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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施米特的说法，政治世界［或者如他用德语称为“政治”（the Political）］不是由它的主题来定义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引发政治争端。定义政治的是它的强度：斗争越激烈，争端就越政治化。“政治，”施米特写道，“是最激烈、最极端的对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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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争端是激烈的，因而它们是危险的。最极端的争端，也是最危险的争端，是根据施米特所谓的“友—敌”有别的理念组织起来的争端。[18]朋友和敌人都在为生存而斗争：朋友保护朋友，但他们试图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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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强调，朋友不必憎恨敌人，也不需要认为他们是邪恶的。敌人之所以成为敌人，仅仅是因为与他们的冲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变得关系到生死存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敌人威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因而必须被消灭。“朋友、敌人和战斗的概念之所以准确地具有它们的真正含义，是因为它们指的是肉体杀戮的真实可能性。”[19]当然，人们通常憎恨他们的敌人。他们倾向于认为敌人道德沦丧、罪恶深重或面目可憎。敌人利用这些道德和审美评价来强化敌对情绪，使互相残杀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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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认为，国家的决定性任务是规范政治争端，确保那些威胁群体生活方式的激烈冲突得到解决。在极端情况下，各国会区分敌友，并部署所有斗争工具中最具政治色彩的——战争。“国家作为决定性的政治实体拥有巨大的力量：发动战争从而公开处置民众生命的可能性。”[21]实际上，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利赋予了国家一种近乎神一般的力量：“要求其成员随时准备赴死和毫不犹豫消灭敌人的权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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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不是军事家。[23]他否认国家的目的是发动战争。“战争既不是政治的目标，也不是政治的目的，甚至也不是政治的内容。”[24]但是，国家必须时刻准备发动战争，因为存在一些严重威胁着国家生存的冲突，这些冲突只有战争才能解决。故而，杀戮逼近的可怕前景笼罩着所有的政治行动。因此，战争必须作为国家的一种选择——一种激烈的选择，但依然只是一种选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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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总结道，因为国家的职能是规制政治冲突，所以国家不可能非法化战争。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尝试非法化战争，那么它将无法区分朋友和敌人。这将结束政治，并进而反过来终结国家自身，因为根据定义，国家是使用任何必要手段解决激烈冲突的实体。施米特解释道：“一个存在于政治领域的民族，在必要时不能放弃自行决定敌友之别的权利……如果这种敌友区分消失了，那么政治生活也就一道消亡了。”[26]在施米特看来，肖特维尔并不是在建议德国非法化战争，而是在要求德国和其他所有听从他建议的国家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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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战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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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所有的小说都是自传。哲学写作也是自传式的，这虽然是事实，但这种说法却显得不落俗套。哲学家们总是自命能发现有关人类状况的抽象而永恒的真理，但他们却不得不依靠自己个人的和狭隘的经验。施米特的政治理论是典型 的案例：激烈的冲突定义了他的生活，区分朋友和敌人是他的主要困扰，而后者对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激烈动荡中生存下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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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7月11日，施米特出生于德国小镇普莱滕贝格，这座小镇坐落在威斯特伐利亚茂密的山林中。[27]他家是天主教家庭，与教会联系密切。他的三个叔祖都是神父。卡尔年轻的时候，他母亲希望他也能成为神父。[28]他的亲戚们站在了“文化争端”（Kulturkampf）[29]的前线，这是俾斯麦挑起的从天主教会手中夺取权力的长期斗争。斗争的痛苦折磨着施米特的集体记忆，尽管俾斯麦最终屈服了，但这个家庭从未失去受围心态（siege 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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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在一个以新教徒人口为主的小镇长大，那里的教派分歧真实存在且非常明显，敌对教派之间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普莱滕贝格人口可能主要是以新教徒为主，但它是天主教莱茵兰地区的一个城镇，而莱茵兰又是新教德国的一个区域。德国本身夹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和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之间。因此，施米特的性格形成期是在一系列忏悔性的俄国套娃中心度过的。对他来说，蹂躏德国的宗教战争并没有在1648年结束。它们只是转入地下，有随时爆发的威胁，仿佛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平从未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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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卑微的出身也使他疏离了占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的新教精英。父亲让他去经商，他拒绝了父亲的建议，进入了久负盛名的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学习。对于一个像他这样背景出身的年轻人来说，这一举动非同寻常。[30]他在学校里成绩优异，但他从未有被接纳感。“我是一个出身平凡、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他后来写道，“我完全站在黑暗中，从黑暗中望向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31]1915年，他迎娶了一位名叫帕芙拉·多洛蒂（Pavla Dorotić）的维也纳舞蹈演员。她艳丽夺目，自称克罗地亚贵族的后裔。施米特似乎被她所谓的血统所吸引，就像被她的美貌吸引一样。结婚后，施米特开始在自己的出版作品中使用她的娘家姓，以“卡尔·施米特-多洛蒂”为文章署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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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称呼她卡莉（Cari）。卡莉是朋友和敌人的化身。尽管两人相爱，但 她对他反复无常，且经常恶言相向。施米特一直搞不清她所做何为。卡尔后来发现，卡莉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她只是一位血统普通的年长妇人，编造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这让他悲愤欲绝。经过七年痛苦的婚姻生活，施米特获准离婚。这段时间里，他“感觉自己像地狱里的疯子”。[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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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认为自己是处于困境中的少数派的一员，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是新教精英，他是一名下层天主教徒。但他也是一个德国人，和他的同胞一样，经历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屈辱和困苦。当时，除了少数军队高层外，没有人预料到德国会输掉这场战争。德国的失败令人震惊，许多人认为这个国家已经从内部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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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惩罚性的和平解决方案加剧了德国人的愤怒。根据令人恼火的“凡尔赛勒令”（Versailles Diktat），德国不得不放弃1918年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从俄国夺取的领土、1871年普法战争中从法国征服的土地，以及所有海外殖民地。同时，它还承诺支付毁灭性的经济赔偿。德国承担了整个战争的责任。协约国起诉德国皇帝，强迫他继续流亡荷兰。他们把德国军队的人数限制在10万人以内，禁止重整军备，并强制要求莱茵兰地区非军事化。后来，德国拒绝支付赔款，法国再次入侵鲁尔河谷，引发了一场危机，最终导致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这场经济噩梦中，物价一日之内几倍攀升，日复一日如此。[34]人们一生的积蓄在几个小时内就化为乌有，纸币变得一文不值，只好烧掉取暖。1923年11月，德国政府被迫印刷100万亿马克面值的钞票，而按照当时的汇率，每张钞票的价值仅略高于20美元。[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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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经济混乱平复下来，德国社会也没有恢复正常状态。德国陷入深刻的、有时无法控制的冲突。1928年，至少有41个政党参加了选举。[36]当时，德国政治暴力猖獗。各党派都有自己的准军事部队，在国会选举失利后，这些准军事部队便在街上互相厮杀。纳粹有两个这样的组织：身穿棕衣的突击部队“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和身穿黑衣的安全人员“党卫军”（Schutzstaffel，SS）。德国人不仅有被包围感，而且不确定是谁在包围他们。敌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自由主义、美国、法国、“被诅咒的共和国”、天主教会、工会，或者可能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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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施米特否认他的政治理论是狭隘的。对于一个生活在动荡时代的德国人来说，这一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他坚持认为，战争是政治的永恒潜台词，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特征。他声称，“没有什么可以逃脱政治的这个逻辑结论”。[37]和平主义似乎是个例外，但施米特认为，这是一种幻觉。因为，如果和平主义者对和平主义持强烈坚持态度——如果他们真的致力于结束战争——那么，他们就会以战止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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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施米特演讲的第二版在1932年出版时，《非战公约》已经签署。施米特借机把《非战公约》说成一个危险的骗局。他认为，与它包装的相反，该公约并没有非法化战争。相反，它制造了一群新的敌人，也就是那些违反公约的国家。“非法化战争的庄严宣言并没有废除敌友区分，相反，它赋予了一份国际敌对宣言以新内容和新活力，从而带来了新的可能性。”[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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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问道，如果非法化战争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国要这么做呢？施米特的回答很简单：非法化战争是一种武器。《非战公约》的支持者并不是出于停止杀戮的虔诚愿望而采取无私行动。他们把它设计成一个圈套来压制对手。“战争是以人道的名义进行的……这一点具有特别强烈的政治意义。当一个国家以人道的名义与其政治敌人作战时，这不是一场为了人道的战争，而是一场某一特定国家企图通过篡夺某种普遍概念来对付其军事对手的战争。”[40]因此，非法化战争比荒谬更糟糕——它不诚实、虚伪、卑鄙。这是德国的敌人为了统治世界而建造的特洛伊木马。“不管是谁，只要祭出了人类的大旗，”他既厌恶又钦佩地讥讽道，“都是想要欺骗世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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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如果理解正确，《非战公约》不会结束战争，它将创造一种新的战争，一种在那些使用军事力量的国家和那些使用其他形式影响力（如经济或文化实力）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仍将 继续，但不再被称为“战争”，它们将披上刑事司法的术语外衣并被人道主义干涉的习语伪装：“执行、制裁、惩罚性讨伐、平息、保护条约、国际警察以及确保和平的措施。”[42]“敌人”将继续存在，但他们也不会被称为“敌人”，敌人将会被贴上“和平扰乱者”和“人类的罪犯”的标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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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当战争被描述为警察打击罪犯的行动时，所有的约束都将失效。那些打着“人类”旗号打仗的人，不会把敌人当人类看待。被剥夺人性的敌人将得不到所有人类都应得到的法律保护。即使胜利者也会被非法化战争运动改造。未来的战争将变成殊死战斗的圣战、十字军东征、野蛮的歼灭战，打到最后，留下的只有可怕的毁灭。施米特的前辈、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最好地表达了这种担忧：“与魔鬼战斗的人，应要谨防自己变为一个魔鬼。”[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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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雷泽曼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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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扮演了末日先知卡桑德拉（Cassandra）的角色，预言他的国家即将遭到毁灭。和卡桑德拉一样，施米特也受到了诅咒，但被忽视了。因为德国不仅签署了《非战公约》，还迫不及待这样做。1928年4月，当弗兰克·凯洛格向各大国分发他的非法化战争提案草案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说服了德国内阁签署。德国外长当天就宣布了德国加入《非战公约》的意愿，从而成为第一个加入美法倡议的国家。[45]《非战公约》签署时，施特雷泽曼坐在时钟厅中央的桌子上，与白里安和凯洛格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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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雷泽曼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施特雷泽曼采取了强硬路线，他敦促德国东西两线出击，征服土地，并对美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他忠于最高指挥部直到最后一刻，但他所有的信念却被德国突然投降的消息击得粉碎。[46]但是令人震惊的战争结局使他确信，德国无法在军事上与其他世界强国竞争。恢复德国在世界上应有地位的途径是贸易，而不是战争。他的国家最好的选择是参与全球 经济，与美国建立紧密的金融联系，并与英国建立密切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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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来说，签署《非战公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此举是其一系列国际行动的序曲，它向美国发出了反对军国主义且致力于经济合作的信号。施特雷泽曼知道，他的国家对这个新的超级大国有着近乎全盘的依赖。鉴于德国巨大的贸易赤字，美国的贷款是德国经济得以维持的全部保障。施特雷泽曼还希望美国利用其对协约国的影响力来减少在凡尔赛会议上强加给德国的战争赔款。在施特雷泽曼的计划中，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美国只有在能够保护德国偿还这些贷款的能力的情况下才会继续向德国提供贷款；但德国只有在美国说服法国和英国减轻自己沉重的战争赔偿负担的情况下才能偿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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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邀请肖特维尔在柏林发表演讲是德国与美国和解计划的一部分。[47]施特雷泽曼没有出席肖特维尔的演讲，当时他正在参加国际联盟的一个会议，但是在肖特维尔经过日内瓦去巴黎与白里安会面的途中，他们见过面。他们谈得很愉快，但没有谈论非法化战争问题。“我们只是在一起随便聊聊，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肖特维尔说。[48]他们之所以没有谈论非法化战争问题，是因为肖特维尔不希望探讨这个问题：他担心施特雷泽曼会接受他的建议，从而劝阻美国人签署协议。肖特维尔知道，美国永远不会被德国牵着鼻子走。要想成功，就得走另一条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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