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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如果理解正确，《非战公约》不会结束战争，它将创造一种新的战争，一种在那些使用军事力量的国家和那些使用其他形式影响力（如经济或文化实力）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仍将 继续，但不再被称为“战争”，它们将披上刑事司法的术语外衣并被人道主义干涉的习语伪装：“执行、制裁、惩罚性讨伐、平息、保护条约、国际警察以及确保和平的措施。”[42]“敌人”将继续存在，但他们也不会被称为“敌人”，敌人将会被贴上“和平扰乱者”和“人类的罪犯”的标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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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当战争被描述为警察打击罪犯的行动时，所有的约束都将失效。那些打着“人类”旗号打仗的人，不会把敌人当人类看待。被剥夺人性的敌人将得不到所有人类都应得到的法律保护。即使胜利者也会被非法化战争运动改造。未来的战争将变成殊死战斗的圣战、十字军东征、野蛮的歼灭战，打到最后，留下的只有可怕的毁灭。施米特的前辈、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最好地表达了这种担忧：“与魔鬼战斗的人，应要谨防自己变为一个魔鬼。”[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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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雷泽曼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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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扮演了末日先知卡桑德拉（Cassandra）的角色，预言他的国家即将遭到毁灭。和卡桑德拉一样，施米特也受到了诅咒，但被忽视了。因为德国不仅签署了《非战公约》，还迫不及待这样做。1928年4月，当弗兰克·凯洛格向各大国分发他的非法化战争提案草案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说服了德国内阁签署。德国外长当天就宣布了德国加入《非战公约》的意愿，从而成为第一个加入美法倡议的国家。[45]《非战公约》签署时，施特雷泽曼坐在时钟厅中央的桌子上，与白里安和凯洛格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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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雷泽曼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施特雷泽曼采取了强硬路线，他敦促德国东西两线出击，征服土地，并对美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他忠于最高指挥部直到最后一刻，但他所有的信念却被德国突然投降的消息击得粉碎。[46]但是令人震惊的战争结局使他确信，德国无法在军事上与其他世界强国竞争。恢复德国在世界上应有地位的途径是贸易，而不是战争。他的国家最好的选择是参与全球 经济，与美国建立紧密的金融联系，并与英国建立密切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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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来说，签署《非战公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此举是其一系列国际行动的序曲，它向美国发出了反对军国主义且致力于经济合作的信号。施特雷泽曼知道，他的国家对这个新的超级大国有着近乎全盘的依赖。鉴于德国巨大的贸易赤字，美国的贷款是德国经济得以维持的全部保障。施特雷泽曼还希望美国利用其对协约国的影响力来减少在凡尔赛会议上强加给德国的战争赔款。在施特雷泽曼的计划中，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美国只有在能够保护德国偿还这些贷款的能力的情况下才会继续向德国提供贷款；但德国只有在美国说服法国和英国减轻自己沉重的战争赔偿负担的情况下才能偿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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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邀请肖特维尔在柏林发表演讲是德国与美国和解计划的一部分。[47]施特雷泽曼没有出席肖特维尔的演讲，当时他正在参加国际联盟的一个会议，但是在肖特维尔经过日内瓦去巴黎与白里安会面的途中，他们见过面。他们谈得很愉快，但没有谈论非法化战争问题。“我们只是在一起随便聊聊，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肖特维尔说。[48]他们之所以没有谈论非法化战争问题，是因为肖特维尔不希望探讨这个问题：他担心施特雷泽曼会接受他的建议，从而劝阻美国人签署协议。肖特维尔知道，美国永远不会被德国牵着鼻子走。要想成功，就得走另一条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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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雷泽曼之所以能够保持他对美国的和解态度，是因为这一策略一直在发挥作用。1924年，美国银行家约翰·道威斯（John Dawes）说服欧洲人降低对德国的赔款要求。[50]随着道威斯计划的实施，美国的银行热衷于向德国提供工业贷款。德国经济形势因而大幅改善。在施特雷泽曼的领导下，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失业率也下降了，从1926年的18%下降到1928年的8.6%，比英国的10.8%还要低。[51]在1928年5月的联邦选举中，纳粹党惨败，仅获得微乎其微的2.6%的选票，只选出了12名国会代表［尽管新当选的代表中有 两名分别是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销量是如此惨淡，以至于出版商建议希特勒推迟出版他的第二本书，这本书主要是为了攻击施特莱泽曼的国际主义理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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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时签署《非战公约》的德国与仅仅几年后就将欧洲重新拖入战争的德国是截然不同的。1928年的德国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即“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正沐浴在“黄金年代”的光辉中。这是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时代，产生了一批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最伟大的创造性天才，是人类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之一。魏玛时期在电影上创造了表现主义，在设计上创造了装饰派艺术，在建筑上创造了包豪斯风格，在文学上创造了现代主义，在物理学上创造了量子力学，在哲学上创造了逻辑实证主义，在运动上创造了普拉提技术。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一个谜：一个产生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holt Brecht）、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弗里茨·朗（Fritz Lang）等伟大人物的文化如何也能产生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和约瑟夫·戈培尔等人。但在1928年8月，这还不是一个谜，人们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仍然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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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很快就结束了。结局很难看。施特雷泽曼加强德国与美国经济联系的计划，尽管无疑是精明的，但也是一场赌博。如果美国经济碰巧下滑，就会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下滑——事实的确如此。当美国股市在1929年10月29日崩盘时，美国银行收回了它们提供给德国的贷款。没有外国资本，德国既无法为其经济复苏提供资金，也无法支付赔款。银行挤兑导致了德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是否有政治家能把德国从随之而来的灾难中拯救出来，这一点无法肯定，但如果有人能做到，那一定是施特雷泽曼。作为连续七届政府的外交部长，他是唯一有能力在飓风袭击时稳定国家的政治人物。但是，就在“黑色星期二”前三周，51岁的施特雷泽曼因多次中风于1929年10月3日去世。“黑色星期二”之后，支撑德国经济的金融支柱崩塌了。随着德国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希特勒获得了一个利用经济灾难蛊惑人心的机会，而随着施特雷泽曼的去世，再也没有谁能阻止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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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的衰落和施米特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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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施米特在位于天主教莱茵兰地区首府的波恩大学教授公法。1926年，他与塞尔维亚女子杜丝卡·托多罗维奇（DuŠka Todorović）结婚，后者是他办理与第一任妻子卡莉离婚诉讼时的翻译。[53]虽然她比他小15岁，但他们的婚姻似乎比他第一次婚姻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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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施米特发表了一篇备受推崇的关于独裁统治的研究报告，并对议会制民主提出了若干尖锐的批评。[54]后来，他写了一部不朽的研究魏玛宪法的报告以及抨击肖特维尔的《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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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这一学术研究，1927年，位于柏林的商业管理学院（Handelshochschule）向施米特提供了宪法学教授职位。施米特接受了这个职位。他已经厌倦了沉寂的小城波恩，想体验一下“大城市的乐趣”。[56]他也在寻求一个全新的开始。由于施米特无法说服天主教会承认他与卡莉婚姻的破裂，所以当他与杜丝卡结婚后，他被逐出了教会。于是，一团丑闻的阴云笼罩着这对身在省城的新婚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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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施米特声称，他搬到柏林是为了学术研究，他写道，他可以“近距离地熟悉我的学科目标，即国家”。[57]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如愿以偿了。在他抵达德国首都一年后，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当政府疲于应对自恶性通胀危机以来未曾有的失业率时，他目睹了一个承受巨大压力的宪政体系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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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严重的预算短缺，保守的内阁提出了一项紧缩预算提案。它大幅削减了失业保险，停止了社会福利项目，并增加了税收。由于这些措施带来的后果是如此痛苦且其分布的领域又是如此均匀，因此国会不会批准政府的预算提案。双方都坚持己见，陷入政治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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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政府成员认为，施米特是一位可以给他们带来帮助的法律学者，因为他能证明他们结束危机并敦促预算通过的努力是正当的。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施米特对独裁统治在紧急情况下能够重建正常秩序的优点大加赞扬。他认为，事实上，魏玛宪法第48条赋予德国总统以恢复“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独裁权力。[58]施米特坚决认为，法院不能发挥这种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因为与总统不同，法官不是选举产生的，不能相信他们会为德国人民服务。虽然议会成员是选举产生的，但施米特认为议会是非理性的机构。它的运行依靠的是各党派的脆弱联盟，容易发生激烈的内讧，在危机时期，议会在解决危机问题上效率低下、靠不住。[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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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德国政府委托施米特撰写一份意见书——一份专家法律意见书——使政府从国会夺权的计划合法化。在这份意见书中，施米特不仅认为，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有权作为紧急措施而颁布预算法案，而且他还认为，如果国会拒绝总统的紧急权力主张，总统还有权解散国会。[60]施米特甚至走得更远。他声称，根据第48条，总统可以在举行新的选举之前临时执行政府的预算。在上一届国会解散和举行新一届国会选举之间的几个月里，兴登堡实际上是一个独裁者，他行使着德国唯一的、最高的立法权。[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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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被选中担当此任绝非侥幸。他为承担这项任务努力游说。除了向总统的幕僚长递交支持政府立场的文件外，施米特还与库尔特·冯·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上校的几个心腹交上了朋友。[62]施莱歇尔是政府背后真正的力量，他是一个有魅力、机智、有天赋的谋士。[63]他认识到施米特的政治价值，并且委托他来撰写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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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施米特的法律依据，施莱歇尔启动了这项计划。当德国国会未能通过政府的预算提案后，兴登堡根据宪法第48条颁布了它。当国会拒绝总统行使紧急权力后，兴登堡解散了国会，要求重新选举，并根据第宪法48条重新颁布了预算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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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尔认为，德国人民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并将回报这种大胆的权力主张。事实证明，这是一次严重的误判。中产阶级将经济恶化归咎于政府，并通过投票的方式对其施以惩罚。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其在国会 中的代表人数从12人增加到107人。[64]希特勒从政治坟墓里爬了起来，领导着德国国会第二大党。施米特向施莱歇尔展示了如何撬开魏玛宪法的锁。野蛮人如潮水般涌进了敞开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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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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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致力于摧毁魏玛共和国，因此，他们无意与政府合作。在施米特的法律建议下，德国总统绕过陷入僵局的国会，根据紧急状态令掌管国家。施米特所主张的打破议会僵局的权宜之计变成了新的常态。于是，德国政治体系在一种例外状态下被永久地终止了。脱离议会控制后，德国政府加大了实施紧缩计划的力度，但这只会进一步抑制需求，并使失业率在1932年初达到惊人的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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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德国社会苦难的加深，纳粹势力不断壮大。1932年4月，纳粹在普鲁士选举中获得了36.3%的选票，远远超过了他们在1928年惨淡的1.8%[66]的得票率。更令人印象深刻也更令人不安的是，冲锋队已经发展了超过40万队员，是德国军队人数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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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右翼势力从支持德国政府转向支持纳粹时，施莱歇尔试图压制左翼的反对。普鲁士是社会党最后一个重要据点。施莱歇尔决定驱逐他们。这场大规模的夺权运动被称为“普鲁士政变”（Preussenschlag），用英语说是“strike against Prussia”，用半法语（semi-French）表述是“Prussian Coup”。施莱歇尔打算以其一贯的方式来为政变辩护：援引宪法第48条赋予总统的紧急权力。他声称，当时的普鲁士社会党政府再也无法控制纳粹和共产党之间肆虐的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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