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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8日，美国向中国和日本政府同时发出了外交照会。[55]这些照会宣布了美国的不承认政策，该 政策后来被称为史汀生主义（Stimson Doctrine）。史汀生写道：“美国政府不打算承认任何可能通过违反1928年8月27日《非战公约》的盟约和义务的方式产生的局势、条约或协议。”[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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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8日，史汀生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做了题为“《非战公约》三年发展”的演讲。在纽约豪华的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 Hotel），史汀生站在观众面前，身边是麦克风，通过国家广播公司向全国广播他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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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他开始演讲，“美国与法国一道发起了……所谓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它在1929年7月24日刚刚宣布获得批准后，就遭受了第一次挑战，而这只是一系列现在仍在继续的艰难挑战中的一个。”鉴于这些挑战的存在，他提议对《非战公约》当时的立场“以及我们希望它最终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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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老同学莱文森的观点差不多，他接着说：“在国际法诞生以来的几个世纪里，该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战争而存在的诸多原则的发展。”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被要求保持中立，“在两个交战方之间保持公正”。毕竟，战争是“一种使这些权利和义务产生的法律情势”。因此，国际法禁止中立国家偏袒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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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又接着说，1929年，世界各国宣布战争为非法。现在，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是“违法者”。因此，战争不再仅仅是直接参与其中的国家的法律关切，它现在还是与《非战公约》有关的所有国家的法律关切。史汀生宣称，由于“被一种新的战争观联系在一起”，即使在“遥远的中国”发生冲突，这些国家也必须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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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承认，在这个新世界里，单独一个国家的行动，即使是一个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几乎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但他坚持认为，和平制裁具有重大的集体分量：“当它变成全世界的谴责时，道德谴责（moral disapproval）就具有国际法迄今为止所未知的意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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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的演讲很受欢迎。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在一封信中盛赞它阐明了一种执行国际法的新方法：“《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是一个新世界的孩子，而且……一直在成长，并通过稳步的发展实现自己的成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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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史汀生的“孩子”成熟之前，胡佛总统就被富兰克林·罗斯福击败了，史汀生也因此被迫下台。他的继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对史汀生主义反应比较冷淡。他担心这会在美国最无力承担战争的时候把美国拖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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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美国放弃了这一主张，国联还是接受了它。[59]在过去几年里，国联成员国一直在辩论如何使《国际联盟盟约》与《非战公约》关于禁止战争制裁的规定协调一致。通过借鉴莱文森的和平制裁思路，史汀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走出僵局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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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改变的中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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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在史汀生主义影响下，国联警告说：“不承认任何可能通过违背《国际联盟盟约》或《非战公约》精神的方式而形成的形势、条约或协议，是国联成员义不容辞的义务。”[60]国联将禁止成员国承认领土征服。从国际联盟的角度来看，“满洲国”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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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秘书长致函所有会员国，列出了审议该问题的委员会提出的广泛且严厉的建议。该委员会鼓励成员国“无论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de jure or de facto）”都不承认“满洲国”政权。因此，“满洲国”不被允许加入国际公约或参加各类国际委员会和国际协会。委员会还劝阻成员国承认“满洲国”货币或护照。这封信提醒各成员国，“满洲国”不是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的成员，因此往返“满洲国”的邮政服务已被暂停。它最终建议，成员国应通知本国公民“在满洲接受特许或任命所带来的特殊风险”，尽管这些并非强行禁止。[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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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接受史汀生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到1933年2月，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国际联盟——包括战败的奥地利、德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同盟国（Central Powers）。[62]在接受了非成员国美国提出的史汀生主义之后，国际联盟成员国放弃了最古老的主权权利：征服权。国际关系上第一次，强权不再是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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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个例外。在处于退出国际联盟边缘的情况下，它投了弃权票。这种不同意见反映了日本对《非战公约》的罗生门式看法。通过接受史汀生主义，国联肯定了《非战公约》对旧世界秩序基本法律原则的革命性拒绝。一个曾经基于以合法化战争为救济工具的体系，将必须围绕非法化战争进行重组。既然战争现在是非法的，那么战争的成果是不被承认的。日本认为，《非战公约》是对旧世界秩序基本逻辑的保护。它曾如此痛苦地从旧世界秩序中吸取了教训，现在，它希望从中获利。因此，日本不能接受以毁灭旧世界秩序为前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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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主义是打破旧世界秩序、建立新法律体系的第一步。史汀生主义就像一根挂在毛衣上的线，国联拽着这根线，直到毛衣开始被扯散。尽管旧世界秩序的瓦解不会立刻发生，但一旦开始，就没有办法阻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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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根线首先导致了旧世界秩序中有关征服的规则的瓦解，然后是中立法。回想一下我们就知道，中立国家有着严格的公正义务，冲突局外方不可以区别对待冲突方。在一个战争合法、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决定性地判断谁对谁错的世界里，中立方保持严格的公正性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解释选择立场，那么混乱必定会随之而来。正如史汀生在他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中立法试图“缩小和限制”战争的破坏性影响——“在一个仍然承认破坏人类生命和财产并将其合法化的世界里”，创造“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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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中立法取决于战争的合法性，那么随着非法化战争进程的推进，它就不能一成不变。史汀生在1932年的演讲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尽管他从未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通过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这一措施是被排除在旧世界秩序之外的，美国制定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偏离了先前对中立的法律要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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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人则更为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中立法存在的背景已经发生改变。1937年，一位研究战争与中立问题的国际法学者出版了一部著作，开篇就提到了《非战公约》的文本，并解释称：“该条约……实质上废除了中立法。”[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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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国际法的革命性改变。史汀生的学说不仅威胁要抛弃几个世纪以来的既定法律，还威胁要颠覆现有的关于该法律的大部分学术成果——许多法学家愿意挑战史汀生学说。约翰·巴塞特·摩尔（John Bassett Moore）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批评家，他编撰了详尽的八卷本国际法法典，被称为《摩尔国际法汇编》（Moore’s Digest）。[64]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和他的门生、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埃德温·伯查德（Edwin Borchard）都在反对为迎合史汀生的观点而修改美国中立法。[65]他们抱怨说，史汀生的激进解释是基于《非战公约》的两则小条款，这些条款根本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中立或制裁的内容，也没有提到任何其他国际法附属规则，而史汀生主义的倡导者认为这些附属规则已经被废除了。他们指责说，这不是国际法的运作方式。国际法的运作需要有辩论、会议和详细的评论。不能见风就是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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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了抵制，史汀生的观点还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尤其是在美国之外的地方。1934年，在布达佩斯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学者们总结了一份报告《〈非战公约〉在国际法中的影响》（“Effect of the Briand-Kellogg Pact of Paris in International Law”）。[67]除了接受史汀生主义之外，它还得出结论，中立法不再保护违反《非战公约》的国家。因此，现在允许中立者对交战方区别对待，包括向受害者出售弹药，向他们提供财政援助，以及拒绝让侵略者访问和搜查他们的船只。[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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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是当时研究中立问题最多产的美国学者。他指出，布达佩斯报告证明，赋予总统对侵略者实施武器禁运的权力并不违反国际中立法。[69]然而，赖特也承认，放弃传统的中立立场并不容易。正如他直言不讳地说的那样，“中立能够带来利益”。通过保持中立，美国过去能够“以战时价格与交战双方进行付现交易，为其筹集、生产和运送粮食、货物和弹药”。[70]放弃传统中立立场意味着对所有这些都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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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不愿采取如此激进的措施。[71]相反，1935年，在美国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妥协，它既符合摩尔和伯查德关于中立法的观点，同时也允许美国停止支持侵略国。这种解决方案就是摩尔在1933年所称的，对所有参战国家实行“全面、不偏袒的武器禁运”。[72]正如伯查德反问过的那样，“为什么不将这一规定作为美国法令的一部分，即在国外爆发战争时，无论是国内战争还是国际战争，任何武器弹药都不得从美国运往任何交战方？武器禁运必须适用于所有交战方”。[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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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后来推测，这项新政策的吸引力与其说来自对国际法的解释，不如说是出于实际需要。许多国家现在缺钱，因此开始赊购货物。它们不断增加的债务可能迫使美国选择立场，以保护最大的债务国免于失败。通过阻止向处于战争状态的交战方出售武器，对双方实行强制性禁运可能会缓解这一问题。[74]1935年，美国国会接受了对交战方实施普遍武器禁运政策，在接下来的1936年和1937年《中立法案》中，美国国会重申了该政策。[75]然而，这种平衡政策很快就被证明难以为继。随着第一种世界秩序开始让位于第二种世界秩序，崛起为大国的美国最终将被迫在交战双方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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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世界秩序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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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年底，意大利皇家殖民地 军团（Italian Regio Corpo Truppe Coloniali）雇用的索马里非正规武装团伙杜巴斯（Dubats）与埃塞俄比亚民兵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意大利殖民地）边境发生冲突。战斗结束后，107名埃塞俄比亚人、50名意大利人和索马里人死亡。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指控意大利对自己发动了侵略。意大利对这一指控做出回应，要求埃塞俄比亚道歉。几天后，意大利紧接着又提出了经济赔偿和战略赔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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