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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的预言成真了：《非战公约》是一份革命性的文件，规则就在德国的眼皮底下改变着。施米特警告说，这场革命带来了两个明显的危险。首先是法律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不同的国家会按照不同的规则行事，一些国家接受战争的合法性，而另一些国家不接受。这就会导致“战争合法与战争非法并存，无政府状态，以及国际法的混乱。[129]第二个风险更加危险，即进一步远离强权即公理的原则，走向歧视性的战争概念”。作为末日预言家，施米特警告过，国际联盟和《非战公约》之间最终会联合，并且各国将建立一个致力于非法化战争的世界性组织。当然，这样一个组织不会让世界摆脱战争，它将成为统治全球的秘密武器。施米特预测，任何试图“将国际联盟转变成一个更‘有效’的组 织”的尝试，都将是“一次使自己更接近战事的尝试”。[130]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不仅对该组织的敌人——他们将被视为次等人类（subhuman），不享有通常在战争中给予“敌人”的保护——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全人类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战争将以人类的名义进行，因此将毫无节制。这将是净化战争（hygienic war）的回归。[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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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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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战争确实迫在眉睫，尽管不是施米特所预测的那种。施米特发表报告五天后，希特勒召开了一次高级顾问参加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上，希特勒抛出了他的“生存空间论”（Lebensraum），与会人员惊呆了。希特勒说，德国就是不够大，“德国族群……构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种族核心”，他形容自己的同胞仿佛沙丁鱼罐头。[132]因此，德国不得不对外扩张。他们的第一步将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东侧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法国将是下一个要被占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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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空间论”本身并不是一个秘密。希特勒的意图在他的《我的奋斗》中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出来。“民族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定地坚持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即确保德国人民享有他们在世界上应有的土地和土壤。”[133]对于德国将从何处获得这些土地的大部分，他也没有遮遮掩掩。“如果我们今天谈论欧洲的土地，我们考虑的只能是俄国及其周边附属国。”[134]让他的顾问们吃惊的不是这项政策本身，而是实施的时机。他们担心德国还没有为这些扩张战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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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对德国未来的看法与施特雷泽曼截然不同。希特勒计划利用战争来攫取尽可能多的领土，而不是融入全球经济。“生存空间论”基于一种近乎封建的前现代经济学概念：国家财富取决于农田面积而非贸易量。但是，希特勒的计划也建立在一个疯狂的种族理论之上。在他那疯狂的世界观里，德国人民有权拥有东部的土地，因为他们比斯拉夫人优越。就像人 类利用动物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样，雅利安人也通过征服劣等种族实现了自己文化上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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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施米特明显是一个反犹分子，但他并不赞同纳粹的“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他并不认为犹太人属于必须被奴役、流放或消灭的低等生命形式。但是，当希特勒开始执行他的计划——吞并奥地利并征服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施米特又极力用自己的话语来证明，或者至少是描述希特勒新的侵略外交政策的正义性。1939年4月1日，在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iel）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替代理论：大空间理论（Grossr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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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大空间理论”的灵感来自门罗主义。该理论主张，就像美国人阻止欧洲国家干涉西半球事务一样，德国也有合法权利将侵略者拒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外。中欧是德国的“大空间”，是受其保护的、不容外来干涉的势力范围。施米特不仅借鉴美国的信条来为德国所用，而且通过将新兴的西方联盟重塑为新的“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将德国重塑为弱国的救星，来寻求道德上的优势。施米特也谨慎地将“大空间理论”描述为一种政治学说，而不是一种种族主义理论：它主张，一个大国有权保护自己的朋友免受他们共同敌人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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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报道了施米特关于“大空间理论”和新的“德国门罗主义”的演讲。《每日邮报》以优雅的小报风格，不仅评论了他的主张，还评论了他的样貌。“在这一政策中，希特勒先生的‘关键人物’是卡尔·施米特教授，他是一位中年男子，相貌英俊，是德国首屈一指的国际法律师。”[135]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希特勒的耳中，他对施米特的思想推崇备至——甚至把它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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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演讲中提出了“他的”想法，以回应罗斯福要求德国保证不再在欧洲谋求领土的信件。希特勒言辞考究地反问美国总统，如果德国要求美国做出同样的保证，他会有何感想。“我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先生完全有权利引用门罗主义，并将其作为干涉美洲大陆内部事务的一种要求而加以拒绝。”希特勒只是在为他的国家主张同样的 权利。“为了欧洲的利益，尤其是德意志帝国的领土需求和利益，我们德国人支持一个类似的思想。”第二天，汉斯·弗兰克打电话给施米特，建议他对这个思想的真正起源保持沉默，他解释说：“元首为自己思想的独创性感到自豪。”[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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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尚未声名鹊起的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为一项实地考察任务访问德国时，希特勒再次祭出了施米特的思想。[137]希特勒对威尔斯十分警惕。他称威尔斯为“狡猾的狐狸”，并指示他的顾问们要“尽可能让萨姆纳·威尔斯先生发言”。[138]他还起草了一份谈话要点备忘录。这样，他的顾问们会说：“正如美国会基于门罗主义坚决拒绝欧洲政府对墨西哥事务的任何干涉一样，德国将东欧地区视为自己的利益范围。”[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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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给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起了个绰号，叫“德国头号鹦鹉”。1940年3月1日，这位德国外交部长与威尔斯会晤的情形表明了缘由。威尔斯后来回忆说，里宾特洛甫“在门口迎接我，态度冷淡，没有一丝笑容，也没有一句问候”。[140]在威尔斯询问是否有可能实现持久和平之后，里宾特洛甫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独白。“这位部长相貌堂堂，五十岁左右，面容憔悴，头发灰白。他坐在那儿，双臂搭在椅子两侧，双目紧闭。他显然把自己想象成德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141]。”[142]更有可能的是，他闭着眼睛，是因为他在背诵希特勒的指示。里宾特洛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德国必须在中欧实行自己的‘门罗主义’。”[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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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宾特洛甫教训错了对象。威尔斯在离婚后退出政府的那段时间，他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进行了学术研究。正如《纽约时报》后来总结的那样，威尔斯曾主张，美国“应该待在自己的后院，停止为自己主张我们拒绝给予其他主权国家的权利”。[144]凭借他在拉丁美洲丰富的外交经验，他还帮助构思了罗斯福的睦邻政策，该政策实际上是对强硬的门罗主义的拒绝。[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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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宾特洛甫一讲完，威尔斯就解释说：“部长对 那一政策的本质存在误解。”[146]虽然美国过去可能使用门罗主义作为政治控制的工具，但它现在不再以这种方式看待美国与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了。“此刻，我很高兴地说，一种新型国家间关系在西半球出现了。”[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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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希特勒在会见威尔斯时，就利用了施米特的门罗主义思想，他在其他场合也重复了这一思想。[148]施米特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影响力。但是，一如既往，成功带来了脆弱。对施米特的攻击又开始了。由于不愿再经历一次磨难，施米特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进行学术研究，并避免对当代关注的问题公开发表评论。直到1945年5月，他才重新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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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dex cards to the war crimes case files （“Cases Not Tried”），1944-1948，and witnesses and defendants in war crimes cases，1946-1948，Record Group 549，Records of United States Army，Europe 549.2，Records of U.S. Army，Europe （USAEUR） 1933-1964，Records of the War Crimes Branch of the Judge Advocate General Section，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Park，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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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arl Loewenstein，“Observations on Personality and Work of Professor Carl Schmitt，” November 14，1945，box 46，p. 1，KLP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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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arl Loewenstein，“Observations on Personality and Work of Professor Carl Schmitt，” November 14，1945，box 46，p. 1，KLP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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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arl Loewenstein，“Observations on Personality and Work of Professor Carl Schmitt，” November 14，1945，box 46，p. 4，KLP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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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arl Loewenstein，“Library of Professor Carl Schmitt，” October 10，1945，box 46，p. 2，KLP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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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arl Schmitt，Glossarium：Aufzeichnungen der Jahre 1947-1951 （Berlin：Duncker & Humblot，1991），264，译自 Gopal Balakrishnan，The Enemy （London：Verso，200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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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arl Schmitt，Glossarium：Aufzeichnungen der Jahre 1947-1951 （Berlin：Duncker & Humblot，1991），264，译自 Gopal Balakrishnan，The Enemy （London：Verso，200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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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 Dirk Poppmann，“The Trials of Robert Kempner：From Stateless Immigrant to Prosecutor of the Foreign Office，” in Reassessing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eds. Kim Priemel and Alexa Stiller （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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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审讯的文字记录，参见Joseph W. Bendersky，“Interrogation of Carl Schmitt by Robert Kempner （I），” Telos 72 （1987）：9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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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seph W. Bendersky，“Interrogation of Carl Schmitt by Robert Kempner （I），” Telos 72 （1987），98.整句话是：“我将非常坦率地告诉你我感兴趣的是：你直接和间接地参与策划侵略战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但审讯表明，肯普纳几乎只对施米特参与纳粹侵略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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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seph W. Bendersky，“Interrogation of Carl Schmitt by Robert Kempner （I），” Telos 72 （1987），98.整句话是：“我将非常坦率地告诉你我感兴趣的是：你直接和间接地参与策划侵略战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但审讯表明，肯普纳几乎只对施米特参与纳粹侵略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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