也影响到实施制裁的国家”。[86]随后，国联取消了对意大利的所有制裁，意大利将埃塞俄比亚和它在索马里兰和厄立特里亚的殖民地合并，建立了统一的意属东非殖民地。当时生活在英国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写信严厉谴责国联，提醒其遵守“不承认任何通过武力获取的领土”的承诺。他警告说：“无视承诺的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正在欧洲显现，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战争，使世界血流成河。”[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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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在没有告知中国地方政府的情况下，日本人在北京西南部进行了军事训练演习。在一名日本士兵被推测为死亡——他在方便时迷路了，从而未能及时回来报到——之后，日军与中国军队爆发冲突。中日之间脆弱的停火协定破裂，日本开始向中国进军。[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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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恳请国联采取行动：“四亿五千万人的生命处于危险当中；整个世界的文明和安全处于危急状态。”[89]虽然日本很明显严重违反了《非战公约》和《国际联盟盟约》，但国联没有采取行动。在制裁意大利失败的阴影和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国联成员国甚至不愿实施哪怕是最弱的集体制裁。国联通过了一些缺乏勇气的决议，邀请各国考虑向中国提供个别援助。虽然这些决议减轻了一些人的良心压力，但这对中国人的帮助微乎其微。[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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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冲突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为残酷的冲突之一。日军从上海向南京进军时，沿途留下了大片恐怖的景象。一名日本随军记者评论道：“日军（第十军）之所以迅速向南京挺进，是因为官兵们心照不宣，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抢劫和强奸。”[91]知道南京沦陷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下令撤退，带走了他的大部分军队，使得这座城市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在占领这座城市后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日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强奸和抢劫，杀害了20多万人。[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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