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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将把各大国纳入一个持续存在的联盟中，并减少它的国家再次陷入战火的可能性，或更糟的是，减少它的国家被孤立的可能性。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稳定联盟的国家来说，这种保护是无价的。但是，能够对该机构采取的任何行动行使绝对否决权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绝对否决权，斯大林无法确定，他帮助建立的组织不会反过来反对他。[28]有时候会祸福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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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会议上被反复讨论，每一方都竭尽全力争取优势，结果第二天优势就会不复存在。会议于2月4日星期日开始。当天上午和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战争计划，晚宴上的谈话转移到了联合国否决权问题上，尽管是拐弯抹角的。他们讨论的正式主题是“战后和平组织中较小国家的发言权”。根据会议的大量记录，斯大林重申了他的立场，他“认为，阿尔巴尼亚将与赢得战争并出席这次晚宴的三大国拥有平等发言权的观点是荒谬的”。他抱怨说：“一些获得解放的国家似乎认为，为了解放自己，大国被迫流血牺牲，而他们现在正在斥责这些大国没有考虑到这些小国的权利。”他绝不会同意“让任何大国的任何行动屈从于小国的判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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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罗米柯后来写道，虽然罗斯福在会议期间对斯大林的言论反应平静，但丘吉尔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他抽雪茄的频率反映了他的情绪，“当他紧张或兴奋的时候，抽得就多。他抽的雪茄烟头的数量与会议的紧张气氛成正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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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发言结束后，丘吉尔回应说：“不存在小国向大国发号施令的问题，但世界上的大国应履行其道德责任和领导作用，并应以适度且对小国权利极大尊重的态度来行使其权利。”[31]美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罗斯福的会上译员查 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n）也负责记录，他补充说，美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有损小国利益的协议。对此，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ishinsky）——一位英国外交官后来把维辛斯基描述为“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的阿谀奉承者，甚至在主人还没有表达意愿之前，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听从主人的吩咐”[32]——咆哮道：“美国人民应该学会服从他们的领导人。”波伦说，他“希望看到他把这些告诉美国人民”。维辛斯基反驳说：“他很乐意这样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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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的讨论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退场后，丘吉尔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他向他们承认，他已开始相信，除了在否决权问题上放弃原先的立场之外，别无选择。“一切都取决于三个大国的团结。没有这一点，世界将遭受无法估量的灾难，任何保持这种团结的东西都将获得他的支持。”艾登不同意丘吉尔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这样，同盟国将失去小国和英国人民的支持。[34]丘吉尔离开后，斯特蒂纽斯、艾登、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大使和波伦一致认为，在关键的否决权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进展，但方向是错误的：英国首相的立场似乎已经转向了支持苏共总书记。艾登担心他的老板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的利害关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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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战败似乎已近在眼前，第二天的讨论转向战后对德国的处理。三大国早先同意将德国分区占领，但有许多其他问题仍悬而未决，包括占领区的边界划分和分区占领的持久性问题。斯大林反复提及要将德国“肢解”，而丘吉尔和罗斯福则谨慎地将占领区描述为仅仅是“暂时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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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当罗斯福总统提议重新回到处理敦巴顿橡树园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尤其是否决权和X事项上时，斯大林毫无妥协之意。罗斯福说，他强烈感受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至少在五十年之内消除战争”。[37]为了确保这一目标实现，他们必须解决安全理事会的表决问题。然后，罗斯福让斯特蒂纽斯发言，概述美国代表团认为的试图打破僵局的折中方案：安全理事会授权使用武力或实施制裁的决定，需要11票中的7票，也就是斯大林主张的三分之二多数赞成方可。此外，五个常任理事国——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和法国——可以否决任何实质性决定，而不仅仅是程序性事项；为了保全体面，对于安理会不授权使用武力或实施制裁的决定，涉及争端的常任理事国应该避免行使它们的否决权——它们应该，如草案所述，“弃权”[38]；最后，常任理事国不能阻止安全理事会进行辩论，即使它们能阻止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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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表示支持这项提议。斯大林没有拒绝这种妥协，但他也没有接受它。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述，斯大林担心，尽管三位领导人现在团结在一起，但十年后，他们都将不再掌权。新一代可能会忘记他们一起经历过的一切。斯大林警告说：“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之间的冲突。”“因此，”他建议说，“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如何确保我们未来的团结，以及如何保证三大国（可能还有中国和法国）将保持统一战线。”[39]他认为，只要团结能够保持下去，“德国重新发动侵略的危险就很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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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了这个提议之后，斯大林认为它给了他所需要的东西：防止大国利用联合国的机制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能力。美国的折中方案被提出两天后，斯大林同意了该方案。[41]然而，斯大林想要一些回报。尽管他放弃了在敦巴顿橡树园提出的X事项的要求，但他仍然希望有三个或者至少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大会。[42]他认为，乌克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White Russia，今天是白俄罗斯（Belarus）的一部分］和立陶宛在战争中比大多数国家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它们理应在这个因其人民的鲜血而成为可能的新的世界组织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有道理。乌克兰失 去了15%的人口，白俄罗斯失去了几乎五分之一的人口——不仅仅是战士伤亡，每个人都遭受了痛苦。[43]最后，三位领导人达成了妥协：不邀请任何苏联加盟共和国参加最终成立联合国的联合国家会议，但如果苏联提议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入该组织，英国和美国代表将会支持它们的加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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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三位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并没有满足任何一方的所有要求，但也给了他们足够的满足。美国代表团知道，尽管《联合国宪章》赋予了美国同样的绝对否决权，但决定让苏联对联合国的大多数决议拥有绝对否决权，在国内需要做出最充分的解释。正如威尔斯后来在他为《联合国宪章》所做的公开辩护中解释的那样，否决权是苏联加入联合国所付出的代价。“鉴于1945年的情况，难道还有任何客观的观察者……严肃地认为，因为拒绝妥协而冒着没有联合国的风险……会比建立一个苏联从一开始就是成员国的联合国还更好？”此外，妥协并不是单方面的：苏联承认，否决权不会妨碍安理会对争端的审议，即使是涉及一个大国的争端也是如此。“因此，妥协方案使安全理事会对未来可能涉及苏联或任何其他大国的所有争议公开表达意见。”[45]妥协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众所周知的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在心理上是明智的”，因为允许苏联加入一个组织，而在这个组织中，它“只能依靠少数坚定的追随者”，所以它在几乎每一个实质问题上都有可能寡不敌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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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战争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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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美国代表团于1945年2月中旬返回美国，深信他们已达成一项组建联合国组织的协议。罗斯福本来就身体不舒服，这次旅行更是让他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看到他的人都注意到，他看上去是多么消瘦和疲惫。他回国后不久，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与罗斯福见了面。摩根索报告说，“看到他时，我非常震惊，我发现他老得可怕，看起来非常憔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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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斯福有他的计划。他告诉妻子，他打算在4月下旬去旧金山，出席为即将产生新的联合国而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他希望她能来听他的演讲，然后和他一起去英国旅行。在那里，丘吉尔承诺英国人民将给予他“自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得胜回伦敦以来最盛大的接待仪式”。[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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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首先，他需要休息。他决定回到他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小屋休息。当他想要摆脱华盛顿的严寒和政治压力时，他就会去那里。虽然他休息了，但他根本闲不下来。作为战时总统，他有访客、要回信，还要写演讲稿。4月11日，正是在那里，他为计划几天后将在全国广播中发表的演讲写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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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们，我们的工作是实现和平，而不仅仅是结束这场战争——是所有战争的结束。是的，是这种通过大规模屠杀人民来解决政府间分歧的不明智的、不切实际的做法的永远结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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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永远没有机会发表这个演讲了。写完演讲稿后的那天下午，他坐在小屋的客厅里，签署文件，偶尔停下来与朋友们以及那位正在为他准备一幅肖像画的艺术家交谈。突然，他把手放在头上，向后一倒。几分钟后，他因大面积脑出血而去世。[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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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罗斯福得知他的死讯后，给都还在服役的四个儿子发了电报：“如他也对你们希望的那样，他工作到了最后一刻。愿上帝保佑你们及所有我们所爱之人。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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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下旬，罗斯福计划参加的会议在旧金山开幕。出席会议的有50个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全都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立场一致，在战争期间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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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肖特维尔也出席了会议，他代表的是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这是42个被邀请出席的非政府组织之一。虽然威尔斯没有参加会议，但其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仅促成了后来成为《联合国宪章》的文件，而且他1944年出版的《决定时刻》（The Time for Decision）一书售出了50万册，该书向美国公众宣传了联合国的目标，并帮助美国参议院轻松通过了《联合国宪章》。[51]他还加入了美国广播公司，担任“和平顾问”，在直播中发表专家评论，并主持“萨姆纳·威尔斯和平论坛”（Sumner Welles Peace Forum），在这个由四个广播节目组成的系列节目中，他和其他专家讨论了旧金山会议。[52]他曾经的死对头科德尔·赫尔也缺席了会议。他病得太严重，无法出席。鉴于他对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的贡献，赫尔后来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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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通过电报发表致辞，宣布会议开幕：“我们这些经历了两次世界战争的折磨和悲剧的人，必须认识到摆在我们面前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仍然有两种选择：是放任国际秩序继续混乱，还是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世界组织。”他宣布，齐聚旧金山的人们抱持着一个目标：“我们必须提供一种机制，让未来和平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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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杜鲁门清楚表明的那样，这次会议绝对不是走过场。除了大国之外，所有国家都还没有批准该协议条款。为了达成共识，需要对协议文本进行几处修改。事实上，建立联合国组织的计划一度可能因安全理事会的表决程序分歧而再次遭到失败。正如预测的那样，小国反对不平等待遇。此外，对于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表决权问题的妥协方案的确切含义也存在相当多的争论——例如，该协议是否确实允许常任理事国将一些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或者只是允许常任理事国有权禁止强制措施。[55]尽管如此，最终获得所有50个国家赞成的文本，其大致轮廓甚至在大多数细节上，都与雅尔塔会议形成的文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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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战争在国际法中所起作用的悠久历史，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对新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4款所规定的禁止“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表示反对。各国对此表示沉默的原因是，事情已经解决了。毕竟，几乎所有与会国家都批准了《非战公约》，并在《联合国家宣言》中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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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2卷超过10000页的旧金山会议记录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关于《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4款的。尽管如此，这寥寥数页还是很有启发性。一些小国希望大国能够承诺对非法使用武力做出反应，将《联合国宪章》从一项互不侵犯协定转变为一项全球共同防御条约。例如，新西兰曾建议，规定“联合国组织所有会员国承诺集体抵制针对任何会员国的一切侵略行为”。[56]巴拿马代表也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规定各国有对侵略做出反应的积极义务。[57]美国代表坚持认为，只要略微修改一下措辞，现有话语就足够了。毕竟，“如果对侵略不加抵抗，大国也面临灭亡的威胁”。[58]此外，这些建议“使人联想到《国际联盟盟约》的某些特点，而正是这些特点使美国无法接受该文件”。[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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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美国永远不会同意一份要求它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文本，也不会同意让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文本。建议所有成员国同意抵抗针对任何成员国的侵略，将“意味着在西半球动用欧洲部队，在世界许多地区动用美洲部队，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不能接受的”。[60]从理论上讲，它似乎强化了对战争的禁止，但实际上，它注定行不通。正如威尔斯后来所说，对世界和平的这种保证将导致保证自身被破坏：要求大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方法必然假定“大国有权将世界划分为四个大国影响下的区域”。“要过多久，”他问道，“其中最强大的国家才会寻求在不受伙伴 干涉的情况下维护这一权利？”[61]是的，对非法使用武力不予回应是一种危险。但是，允许各国每当认为存在违反国际禁止使用武力规定的行为就拿起武器，则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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