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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严重的预算短缺，保守的内阁提出了一项紧缩预算提案。它大幅削减了失业保险，停止了社会福利项目，并增加了税收。由于这些措施带来的后果是如此痛苦且其分布的领域又是如此均匀，因此国会不会批准政府的预算提案。双方都坚持己见，陷入政治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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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政府成员认为，施米特是一位可以给他们带来帮助的法律学者，因为他能证明他们结束危机并敦促预算通过的努力是正当的。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施米特对独裁统治在紧急情况下能够重建正常秩序的优点大加赞扬。他认为，事实上，魏玛宪法第48条赋予德国总统以恢复“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独裁权力。[58]施米特坚决认为，法院不能发挥这种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因为与总统不同，法官不是选举产生的，不能相信他们会为德国人民服务。虽然议会成员是选举产生的，但施米特认为议会是非理性的机构。它的运行依靠的是各党派的脆弱联盟，容易发生激烈的内讧，在危机时期，议会在解决危机问题上效率低下、靠不住。[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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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德国政府委托施米特撰写一份意见书——一份专家法律意见书——使政府从国会夺权的计划合法化。在这份意见书中，施米特不仅认为，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有权作为紧急措施而颁布预算法案，而且他还认为，如果国会拒绝总统的紧急权力主张，总统还有权解散国会。[60]施米特甚至走得更远。他声称，根据第48条，总统可以在举行新的选举之前临时执行政府的预算。在上一届国会解散和举行新一届国会选举之间的几个月里，兴登堡实际上是一个独裁者，他行使着德国唯一的、最高的立法权。[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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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被选中担当此任绝非侥幸。他为承担这项任务努力游说。除了向总统的幕僚长递交支持政府立场的文件外，施米特还与库尔特·冯·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上校的几个心腹交上了朋友。[62]施莱歇尔是政府背后真正的力量，他是一个有魅力、机智、有天赋的谋士。[63]他认识到施米特的政治价值，并且委托他来撰写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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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施米特的法律依据，施莱歇尔启动了这项计划。当德国国会未能通过政府的预算提案后，兴登堡根据宪法第48条颁布了它。当国会拒绝总统行使紧急权力后，兴登堡解散了国会，要求重新选举，并根据第宪法48条重新颁布了预算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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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尔认为，德国人民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并将回报这种大胆的权力主张。事实证明，这是一次严重的误判。中产阶级将经济恶化归咎于政府，并通过投票的方式对其施以惩罚。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其在国会 中的代表人数从12人增加到107人。[64]希特勒从政治坟墓里爬了起来，领导着德国国会第二大党。施米特向施莱歇尔展示了如何撬开魏玛宪法的锁。野蛮人如潮水般涌进了敞开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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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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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致力于摧毁魏玛共和国，因此，他们无意与政府合作。在施米特的法律建议下，德国总统绕过陷入僵局的国会，根据紧急状态令掌管国家。施米特所主张的打破议会僵局的权宜之计变成了新的常态。于是，德国政治体系在一种例外状态下被永久地终止了。脱离议会控制后，德国政府加大了实施紧缩计划的力度，但这只会进一步抑制需求，并使失业率在1932年初达到惊人的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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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德国社会苦难的加深，纳粹势力不断壮大。1932年4月，纳粹在普鲁士选举中获得了36.3%的选票，远远超过了他们在1928年惨淡的1.8%[66]的得票率。更令人印象深刻也更令人不安的是，冲锋队已经发展了超过40万队员，是德国军队人数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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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右翼势力从支持德国政府转向支持纳粹时，施莱歇尔试图压制左翼的反对。普鲁士是社会党最后一个重要据点。施莱歇尔决定驱逐他们。这场大规模的夺权运动被称为“普鲁士政变”（Preussenschlag），用英语说是“strike against Prussia”，用半法语（semi-French）表述是“Prussian Coup”。施莱歇尔打算以其一贯的方式来为政变辩护：援引宪法第48条赋予总统的紧急权力。他声称，当时的普鲁士社会党政府再也无法控制纳粹和共产党之间肆虐的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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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20日，兴登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将普鲁士政府的控制权交给了新总理、极端保守派贵族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作为德国派驻普鲁士的新的国家专员（Reich commissar），巴本命令帝国军队进驻柏林的街道。由于武器装备完全处于下风，普鲁士警察无可奈何地退让了。社会党决定不召集自己的准军事组织进行反击。相反，他们通知律师走法律程序，律师立即对帝国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宣布政变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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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普鲁士诉德国政府案（Prussia v. Reich）在莱比锡开庭。施莱歇尔要求施米特在诉讼中代表政府出庭，为此他获得了一大笔律师费，并且兴登堡观看了他的庭审辩护。[67]经过德国最优秀的法律人才长达6天的紧张辩论，法院做出了一个意见不一致的判决。[68]判决认为，虽然德国可以暂时任命巴本为管理普鲁士的专员，但剥夺普鲁士政府对国家的永久统治权是违宪的，德国必须恢复普鲁士政府对普鲁士的统治。施米特对他没有取得彻底胜利感到沮丧，他对“犹太媒体为取得胜利而欢呼雀跃”怒不可遏。[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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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对这个结果感到不满。[70]左派明白，即使德国对普鲁士是暂时的控制，也意味着对普鲁士造成永久的损害。戈培尔后来开玩笑说，巴本彻底清洗了普鲁士社会党政府，以至于纳粹掌权后，他们竟然无事可干。[71]因其在己方失败中所扮演的角色，左派永远不会原谅施米特。对于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这样的人来说，施米特是左派的反英雄（antihero）。诺伊曼是一名犹太劳工律师，他在普鲁士与社会党一起工作，曾与施米特是朋友。几年来，他一直参加施米特在商业管理学院的研讨会。[72]戈林接管普鲁士后，逮捕了诺伊曼，不过诺伊曼后来设法越狱逃到了美国。在纽约市德国犹太流亡者避难所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教书期间，诺伊曼撰写了一部分析纳粹国家的重要著作，题为《巨兽》（Behemoth），于1941年出版。在书中，施米特被描绘成主要的恶棍之一，他是保守派攻击魏玛共和国的“思想家”，他的理论是终结议会民主制的“骗局”和“蓄意操纵”。[73]普鲁士政变发生后，诺伊曼总结道：“抵抗民族社会主义的最后希望似乎已经破灭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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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正在崩溃。施米特似乎也是如此。焦虑和抑郁折磨着他，他酗酒，包养情妇，经常嫖妓。他被噩梦和狂乱的情绪波动困扰着。[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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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的声望确实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职业前景：科隆大学的教授职位。[76]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是一个进步，但施米特不确定他是否想要离开柏林。在得知要想在柏林获得更好的职位，唯一途径就是先去科隆之后，他决定谋求这个职位。但要到达科隆，他必须先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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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与凯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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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称赞他“毫无疑问是当代最杰出的法学家。世界各地的追随者对他顶礼膜拜，充满热情。各种语言都在讨论他的思想”。[77]两年之后，庞德邀请他参加哈佛大学300周年庆典，在那里，他与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以及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一道，获得荣誉学位。[78]法官兼小说家伯恩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同意庞德的判断，65年后，他甚至在《纽约时报》上给他冠以“千年最佳律师”的称号。[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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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和施林克说的不是卡尔·施米特，他们赞美的是施米特的敌人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凯尔森代表了施米特所憎恨的一切。但他是科隆大学最重要的教授，施米特需要他的同意才能进入科隆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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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汉斯·凯尔森出生于一个深深扎根于加利西亚犹太小镇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80]他的父亲讲德语，在布拉格长大，但在汉斯三岁时把家搬到了维也纳。那时，他们已经世俗化了，决心融入维也纳文化。汉斯被送到国立文科中学（state gymnasium）接受传统的人文教育。他对哲学很感兴趣，但基于实用考虑，他选择了法律，并于1911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凯尔森是一位坚定的不可知论者，但他还是皈依了天主教，几年后又皈依了新教。尽管维也纳是世界大都会，但在19世纪末期，它还是反犹太主义的温床。那时，犹太人的身份在职业上是个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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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他认为学者应该超越党派政治。尽管如此，他对社会民主党抱有强烈的同情，并且是议会和自由民主制度的热心支持者。他还参与了许多进步事业，包括妇女权利运动。作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朋友，凯尔森也参加了“星期三心理研究小组”（Wednesday Group），在那里，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框架得以讨论和发展。[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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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凯尔森担任奥地利国防部长的法律顾问，专门研究国际法和战争法。战争结束后，奥地利新领导人委派凯尔森帮助起草奥地利宪法，然后任命他为由他设计的宪法法院法官。凯尔森在宪法法院服务了10年，直到他因一场涉及婚姻制度有效性的争论而被解职。奥地利天主教会党派攻击凯尔森支持夫妻再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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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由科隆市长（后来成为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领导的科隆大学董事会邀请凯尔森加入了他们的法学院。[82]当时，凯尔森已成为维也纳反犹主义者攻击的目标，他迫切希望离开奥地利。于是，他接受了科隆大学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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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凯尔森就施米特关于独裁的书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83]他认为，施米特所认为的德国总统可以被赋予独裁权力的论断是荒谬的。毕竟，总统是一个政党的成员，由其支持者选举产生。为什么会有人期望政治家在危机中不偏不倚呢？恰恰相反，只有法院才能被信任是公正的，因为它们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凯尔森预言说，施米特对魏玛宪法第48条的过度依赖将最终导致议会制民主的终结。[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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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32年5月，当施米特被任命为科隆大学教授时，凯尔森还是投了赞成票。[85]因为凯尔森无法否认施米特的才华。他觉得，对公平理念的坚持让他支持这项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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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学院的院长，凯尔森需要与施米特商讨他的工作问题。两人于10月22日在凯尔森的办公室会面。当时正跟着凯尔森撰写学位论文的德国文学学者汉斯·梅 耶（Hans Mayer）后来描述说：“（施米特）在科隆拜访了凯尔森，积极争取要与他一道工作，并展现了普通教员中两位伟大人物——汉斯·凯尔森和卡尔·施米特——之间最友好的一面，尽管他们存在明显的学术分歧。凯尔森是个好人，他愿意相信自己听到的。”[86]然而，这次商讨一定很尴尬：不仅施米特和凯尔森在普鲁士政变问题上观点相左，而且施米特坚持要求他的工资和福利应不低于凯尔森所得到的待遇。[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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