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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这份请愿书没有得到教育部新官员的同情。9月11日，凯尔森接到通知，他将于1934年1月1日被迫退休。在这场新的“学术音乐椅游戏”（academic musical chairs）[103]中，来自莱比锡的年轻国际法教授赫尔曼·雅赖斯（Hermann Jahrreiss）取代了凯尔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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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也迎来新的机遇。这个出身卑微、默默无闻的人终于准备走出黑暗，步入灯火通明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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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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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坦率地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幸的是，人们需要他们。否则，人们可能——我不知道——会把他们消灭掉或什么的。但不幸的是，人们需要他们。”[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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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施米特不得不决定自己是否要成为新政权需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犹豫了几个月，徘徊不定。施米特不是纳粹的同情者。他曾属于施莱歇尔阵营，为防止纳粹夺取政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直到1932年7月，施米特还公开表示，投票给纳粹是“愚蠢的行为”，并形容该党是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不成熟的运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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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很快意识到，由于他过去反对纳粹党，现在要想保全自己，与纳粹的合作就变得更加必要。大学里正在清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教授，要想不被清除，他就要证明自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施米特还认为，他可以作为一个保守派来平衡纳粹这种“政治上不成熟的运动”，从而影响纳粹政权的发展方向。因此，1933年4月27日，他站在了纳粹党位于科隆的办公室外排起的长长队伍中，成为该党第2098860名党员。[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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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无疑是促使施米特决定与纳粹党合作的原因之一。从本质上说，施米特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107]但是，人们本不必偏执地害怕纳粹。施米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面临丢掉在大学的工作的风险，而且他的妻子杜丝卡也面临同样的境遇。作为塞尔维亚人，她不被认为是雅利安人，因此很容易受到新的被合法化的种族主义的伤害。施米特本可以辞职的，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样做意味着他将失去养老金和工作。因为根据德国法律，辞职的公务员无权享受退休福利。[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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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这种选择后，施米特虽然有所失，但也有所获。纳粹不仅愿意原谅知识分子过去的“轻率”之举，还愿意奖励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声望。一旦施米特与纳粹达成了他的浮士德式[109]协议，福利待遇就随之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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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戈林任命施米特为国务委员会（Staatsrat）的一员，该委员会负责就国家事务向前者提供建议。这个委员会没有正式的权力，且在1936年后停止了运转。然而，这个职位确实带来了一大笔酬金，终身有保障，根据戈林的规定，这是一项不能放弃的特权。施米特把这份腐败的闲职看作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荣誉，直到1945年，他还以“卡尔·施米特，国务委员会”在信上签名，这充分说明了他极度的不安全感。[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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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大学为施米特提供了一个公法教授的职位，这或许是德国最有声望的法律学术职位。这个职位是专门为施米特设立的，因为他与巴伐利亚州部长、希特勒的私人法律顾问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关系很好。[111]新成立 的纳粹法律组织德国法律学院（Academy of German Law）还授予施米特一个理事会席位，以及其学术分支管理者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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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交换是有条件的。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施米特开始为纳粹政权撰写详细的辩解书。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一项法律上存在疑点的处决——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被斩首——的辩护。1933年，愚蠢的荷兰无政府主义者范·德尔·卢贝放火焚烧了德国国会大厦。戈林希望判处他死刑，但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为了解决这个漏洞，纳粹迅速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即所谓的《卢贝法》（Lex Lubbe）[112]，该法追溯性地将政治纵火定为死罪。施米特为这项追溯既往的立法写了一篇有力的辩护文章。[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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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施米特来说不幸的是，他的成功也引起了对手的嫉妒，他们恶意地发起了一场运动，想要把他打倒。他们指出，施米特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对他们持批评态度；他有许多犹太朋友和学生；他是天主教徒；在他1933年之前的著作中，没有体现纳粹意识形态——没有反犹太主义或种族主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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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攻击是准确的——即使是《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的作者，犹太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后来也承认，施米特不是一个好的纳粹分子——于是他决定加倍支持这个政权。[114]在他最为臭名昭著的作品中，施米特为“长剑之夜”（Night of Long Knives）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这场血腥的清洗运动发生于1934年6月30日，当天，希特勒下令杀害了数百位政敌。其中一个受害者是库尔特·冯·施莱歇尔。那天晚上，党卫军冲进施莱歇尔的家中，将他击毙。当他的妻子发现他躺在血泊中的尸体时，她也被射杀了。考虑到自己过去与施莱歇尔的交往，施米特害怕遭遇同样的命运。由于没有法学家会为暗杀行动辩护，施米特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基于他的独裁理论以及独裁者拥有通过违反法律来拯救法律的权利的观点，他以自己作为学者的崇高威望为希特勒的罪恶勾当背书，并且写下了将成为法律史上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的话语：“在危急时刻，元首保护法律免遭最严重的滥用；作为元首和最高司法权威，元首他直接创建法律。”[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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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是一个陷入道德流沙中的人：他挣扎得越厉害，就陷得 越深。事实上，施米特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他的焦虑和野心相互助长，使他陷入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恶性循环。恐惧导致他与纳粹合作，与纳粹合作带来福利待遇，福利待遇导致他人嫉妒，他人嫉妒给他带来更多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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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加的恐怖在闹剧中愈演愈烈。1936年，施米特组织了一场关于“德国法律中的犹太精神”的会议，旨在从德国法学中找出犹太人的影响。作为对知识分子实施大屠杀的一部分，施米特在发言中呼吁对犹太作家的书目进行编纂，并将他们的书籍隔离在图书馆的一个特殊区域——犹太文献区，让他们不会影响德国人的思想。[116]他还建议修改学术惯例：从此以后，引用犹太作者观点时必须标注为“犹太人”。他指出，这是公平的，因为犹太学者没有引用德国学者的观点。“我只需要提醒你们，犹太人凯尔森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肆意妄为，他们只是相互引用观点，而忽略其他人的观点，对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残忍和厚颜无耻。”[117]这样看来，凯尔森和他的追随者之所以犯下了罪行，似乎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足够引用施米特的观点。他接着称所有犹太人都是“寄生虫”，因为他们只能模仿更好的国家的思维模式（而没有创造性）。施米特最后引用希特勒《我的奋斗》里的言论结束发言。“我们的元首曾说：‘在和犹太人战斗时，我是在做主工（the Lord’s work）。’”当会议记录发布后，施米特寄了一份副本给希姆莱，并补充说法律界还有更多的净化工作要做。[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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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施米特发现，他怎么也做不到比纳粹更疯狂。阿伦特曾经观察到，纳粹之所以不相信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江湖骗子。[119]党卫军报纸《黑色军团》（Das Schwarze Korps）发表了攻击施米特忠诚度的文章，他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戈林最终阻止了这种攻击，他没有对报纸上针对施米特的指控提出异议，但拒绝让党卫军攻击他掌控的国务委员会。[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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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当一个纳粹分子也许不好，但要三心二意就更加糟糕。失败的纳粹分子极少有朋友，但敌人却很多。事实上，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自哀自怜中，他声称纳粹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像他一样，“人数超过200万的纳粹党员”。[121]因为每个人都鄙视纳粹党员的机会主义选择，同时对他们的失败都表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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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没有意识到，他地位的跌落却给了自己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因为那还只是1936年，当时，希特勒的 暴政还仅局限于德国。而施米特也尚未将自己牵扯进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中去。他仍有机会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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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政策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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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23日，德国法律学院第四届年会在慕尼黑召开，当天是星期六。学院院长汉斯·弗兰克与德国外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共同主持了会议开幕式。第二天，与会者参观了德国法院（House of German Justice）的建筑工地，这是德国法律学院院址和弗兰克的总部所在。这座建筑是法西斯主义建筑的绝佳典范，是一座巨大的对称堡垒。它散发着力量和团结的光芒。弗兰克把它描述为“坚如磐石的民族社会主义理想”。[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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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在会议结束时，施米特发表了一份题为《转向歧视性的战争概念》（The Turn to the discriminating Concept of War）的报告。他的目的是总结国际法最近发生的变化，首先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开始。他认为，世界变得越来越暴力，控制这种暴力的规则也在改变。“旧秩序正在瓦解”，他警告说。[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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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报告说，法国和英国的律师开始区别对待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发动被认为是正义战争的国家受到优惠待遇，而发动被认为是非正义战争的国家则受到经济制裁和其他歧视性待遇的惩罚。中立政策正在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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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关注的是国际联盟试图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实施制裁。他称这种行动是“病征的”（pathognomic），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明显的疾病症状，可以做出明确的诊断。他认为，这种疾病就是非法化战争。国际联盟要求对意大利实施制裁的意愿表明，战争不再被视为一种主权特权。侵略战争现在是非法的，旁观者也不再被要求保持中立。因为意大利的行为是非正义的，国际联盟成员要求新的权利来惩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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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发现敌人的能力，并在报告中指出了他。他的名字叫赫希·劳特派特，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国际法教授。劳特派特不是英国人，而是一个东方犹太人。他是一名东欧犹太人，曾在维也纳与凯尔森一起开展研究工作。[124]事实上，劳特派特把凯尔森视为他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并把他的照片挂在书房的墙上，旁边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导师阿诺德·麦克奈尔（Arnold McNair）的照片，还有一幅格劳秀斯的版画。[125]施米特甚至可能知道这种关系：他在报告中提到，劳特派特是加利西亚人，而加利西亚是凯尔森的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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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奈尔选择劳特派特完成一项重要任务：负责修订当时最重要的国际法著作——拉萨·奥本海的《国际法》。在1935年的版本中，劳特派特增加了20页关于《非战公约》的内容。在序言中，他论证这一重大修改的合理性时说，该公约“对国际法体系产生了根本性改变”。[126]劳特派特特别指出，旧的中立原则必须被抛弃。根据该公约，“战争的爆发不再仅仅是交战国的事情”。[127]相反，这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事情。“由于违反了《非战公约》，有罪的交战国侵犯了所有其他签约国的权利，而这些签约国可能选择采取歧视性措施作为报复，例如……积极禁止对其领土范围的部分或全部出口。”[128]从本质上说，劳特派特是从法律上允许那些非国联成员国，如美国，对那些被认为是侵略者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不久，他将以一种更加直接、更加明确的方式向美国提出同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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