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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Summary Report of Twelfth Meeting of Committee，” UNCIO，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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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有一项条款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根据安理会的要求，并根据一项或多项特别协议，向安理会提供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需的军队、协助和便利，包括过境权”。U.N. Charter，Art. 43. The standing force envisioned in this article never materialized. Even if it had，its capacity to act would have been constrained by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Security Council approve any action taken to enforce peace and security. 这条中设想的常备部队从未实现。即使组建了常规部队，它的行动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即为执行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需要安全理事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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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有关联合国历史背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例如Mark Mazower，Governing the World：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Penguin，2012）；Paul Kennedy，The Parliament of Man：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Random Hous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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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Grundgesetz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Constitution］，Art. 26 （1949）（F.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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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Nihonkoku Kenpo ［Constitution］，Art. 9 （1946）（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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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La Costituzione ［Constitution］，Art. 11 （1948）（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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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第十章 朋友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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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纽伦堡，1947年4月3日，下午3点45分。一位58岁的法学教授在司法宫（Palace of Justice）166室等待审讯开始。[1]这位教授个子不高，但相貌出众，他干净利索，轮廓分明，双目炯炯有神，但是左前额一颗突出的脂肪瘤——一种良性的脂肪性肿瘤——破坏了他脸型的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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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盟国的一份报告，这位教授是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他是德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学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作家之一，“一个近乎天才的人”。[2]施米特不仅是“少有的将学识与想象力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而且是一个能够运用这种“理论知识对政治可能性给予现实关怀”的学者。[3]尽管他才华横溢，或许正因如此，这份报告建议将他作为战犯起诉。“卡尔·施米特是希特勒德国的智力支柱之一，他积极准备并促成了后者的侵略行为。”[4]另一份建议没收施米特的图书馆的报告总结 道：“我几乎不知道还有谁比卡尔·施米特在捍卫纳粹政权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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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确信有一个针对他的阴谋，而且他很清楚这个阴谋的领导者是谁。“我落入了强大的美利坚帝国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我命运新的主宰者很好奇。但直到今天，在五年漫长的岁月里，我没有和任何一个美国人说过话，只和德国犹太人说过话。”[6]他认为，迫害他的是犹太人，美国人是他们的走狗。“这些可怜的现代北方佬和他们（的控制者）古老的犹太人一道，组成了这个世界奇特的主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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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审讯施米特的人确实是个犹太人，名字叫罗伯特·肯普纳（Robert Kempner），是一名德国犹太律师，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担任普鲁士警方首席法律顾问。肯普纳是一位强硬的检察官，而且行事有点肆无忌惮。他还威胁要把不合作的证人交给苏联人。他的同事不喜欢他，认为他既粗俗又难相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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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纳认识施米特，或者至少听说过他。1932年，有一起案件让肯普纳不仅丢掉了工作，且后来还被迫逃离德国，施米特则是该案的关键参与者。但是肯普纳这次回来是为了起诉纳粹战犯，并不是为了讨论他的个人恩怨。他想谈谈《非战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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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审问时，肯普纳告诉犯人他有权保持沉默。[9]施米特说他很乐意合作，但想知道具体的指控。“我来告诉你我感兴趣的是什么，”肯普纳回答说，“我对你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策划侵略战争这件事感兴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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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侵略战争是一个全新且非常广泛的概念”，施米特回答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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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纳怀疑施米特在装傻充愣。“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一名公法教授，你完全知道侵略战争是什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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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实是在装傻。因为这位教授是这方面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其他学者更早涉足这个研究领域。他也是这一“全新且非常广泛的概念”的主要反对者。多年来，施米特一直警告称，将侵略战争定为犯罪行为将导致灾难，不仅是德国的灾难，也是全世界的灾难。1945年，富有的实业家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担心自己会被盟国起诉，于是聘 请施米特撰写了一份有关侵略罪的专家法律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很可能构成了纳粹在纽伦堡法庭进行辩护的基础。该法庭所在地与施米特目前被关押地同属一个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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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输掉了那场官司。他有再次输掉的危险，而这一次他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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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坐进纽伦堡审讯室的20年前，施米特曾坐在柏林政治学院（Hochschule für Politik）的演讲厅里。[13]演讲者是詹姆斯·肖特维尔，他是因德国政府启动恢复与美国大学关系的项目而受到邀请。1927年3月1日举行的这次公开演讲，庆祝了这两个昔日敌国之间友好相处的新时代。德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了这次演讲。出席活动的还有德国总理威廉·马克思（Wilhem Marx）、普鲁士首相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及其内阁成员，还有身着全套军服、腰佩武器的陆军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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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7年，肖特维尔在国际联盟关于《日内瓦议定书》的斗争中失败了。但从这次失败中，他吸取了一个重要教训：（非法化战争运动）始于宣布战争非法，忧于后续执行。因此，他在演讲中提出了非法化战争运动的基本建议。“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肖特维尔声称，“我们的智慧已经战胜了我们的物质环境，现在它正在努力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对于所有问题中这个最为关乎人类本性的问题（most human of problems）——战争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确保“非法化除防御之外的所有战争”。[15]三个星期后，肖特维尔将在巴黎向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提出同样的建议，后者会欣然接受，并以此作为他提议的法美条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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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维尔的演讲使施米特紧张不安。他认为这是“对德国命运最重要的演讲之一”，并想对此做出回应。[16]当肖特维尔的非法化战争建议在各大国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时，1927年5月10日，施米特发表了20世纪最著名的演讲之一。他以“政治的概念”为主题，进行了反击。他警告德国，灾难即将降临；非法化战争是一个诡计，全世界都趋之如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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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特维尔提议非法化战争的同一栋大楼里，施米特谴责了非法化战争。施米特在政治学院的演讲中声称，各国放弃战争是荒谬的：非法化战争听起来很美好，但正因为听起来很美好，所以它实际上却很危险，而且非法化战争是不可能的；认为战争可以被非法化是对政治的误解，政治以战争可能性为前提；一个宣布战争非法的国家也在非法化这个国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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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听起来就像纳粹的野蛮军国主义。尽管施米特后来加入了纳粹党，但此时他还不是纳粹分子，也不是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家。他的反对并非出于对暴力的颂扬，而是基于一种阴暗而根深蒂固的政治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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