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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输掉了那场官司。他有再次输掉的危险，而这一次他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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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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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坐进纽伦堡审讯室的20年前，施米特曾坐在柏林政治学院（Hochschule für Politik）的演讲厅里。[13]演讲者是詹姆斯·肖特维尔，他是因德国政府启动恢复与美国大学关系的项目而受到邀请。1927年3月1日举行的这次公开演讲，庆祝了这两个昔日敌国之间友好相处的新时代。德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了这次演讲。出席活动的还有德国总理威廉·马克思（Wilhem Marx）、普鲁士首相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及其内阁成员，还有身着全套军服、腰佩武器的陆军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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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7年，肖特维尔在国际联盟关于《日内瓦议定书》的斗争中失败了。但从这次失败中，他吸取了一个重要教训：（非法化战争运动）始于宣布战争非法，忧于后续执行。因此，他在演讲中提出了非法化战争运动的基本建议。“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肖特维尔声称，“我们的智慧已经战胜了我们的物质环境，现在它正在努力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对于所有问题中这个最为关乎人类本性的问题（most human of problems）——战争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确保“非法化除防御之外的所有战争”。[15]三个星期后，肖特维尔将在巴黎向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提出同样的建议，后者会欣然接受，并以此作为他提议的法美条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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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维尔的演讲使施米特紧张不安。他认为这是“对德国命运最重要的演讲之一”，并想对此做出回应。[16]当肖特维尔的非法化战争建议在各大国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时，1927年5月10日，施米特发表了20世纪最著名的演讲之一。他以“政治的概念”为主题，进行了反击。他警告德国，灾难即将降临；非法化战争是一个诡计，全世界都趋之如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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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特维尔提议非法化战争的同一栋大楼里，施米特谴责了非法化战争。施米特在政治学院的演讲中声称，各国放弃战争是荒谬的：非法化战争听起来很美好，但正因为听起来很美好，所以它实际上却很危险，而且非法化战争是不可能的；认为战争可以被非法化是对政治的误解，政治以战争可能性为前提；一个宣布战争非法的国家也在非法化这个国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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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听起来就像纳粹的野蛮军国主义。尽管施米特后来加入了纳粹党，但此时他还不是纳粹分子，也不是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家。他的反对并非出于对暴力的颂扬，而是基于一种阴暗而根深蒂固的政治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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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施米特的说法，政治世界［或者如他用德语称为“政治”（the Political）］不是由它的主题来定义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引发政治争端。定义政治的是它的强度：斗争越激烈，争端就越政治化。“政治，”施米特写道，“是最激烈、最极端的对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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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争端是激烈的，因而它们是危险的。最极端的争端，也是最危险的争端，是根据施米特所谓的“友—敌”有别的理念组织起来的争端。[18]朋友和敌人都在为生存而斗争：朋友保护朋友，但他们试图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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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强调，朋友不必憎恨敌人，也不需要认为他们是邪恶的。敌人之所以成为敌人，仅仅是因为与他们的冲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变得关系到生死存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敌人威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因而必须被消灭。“朋友、敌人和战斗的概念之所以准确地具有它们的真正含义，是因为它们指的是肉体杀戮的真实可能性。”[19]当然，人们通常憎恨他们的敌人。他们倾向于认为敌人道德沦丧、罪恶深重或面目可憎。敌人利用这些道德和审美评价来强化敌对情绪，使互相残杀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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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认为，国家的决定性任务是规范政治争端，确保那些威胁群体生活方式的激烈冲突得到解决。在极端情况下，各国会区分敌友，并部署所有斗争工具中最具政治色彩的——战争。“国家作为决定性的政治实体拥有巨大的力量：发动战争从而公开处置民众生命的可能性。”[21]实际上，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利赋予了国家一种近乎神一般的力量：“要求其成员随时准备赴死和毫不犹豫消灭敌人的权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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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不是军事家。[23]他否认国家的目的是发动战争。“战争既不是政治的目标，也不是政治的目的，甚至也不是政治的内容。”[24]但是，国家必须时刻准备发动战争，因为存在一些严重威胁着国家生存的冲突，这些冲突只有战争才能解决。故而，杀戮逼近的可怕前景笼罩着所有的政治行动。因此，战争必须作为国家的一种选择——一种激烈的选择，但依然只是一种选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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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总结道，因为国家的职能是规制政治冲突，所以国家不可能非法化战争。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尝试非法化战争，那么它将无法区分朋友和敌人。这将结束政治，并进而反过来终结国家自身，因为根据定义，国家是使用任何必要手段解决激烈冲突的实体。施米特解释道：“一个存在于政治领域的民族，在必要时不能放弃自行决定敌友之别的权利……如果这种敌友区分消失了，那么政治生活也就一道消亡了。”[26]在施米特看来，肖特维尔并不是在建议德国非法化战争，而是在要求德国和其他所有听从他建议的国家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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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战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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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所有的小说都是自传。哲学写作也是自传式的，这虽然是事实，但这种说法却显得不落俗套。哲学家们总是自命能发现有关人类状况的抽象而永恒的真理，但他们却不得不依靠自己个人的和狭隘的经验。施米特的政治理论是典型 的案例：激烈的冲突定义了他的生活，区分朋友和敌人是他的主要困扰，而后者对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激烈动荡中生存下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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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7月11日，施米特出生于德国小镇普莱滕贝格，这座小镇坐落在威斯特伐利亚茂密的山林中。[27]他家是天主教家庭，与教会联系密切。他的三个叔祖都是神父。卡尔年轻的时候，他母亲希望他也能成为神父。[28]他的亲戚们站在了“文化争端”（Kulturkampf）[29]的前线，这是俾斯麦挑起的从天主教会手中夺取权力的长期斗争。斗争的痛苦折磨着施米特的集体记忆，尽管俾斯麦最终屈服了，但这个家庭从未失去受围心态（siege 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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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在一个以新教徒人口为主的小镇长大，那里的教派分歧真实存在且非常明显，敌对教派之间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普莱滕贝格人口可能主要是以新教徒为主，但它是天主教莱茵兰地区的一个城镇，而莱茵兰又是新教德国的一个区域。德国本身夹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和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之间。因此，施米特的性格形成期是在一系列忏悔性的俄国套娃中心度过的。对他来说，蹂躏德国的宗教战争并没有在1648年结束。它们只是转入地下，有随时爆发的威胁，仿佛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平从未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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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卑微的出身也使他疏离了占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的新教精英。父亲让他去经商，他拒绝了父亲的建议，进入了久负盛名的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学习。对于一个像他这样背景出身的年轻人来说，这一举动非同寻常。[30]他在学校里成绩优异，但他从未有被接纳感。“我是一个出身平凡、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他后来写道，“我完全站在黑暗中，从黑暗中望向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31]1915年，他迎娶了一位名叫帕芙拉·多洛蒂（Pavla Dorotić）的维也纳舞蹈演员。她艳丽夺目，自称克罗地亚贵族的后裔。施米特似乎被她所谓的血统所吸引，就像被她的美貌吸引一样。结婚后，施米特开始在自己的出版作品中使用她的娘家姓，以“卡尔·施米特-多洛蒂”为文章署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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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称呼她卡莉（Cari）。卡莉是朋友和敌人的化身。尽管两人相爱，但 她对他反复无常，且经常恶言相向。施米特一直搞不清她所做何为。卡尔后来发现，卡莉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她只是一位血统普通的年长妇人，编造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这让他悲愤欲绝。经过七年痛苦的婚姻生活，施米特获准离婚。这段时间里，他“感觉自己像地狱里的疯子”。[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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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认为自己是处于困境中的少数派的一员，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是新教精英，他是一名下层天主教徒。但他也是一个德国人，和他的同胞一样，经历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屈辱和困苦。当时，除了少数军队高层外，没有人预料到德国会输掉这场战争。德国的失败令人震惊，许多人认为这个国家已经从内部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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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惩罚性的和平解决方案加剧了德国人的愤怒。根据令人恼火的“凡尔赛勒令”（Versailles Diktat），德国不得不放弃1918年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从俄国夺取的领土、1871年普法战争中从法国征服的土地，以及所有海外殖民地。同时，它还承诺支付毁灭性的经济赔偿。德国承担了整个战争的责任。协约国起诉德国皇帝，强迫他继续流亡荷兰。他们把德国军队的人数限制在10万人以内，禁止重整军备，并强制要求莱茵兰地区非军事化。后来，德国拒绝支付赔款，法国再次入侵鲁尔河谷，引发了一场危机，最终导致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这场经济噩梦中，物价一日之内几倍攀升，日复一日如此。[34]人们一生的积蓄在几个小时内就化为乌有，纸币变得一文不值，只好烧掉取暖。1923年11月，德国政府被迫印刷100万亿马克面值的钞票，而按照当时的汇率，每张钞票的价值仅略高于20美元。[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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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经济混乱平复下来，德国社会也没有恢复正常状态。德国陷入深刻的、有时无法控制的冲突。1928年，至少有41个政党参加了选举。[36]当时，德国政治暴力猖獗。各党派都有自己的准军事部队，在国会选举失利后，这些准军事部队便在街上互相厮杀。纳粹有两个这样的组织：身穿棕衣的突击部队“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和身穿黑衣的安全人员“党卫军”（Schutzstaffel，SS）。德国人不仅有被包围感，而且不确定是谁在包围他们。敌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自由主义、美国、法国、“被诅咒的共和国”、天主教会、工会，或者可能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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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施米特否认他的政治理论是狭隘的。对于一个生活在动荡时代的德国人来说，这一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他坚持认为，战争是政治的永恒潜台词，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特征。他声称，“没有什么可以逃脱政治的这个逻辑结论”。[37]和平主义似乎是个例外，但施米特认为，这是一种幻觉。因为，如果和平主义者对和平主义持强烈坚持态度——如果他们真的致力于结束战争——那么，他们就会以战止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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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施米特演讲的第二版在1932年出版时，《非战公约》已经签署。施米特借机把《非战公约》说成一个危险的骗局。他认为，与它包装的相反，该公约并没有非法化战争。相反，它制造了一群新的敌人，也就是那些违反公约的国家。“非法化战争的庄严宣言并没有废除敌友区分，相反，它赋予了一份国际敌对宣言以新内容和新活力，从而带来了新的可能性。”[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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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问道，如果非法化战争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国要这么做呢？施米特的回答很简单：非法化战争是一种武器。《非战公约》的支持者并不是出于停止杀戮的虔诚愿望而采取无私行动。他们把它设计成一个圈套来压制对手。“战争是以人道的名义进行的……这一点具有特别强烈的政治意义。当一个国家以人道的名义与其政治敌人作战时，这不是一场为了人道的战争，而是一场某一特定国家企图通过篡夺某种普遍概念来对付其军事对手的战争。”[40]因此，非法化战争比荒谬更糟糕——它不诚实、虚伪、卑鄙。这是德国的敌人为了统治世界而建造的特洛伊木马。“不管是谁，只要祭出了人类的大旗，”他既厌恶又钦佩地讥讽道，“都是想要欺骗世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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