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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复出的威尔斯击败了赫尔最喜欢的候选人R.沃尔 顿·摩尔（R. Walton Moore），被任命为副国务卿。作为总统的老朋友，威尔斯获得了远超其官方职位的影响总统的能力和接近总统的机会。他定期拜访总统和第一夫人。1933年4月至1945年3月，他的名字出现在白宫日历上的次数多达400次——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在白宫之外进行的非正式拜访。[22]赫尔也经常到访白宫，然而他的到访几乎总是局限于正式场合，如欢迎外国官员，并且他几乎总是作为团体一员到访。与威尔斯不同，赫尔很少有机会与总统单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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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威尔斯在挪威大使馆发表关于战后和平的演讲之后，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人们可能很容易忘记威尔斯还有多少话未说。他呼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但没有说它将会是什么样子，或者确切地说，没有说明它将如何避免国际联盟的错误。正如一家报纸所说的那样，“威尔斯先生只在素描纸上轻轻画了几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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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没有画满素描纸，是因为他还不知道如何画。他知道国际联盟是个可怕的失败，认为《非战公约》是误入歧途的浪费。如果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会回顾过去，并且像许多尚未认识到其革命性含义的人一样，指责《非战公约》给“广大美国人民造成了错觉，即仅仅规划了一个愿景就等同于采取积极行动”。威尔斯认为，数百万美国人曾认为《非战公约》是“他们的政府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的正当理由”，但此时他们却忘了，《非战公约》是在美国拒绝加入国联10年之后签订的。对威尔斯来说，《非战公约》体现了这个国家的孤立主义思想。事实上，这个国家的孤立主义思想使得《非战公约》的愿景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威尔斯的简画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任何新的国际组织都不能重复这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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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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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罗斯福总统此时还不相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是确保和平的必要条件——威尔斯知道这一点。根据威尔斯的说法，罗斯福经常说，“首要事情必须首先做”，“在1941年夏天，首要事情是……要打败轴心国”。[24]之后，将有足够的时间来设计一个维护和平的世界组织。此外，罗斯福深信，用威尔斯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些配备必要武力的警察”承担“一项长期的清理工作”之前，任何组织都不会有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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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副国务卿发表演讲呼吁一项重大的外交政策倡议，而他还知道自己的总统并不支持这一倡议，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1941年，像威尔斯这样的副国务卿就可以在不经过白宫审查的情况下发表演讲，并希望总统能转变态度同意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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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罗斯福改变态度，只能靠时间。尽管罗斯福已经计划在1941年夏天晚些时候与温斯顿·丘吉尔会晤，但他仍然坚持自己“首要事情必须首先做”的观点。自丘吉尔1940年就任首相以来，罗斯福一直与他保持沟通，但两人尚未见面。这次会晤将在纽芬兰海岸外的“普拉森舍湾”（Placentia Bay）秘密举行。在那里，美国正在建设一个新的海军基地，美国最近通过向英国提供驱逐舰得到了这项特权。他们的第一次会晤于1941年8月9日在美国总统乘坐的军舰“奥古斯塔号”（USS Augusta）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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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领导人都是在顾问的陪同下到达的。罗斯福总统的团队包括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今天，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制定和实施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中所扮演的角色。霍普金斯辞去了商务部长一职，担任罗斯福的私人顾问和接触丘吉尔的非官方特使。霍普金斯是租借计划的首席设计师和管理者，他比美国政府里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丘吉尔。他可能也是最了解罗斯福的人，因为当时他实际上是住在白宫里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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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钦佩和信任霍普金斯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霍普金斯也患有严重的慢性疾病。20世纪30年代晚期，胃癌开始消耗他的生命。后来，在雅尔塔举行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上，他大部分时间都 躺在床上。[27]尽管饱受病魔折磨，但他对生活的热情使得他深受罗斯福的赏识。然而，总统的医生却不太高兴，他有一次称：“我们最大的任务是阻止哈里感到完全康复。当他认为自己已经恢复健康时，他就到城里去了，然后又从那里去了梅奥诊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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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金斯是个实干家，不是思想家；是个修理工，而不是空想家。一旦行动方向确定好了，他就能熟练地把事情往前推进，但他的眼界有限，缺乏既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还能预见后续问题的能力。而这是威尔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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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曾领导美国国务院战后安排方面的工作，这足以使他成为此行团队的一员。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当罗斯福的儿子问他为什么要带威尔斯而不带科德尔·赫尔时，罗斯福回答说：“第一，我相信他。第二，他不和我争论。第三，他能完成任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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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此行的主要顾问是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30]。作为负责外交事务的常务副外交大臣，卡多根是威尔斯的英国同行。虽然一开始他并不喜欢威尔斯，但在谈判过程中，对他产生了好感。卡多根在会议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威尔斯“提高了我们的熟识程度，但遗憾的是他年轻时接受的训练太刻板僵化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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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号召此次秘密会晤是为了一个目的：联合宣战。[32]考虑到此时美国还没有参战，而且直到四个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才宣战，这个目的似乎令人费解。就像丘吉尔后来说的那样，尚未参战的美国决定与一个交战国联合宣战是“令人震惊的”。[33]但此时此刻，美国已经表明了它对此目的的忠诚。由于1939年《中立法案》中加入了现购自运条款，罗斯福得以向英国提供大量支持。对英国更多的支持来自租借计划（主要由霍普金斯制订）。它被证明是英国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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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条生命线对罗斯福来说是一个政治负担。美国人担心向同盟国提供物资会使本国面临被卷入战争的危险。对于一个如此习惯于认为经济偏袒是战争行为的国家来说，很难对此不担心。罗斯福知道，他已经使这个国家更接近与轴心国的对抗，所以他想发表一份公开声明，明确什么才是利害关系。的确，他希望与丘吉尔的联合声明能够“影响整个美国舆论运动”[34]，鼓励美国人冒更大的风险支持同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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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的第一个晚上，丘吉尔着手起草一份联合原则宣言，以指导两国沿着如罗斯福所说的“同一条道路”[35]前行。第二天早晨，卡多根将丘吉尔起草的将成为《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的文件交给威尔斯。对于前半部分，威尔斯后来写道“闪耀着丘吉尔的天才”，但对于后半部分，他认为“太模糊或太笼统”。威尔斯和罗斯福把自己关在罗斯福的客舱里，开始一起修改草案。之后，威尔斯和卡多根敲定了终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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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们形成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文件。它首先重申史汀生主义的原则——不再有征服；两国将“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他方面的扩张”。此外，将“不再有任何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意愿不相符的领土变更”。《大西洋宪章》展望了“纳粹暴政最终毁灭”之后的时代；对于一个战争中立者来说，这一声明非同寻常。它宣称，两国“希望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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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宪章》以罗斯福和威尔斯增加的一段结尾。它声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必须放弃使用武力”。丘吉尔的草案曾支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但罗斯福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新的草案转而呼吁“在一个更广泛和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建立之前”，有关国家裁减军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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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家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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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22日，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致使美国卷入战争两周后，丘吉尔抵达华盛顿进行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他在白宫 住了三个星期，他的房间位于二楼，在哈里·霍普金斯房间对面。在此期间，他把自己住的房间变成了大英帝国的临时指挥部。曾经用来存放圣诞礼物的安静走廊，如今变成了一条熙熙攘攘的要道，提着破旧红皮公文包的英国官员和秘书们穿梭往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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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美国已经站在盟国一边介入了冲突，罗斯福便建议他们准备一份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声明。它将基于《大西洋宪章》，但开放给当时所有与德国、意大利或日本交战的国家签署。由于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位于大西洋沿岸，他还发明了一个新短语来形容签约国：“联合国家”（United Nations）。[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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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元旦那天，《大西洋宪章》从一份两国间的宣言变成了一份关于新世界秩序的全球性宣言。罗斯福、丘吉尔、苏联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和中国的宋子文齐聚罗斯福总统的书房，他们代表四国首先签署了新的《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然后由美国国务院收集文件中其他22个国家的签字。[40]通过签署该宣言，新的同盟国同意《大西洋宪章》所体现的“宗旨和原则的共同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拒绝战争和领土扩张。这是“联合国家”一词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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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国代表着旧世界秩序。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都曾拒绝接受《非战公约》的原则——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并继续入侵中国其他地区，还入侵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希腊、南斯拉夫和北非；而德国则试图控制几乎整个欧洲。因此，每个轴心国成员都有理由憎恨同盟国以及它们非法化战争的努力。轴心国基本上都错过了抢夺殖民地的机会。日本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参与国际事务，直到超过一代人时间之后，日本才准备在本国境外部署军事力量，但为时已晚，此时它已无法参与建立帝国的争夺。德国和意大利最终在同一年——1871年——实现了统一。不久之后，它们加入了抢夺领土的行列，但从未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荷兰那样成功，后者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帝国。如果无权发动战争和征服新领土，轴心国 几乎看不到与上述殖民帝国实现平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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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国在1940年的《三国同盟条约》（Tripartite Pact）中阐述了自己关于战争目的的宣言。尽管这些国家也签署了《非战公约》，但现在它们把它视为获得“适当地位”的障碍。[42]它们宣布，它们一致同意要“建立并维持新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德国和意大利将“在欧洲建立……新秩序”，而日本将“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43]这些“新秩序”正在以过时的方式——通过残酷无情的征服战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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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战争不再是为了谁控制什么领土，其目的是确定战争结束后将以什么样的规则来管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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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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