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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7月11日，施米特出生于德国小镇普莱滕贝格，这座小镇坐落在威斯特伐利亚茂密的山林中。[27]他家是天主教家庭，与教会联系密切。他的三个叔祖都是神父。卡尔年轻的时候，他母亲希望他也能成为神父。[28]他的亲戚们站在了“文化争端”（Kulturkampf）[29]的前线，这是俾斯麦挑起的从天主教会手中夺取权力的长期斗争。斗争的痛苦折磨着施米特的集体记忆，尽管俾斯麦最终屈服了，但这个家庭从未失去受围心态（siege 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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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在一个以新教徒人口为主的小镇长大，那里的教派分歧真实存在且非常明显，敌对教派之间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普莱滕贝格人口可能主要是以新教徒为主，但它是天主教莱茵兰地区的一个城镇，而莱茵兰又是新教德国的一个区域。德国本身夹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和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之间。因此，施米特的性格形成期是在一系列忏悔性的俄国套娃中心度过的。对他来说，蹂躏德国的宗教战争并没有在1648年结束。它们只是转入地下，有随时爆发的威胁，仿佛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平从未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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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卑微的出身也使他疏离了占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的新教精英。父亲让他去经商，他拒绝了父亲的建议，进入了久负盛名的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学习。对于一个像他这样背景出身的年轻人来说，这一举动非同寻常。[30]他在学校里成绩优异，但他从未有被接纳感。“我是一个出身平凡、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他后来写道，“我完全站在黑暗中，从黑暗中望向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31]1915年，他迎娶了一位名叫帕芙拉·多洛蒂（Pavla Dorotić）的维也纳舞蹈演员。她艳丽夺目，自称克罗地亚贵族的后裔。施米特似乎被她所谓的血统所吸引，就像被她的美貌吸引一样。结婚后，施米特开始在自己的出版作品中使用她的娘家姓，以“卡尔·施米特-多洛蒂”为文章署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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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称呼她卡莉（Cari）。卡莉是朋友和敌人的化身。尽管两人相爱，但 她对他反复无常，且经常恶言相向。施米特一直搞不清她所做何为。卡尔后来发现，卡莉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她只是一位血统普通的年长妇人，编造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这让他悲愤欲绝。经过七年痛苦的婚姻生活，施米特获准离婚。这段时间里，他“感觉自己像地狱里的疯子”。[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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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认为自己是处于困境中的少数派的一员，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是新教精英，他是一名下层天主教徒。但他也是一个德国人，和他的同胞一样，经历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屈辱和困苦。当时，除了少数军队高层外，没有人预料到德国会输掉这场战争。德国的失败令人震惊，许多人认为这个国家已经从内部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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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惩罚性的和平解决方案加剧了德国人的愤怒。根据令人恼火的“凡尔赛勒令”（Versailles Diktat），德国不得不放弃1918年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从俄国夺取的领土、1871年普法战争中从法国征服的土地，以及所有海外殖民地。同时，它还承诺支付毁灭性的经济赔偿。德国承担了整个战争的责任。协约国起诉德国皇帝，强迫他继续流亡荷兰。他们把德国军队的人数限制在10万人以内，禁止重整军备，并强制要求莱茵兰地区非军事化。后来，德国拒绝支付赔款，法国再次入侵鲁尔河谷，引发了一场危机，最终导致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这场经济噩梦中，物价一日之内几倍攀升，日复一日如此。[34]人们一生的积蓄在几个小时内就化为乌有，纸币变得一文不值，只好烧掉取暖。1923年11月，德国政府被迫印刷100万亿马克面值的钞票，而按照当时的汇率，每张钞票的价值仅略高于20美元。[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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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经济混乱平复下来，德国社会也没有恢复正常状态。德国陷入深刻的、有时无法控制的冲突。1928年，至少有41个政党参加了选举。[36]当时，德国政治暴力猖獗。各党派都有自己的准军事部队，在国会选举失利后，这些准军事部队便在街上互相厮杀。纳粹有两个这样的组织：身穿棕衣的突击部队“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和身穿黑衣的安全人员“党卫军”（Schutzstaffel，SS）。德国人不仅有被包围感，而且不确定是谁在包围他们。敌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自由主义、美国、法国、“被诅咒的共和国”、天主教会、工会，或者可能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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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施米特否认他的政治理论是狭隘的。对于一个生活在动荡时代的德国人来说，这一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他坚持认为，战争是政治的永恒潜台词，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特征。他声称，“没有什么可以逃脱政治的这个逻辑结论”。[37]和平主义似乎是个例外，但施米特认为，这是一种幻觉。因为，如果和平主义者对和平主义持强烈坚持态度——如果他们真的致力于结束战争——那么，他们就会以战止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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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施米特演讲的第二版在1932年出版时，《非战公约》已经签署。施米特借机把《非战公约》说成一个危险的骗局。他认为，与它包装的相反，该公约并没有非法化战争。相反，它制造了一群新的敌人，也就是那些违反公约的国家。“非法化战争的庄严宣言并没有废除敌友区分，相反，它赋予了一份国际敌对宣言以新内容和新活力，从而带来了新的可能性。”[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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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问道，如果非法化战争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国要这么做呢？施米特的回答很简单：非法化战争是一种武器。《非战公约》的支持者并不是出于停止杀戮的虔诚愿望而采取无私行动。他们把它设计成一个圈套来压制对手。“战争是以人道的名义进行的……这一点具有特别强烈的政治意义。当一个国家以人道的名义与其政治敌人作战时，这不是一场为了人道的战争，而是一场某一特定国家企图通过篡夺某种普遍概念来对付其军事对手的战争。”[40]因此，非法化战争比荒谬更糟糕——它不诚实、虚伪、卑鄙。这是德国的敌人为了统治世界而建造的特洛伊木马。“不管是谁，只要祭出了人类的大旗，”他既厌恶又钦佩地讥讽道，“都是想要欺骗世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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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如果理解正确，《非战公约》不会结束战争，它将创造一种新的战争，一种在那些使用军事力量的国家和那些使用其他形式影响力（如经济或文化实力）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仍将 继续，但不再被称为“战争”，它们将披上刑事司法的术语外衣并被人道主义干涉的习语伪装：“执行、制裁、惩罚性讨伐、平息、保护条约、国际警察以及确保和平的措施。”[42]“敌人”将继续存在，但他们也不会被称为“敌人”，敌人将会被贴上“和平扰乱者”和“人类的罪犯”的标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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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当战争被描述为警察打击罪犯的行动时，所有的约束都将失效。那些打着“人类”旗号打仗的人，不会把敌人当人类看待。被剥夺人性的敌人将得不到所有人类都应得到的法律保护。即使胜利者也会被非法化战争运动改造。未来的战争将变成殊死战斗的圣战、十字军东征、野蛮的歼灭战，打到最后，留下的只有可怕的毁灭。施米特的前辈、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最好地表达了这种担忧：“与魔鬼战斗的人，应要谨防自己变为一个魔鬼。”[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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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雷泽曼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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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扮演了末日先知卡桑德拉（Cassandra）的角色，预言他的国家即将遭到毁灭。和卡桑德拉一样，施米特也受到了诅咒，但被忽视了。因为德国不仅签署了《非战公约》，还迫不及待这样做。1928年4月，当弗兰克·凯洛格向各大国分发他的非法化战争提案草案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说服了德国内阁签署。德国外长当天就宣布了德国加入《非战公约》的意愿，从而成为第一个加入美法倡议的国家。[45]《非战公约》签署时，施特雷泽曼坐在时钟厅中央的桌子上，与白里安和凯洛格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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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雷泽曼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施特雷泽曼采取了强硬路线，他敦促德国东西两线出击，征服土地，并对美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他忠于最高指挥部直到最后一刻，但他所有的信念却被德国突然投降的消息击得粉碎。[46]但是令人震惊的战争结局使他确信，德国无法在军事上与其他世界强国竞争。恢复德国在世界上应有地位的途径是贸易，而不是战争。他的国家最好的选择是参与全球 经济，与美国建立紧密的金融联系，并与英国建立密切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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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来说，签署《非战公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此举是其一系列国际行动的序曲，它向美国发出了反对军国主义且致力于经济合作的信号。施特雷泽曼知道，他的国家对这个新的超级大国有着近乎全盘的依赖。鉴于德国巨大的贸易赤字，美国的贷款是德国经济得以维持的全部保障。施特雷泽曼还希望美国利用其对协约国的影响力来减少在凡尔赛会议上强加给德国的战争赔款。在施特雷泽曼的计划中，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美国只有在能够保护德国偿还这些贷款的能力的情况下才会继续向德国提供贷款；但德国只有在美国说服法国和英国减轻自己沉重的战争赔偿负担的情况下才能偿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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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邀请肖特维尔在柏林发表演讲是德国与美国和解计划的一部分。[47]施特雷泽曼没有出席肖特维尔的演讲，当时他正在参加国际联盟的一个会议，但是在肖特维尔经过日内瓦去巴黎与白里安会面的途中，他们见过面。他们谈得很愉快，但没有谈论非法化战争问题。“我们只是在一起随便聊聊，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肖特维尔说。[48]他们之所以没有谈论非法化战争问题，是因为肖特维尔不希望探讨这个问题：他担心施特雷泽曼会接受他的建议，从而劝阻美国人签署协议。肖特维尔知道，美国永远不会被德国牵着鼻子走。要想成功，就得走另一条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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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雷泽曼之所以能够保持他对美国的和解态度，是因为这一策略一直在发挥作用。1924年，美国银行家约翰·道威斯（John Dawes）说服欧洲人降低对德国的赔款要求。[50]随着道威斯计划的实施，美国的银行热衷于向德国提供工业贷款。德国经济形势因而大幅改善。在施特雷泽曼的领导下，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失业率也下降了，从1926年的18%下降到1928年的8.6%，比英国的10.8%还要低。[51]在1928年5月的联邦选举中，纳粹党惨败，仅获得微乎其微的2.6%的选票，只选出了12名国会代表［尽管新当选的代表中有 两名分别是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销量是如此惨淡，以至于出版商建议希特勒推迟出版他的第二本书，这本书主要是为了攻击施特莱泽曼的国际主义理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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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时签署《非战公约》的德国与仅仅几年后就将欧洲重新拖入战争的德国是截然不同的。1928年的德国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即“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正沐浴在“黄金年代”的光辉中。这是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时代，产生了一批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最伟大的创造性天才，是人类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之一。魏玛时期在电影上创造了表现主义，在设计上创造了装饰派艺术，在建筑上创造了包豪斯风格，在文学上创造了现代主义，在物理学上创造了量子力学，在哲学上创造了逻辑实证主义，在运动上创造了普拉提技术。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一个谜：一个产生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holt Brecht）、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弗里茨·朗（Fritz Lang）等伟大人物的文化如何也能产生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和约瑟夫·戈培尔等人。但在1928年8月，这还不是一个谜，人们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仍然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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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很快就结束了。结局很难看。施特雷泽曼加强德国与美国经济联系的计划，尽管无疑是精明的，但也是一场赌博。如果美国经济碰巧下滑，就会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下滑——事实的确如此。当美国股市在1929年10月29日崩盘时，美国银行收回了它们提供给德国的贷款。没有外国资本，德国既无法为其经济复苏提供资金，也无法支付赔款。银行挤兑导致了德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是否有政治家能把德国从随之而来的灾难中拯救出来，这一点无法肯定，但如果有人能做到，那一定是施特雷泽曼。作为连续七届政府的外交部长，他是唯一有能力在飓风袭击时稳定国家的政治人物。但是，就在“黑色星期二”前三周，51岁的施特雷泽曼因多次中风于1929年10月3日去世。“黑色星期二”之后，支撑德国经济的金融支柱崩塌了。随着德国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希特勒获得了一个利用经济灾难蛊惑人心的机会，而随着施特雷泽曼的去世，再也没有谁能阻止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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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的衰落和施米特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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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施米特在位于天主教莱茵兰地区首府的波恩大学教授公法。1926年，他与塞尔维亚女子杜丝卡·托多罗维奇（DuŠka Todorović）结婚，后者是他办理与第一任妻子卡莉离婚诉讼时的翻译。[53]虽然她比他小15岁，但他们的婚姻似乎比他第一次婚姻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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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施米特发表了一篇备受推崇的关于独裁统治的研究报告，并对议会制民主提出了若干尖锐的批评。[54]后来，他写了一部不朽的研究魏玛宪法的报告以及抨击肖特维尔的《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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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这一学术研究，1927年，位于柏林的商业管理学院（Handelshochschule）向施米特提供了宪法学教授职位。施米特接受了这个职位。他已经厌倦了沉寂的小城波恩，想体验一下“大城市的乐趣”。[56]他也在寻求一个全新的开始。由于施米特无法说服天主教会承认他与卡莉婚姻的破裂，所以当他与杜丝卡结婚后，他被逐出了教会。于是，一团丑闻的阴云笼罩着这对身在省城的新婚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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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施米特声称，他搬到柏林是为了学术研究，他写道，他可以“近距离地熟悉我的学科目标，即国家”。[57]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如愿以偿了。在他抵达德国首都一年后，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当政府疲于应对自恶性通胀危机以来未曾有的失业率时，他目睹了一个承受巨大压力的宪政体系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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