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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领导人都是在顾问的陪同下到达的。罗斯福总统的团队包括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今天，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制定和实施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中所扮演的角色。霍普金斯辞去了商务部长一职，担任罗斯福的私人顾问和接触丘吉尔的非官方特使。霍普金斯是租借计划的首席设计师和管理者，他比美国政府里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丘吉尔。他可能也是最了解罗斯福的人，因为当时他实际上是住在白宫里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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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钦佩和信任霍普金斯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霍普金斯也患有严重的慢性疾病。20世纪30年代晚期，胃癌开始消耗他的生命。后来，在雅尔塔举行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上，他大部分时间都 躺在床上。[27]尽管饱受病魔折磨，但他对生活的热情使得他深受罗斯福的赏识。然而，总统的医生却不太高兴，他有一次称：“我们最大的任务是阻止哈里感到完全康复。当他认为自己已经恢复健康时，他就到城里去了，然后又从那里去了梅奥诊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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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金斯是个实干家，不是思想家；是个修理工，而不是空想家。一旦行动方向确定好了，他就能熟练地把事情往前推进，但他的眼界有限，缺乏既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还能预见后续问题的能力。而这是威尔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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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曾领导美国国务院战后安排方面的工作，这足以使他成为此行团队的一员。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当罗斯福的儿子问他为什么要带威尔斯而不带科德尔·赫尔时，罗斯福回答说：“第一，我相信他。第二，他不和我争论。第三，他能完成任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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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此行的主要顾问是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30]。作为负责外交事务的常务副外交大臣，卡多根是威尔斯的英国同行。虽然一开始他并不喜欢威尔斯，但在谈判过程中，对他产生了好感。卡多根在会议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威尔斯“提高了我们的熟识程度，但遗憾的是他年轻时接受的训练太刻板僵化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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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号召此次秘密会晤是为了一个目的：联合宣战。[32]考虑到此时美国还没有参战，而且直到四个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才宣战，这个目的似乎令人费解。就像丘吉尔后来说的那样，尚未参战的美国决定与一个交战国联合宣战是“令人震惊的”。[33]但此时此刻，美国已经表明了它对此目的的忠诚。由于1939年《中立法案》中加入了现购自运条款，罗斯福得以向英国提供大量支持。对英国更多的支持来自租借计划（主要由霍普金斯制订）。它被证明是英国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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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条生命线对罗斯福来说是一个政治负担。美国人担心向同盟国提供物资会使本国面临被卷入战争的危险。对于一个如此习惯于认为经济偏袒是战争行为的国家来说，很难对此不担心。罗斯福知道，他已经使这个国家更接近与轴心国的对抗，所以他想发表一份公开声明，明确什么才是利害关系。的确，他希望与丘吉尔的联合声明能够“影响整个美国舆论运动”[34]，鼓励美国人冒更大的风险支持同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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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的第一个晚上，丘吉尔着手起草一份联合原则宣言，以指导两国沿着如罗斯福所说的“同一条道路”[35]前行。第二天早晨，卡多根将丘吉尔起草的将成为《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的文件交给威尔斯。对于前半部分，威尔斯后来写道“闪耀着丘吉尔的天才”，但对于后半部分，他认为“太模糊或太笼统”。威尔斯和罗斯福把自己关在罗斯福的客舱里，开始一起修改草案。之后，威尔斯和卡多根敲定了终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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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们形成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文件。它首先重申史汀生主义的原则——不再有征服；两国将“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他方面的扩张”。此外，将“不再有任何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意愿不相符的领土变更”。《大西洋宪章》展望了“纳粹暴政最终毁灭”之后的时代；对于一个战争中立者来说，这一声明非同寻常。它宣称，两国“希望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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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宪章》以罗斯福和威尔斯增加的一段结尾。它声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必须放弃使用武力”。丘吉尔的草案曾支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但罗斯福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新的草案转而呼吁“在一个更广泛和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建立之前”，有关国家裁减军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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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家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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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22日，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致使美国卷入战争两周后，丘吉尔抵达华盛顿进行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他在白宫 住了三个星期，他的房间位于二楼，在哈里·霍普金斯房间对面。在此期间，他把自己住的房间变成了大英帝国的临时指挥部。曾经用来存放圣诞礼物的安静走廊，如今变成了一条熙熙攘攘的要道，提着破旧红皮公文包的英国官员和秘书们穿梭往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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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美国已经站在盟国一边介入了冲突，罗斯福便建议他们准备一份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声明。它将基于《大西洋宪章》，但开放给当时所有与德国、意大利或日本交战的国家签署。由于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位于大西洋沿岸，他还发明了一个新短语来形容签约国：“联合国家”（United Nations）。[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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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元旦那天，《大西洋宪章》从一份两国间的宣言变成了一份关于新世界秩序的全球性宣言。罗斯福、丘吉尔、苏联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和中国的宋子文齐聚罗斯福总统的书房，他们代表四国首先签署了新的《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然后由美国国务院收集文件中其他22个国家的签字。[40]通过签署该宣言，新的同盟国同意《大西洋宪章》所体现的“宗旨和原则的共同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拒绝战争和领土扩张。这是“联合国家”一词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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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国代表着旧世界秩序。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都曾拒绝接受《非战公约》的原则——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并继续入侵中国其他地区，还入侵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希腊、南斯拉夫和北非；而德国则试图控制几乎整个欧洲。因此，每个轴心国成员都有理由憎恨同盟国以及它们非法化战争的努力。轴心国基本上都错过了抢夺殖民地的机会。日本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参与国际事务，直到超过一代人时间之后，日本才准备在本国境外部署军事力量，但为时已晚，此时它已无法参与建立帝国的争夺。德国和意大利最终在同一年——1871年——实现了统一。不久之后，它们加入了抢夺领土的行列，但从未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荷兰那样成功，后者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帝国。如果无权发动战争和征服新领土，轴心国 几乎看不到与上述殖民帝国实现平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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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国在1940年的《三国同盟条约》（Tripartite Pact）中阐述了自己关于战争目的的宣言。尽管这些国家也签署了《非战公约》，但现在它们把它视为获得“适当地位”的障碍。[42]它们宣布，它们一致同意要“建立并维持新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德国和意大利将“在欧洲建立……新秩序”，而日本将“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43]这些“新秩序”正在以过时的方式——通过残酷无情的征服战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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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战争不再是为了谁控制什么领土，其目的是确定战争结束后将以什么样的规则来管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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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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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国已经发表了庄严宣言，但是，如何执行这些宣言？这一艰巨任务仍然摆在它们面前。赫尔和威尔斯在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名为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Post-War Foreign Policy）的机构。[44]在与委员会协商后，威尔斯敦促总统召集一个国际性小组来制订战后和平计划。威尔斯后来将这一想法归功于罗斯福夫人。他指出，是罗斯福夫人在1939年第一次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性小组来“持续地为未来和平制订计划”。但这一想法很可能并不是她一个人的。威尔斯和罗斯福夫人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威尔斯是她在国务院工作时的心腹，毫无疑问，他们应该早就讨论过这样的计划了。就他自己而言，威尔斯至少从1937年开始就主张召开国际会议，一开始是为了维护和平，战争爆发后，他又主张缔造和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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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没有采纳这个想法。毕竟，当时战场形势对同盟国很不利。很明显，同盟国的胜利将取决于苏联抵御德国进攻的能力。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说，任何关于和平的谈判都会遇到苏联的领土要求，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不想面临联盟解散，甚至可能把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送回希特勒——希特勒当时肯定已经意识到了他的错误——怀抱的风险的话，就无法拒绝苏联的领土要求。然而，屈服于苏联的要求也不是一种选择，因为这将暴露出联盟的软弱性。罗斯福得出结论，最好的选 择是，在召集一个国际性小组来制订和平计划之前，任由战争进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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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斯福总统确实很喜欢这样的想法，即该和平计划是一项秘密的、美国主导的、由威尔斯监督的进程。正如后来参与制订计划的国务院官员哈利·诺特（Harley Notter）回忆的那样，“总统希望以后能有一个政策篮子，以便他能够在里面找到他所需要的关于战后外交政策的任何东西”。那样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全身心投入谋划赢得战争的途径和手段中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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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悄悄地在国务院成立了国际组织特别小组委员会（Special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8]他在政府内外挑选了具有各种丰富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作为该委员会成员。“调查小组”前负责人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也在其中，“调查小组”曾试图在一战之后重塑全球治理。鲍曼被公认为是世界上在探索、测绘和构思物理空间领域的顶尖专家。[49]他写了一本关于政治和领土的相互关联、他称之为“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的综合性著作。[50]他还是一个恶毒的、直言不讳的反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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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鲍曼肯定对威尔斯的另一个人选，白宫律师本杰明·V.科恩（Benjamin V. Cohen）感到不满。科恩曾就中立法的修正向总统提出建议，并为美国将“超龄”驱逐舰移交给英国以换取英国的基地扫清了道路。[51]他以“恣意懒散的姿势、有失体面的衣着、心不在焉的餐桌礼仪而著称，但他也被公认为具有美国最好的法律起草技巧”。[52]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格林·哈克沃斯（Green Hackworth）作为国务院的首席法律官员加入了委员会。同样来自国务院的还有列奥·帕斯沃尔斯基（Leo Pasvolsky）。他身材矮小、体态圆硕，工作勤奋，是一个“单人智囊团”（one-man think tank）。[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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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团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是詹姆斯·T.肖特维尔，他是鲍曼在“调查小组”中的同事，也是《非战公约》的捉刀人。[54]在《非战公约》取得外交成功之后，他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现在他已经快70岁了，并且刚从教学岗位上退休。他现在与拍摄于1919年巴黎和平会议期间的照片中的那个瘦弱形象判若两人。现在，他身材魁梧，脸上有深深的皱纹，松弛的皮肤使他有了多重下巴。他喜欢开玩笑说自己长得像阿里斯蒂德·白里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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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维尔渴望有机会纠正他所认为的过去时代的错误。1942年2月12日，该小组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后，他向威尔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概述了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原则、职能和形式。[56]这份23页的文件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主要是关于“人类的主要利益：安全、福利、正义和促进文化发展”。当然，安全排在第一位。肖特维尔直接针对的是在非法化战争运动中的老对手莱文森、博拉和杜威，尽管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他解释说，事实证明，那些在战前反对集体安全安排的人是错误的。现在是建立“一个‘拥有武力强制手段’的国际组织”的最后时刻了。[57]虽然他不能确切地知道如何实现和平，但他接着说：“我们至少知道，有些途径不能实现和平。我们知道，试图仅仅通过谴责战争的罪恶来摆脱战争是不够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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