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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施米特发现，他怎么也做不到比纳粹更疯狂。阿伦特曾经观察到，纳粹之所以不相信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江湖骗子。[119]党卫军报纸《黑色军团》（Das Schwarze Korps）发表了攻击施米特忠诚度的文章，他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戈林最终阻止了这种攻击，他没有对报纸上针对施米特的指控提出异议，但拒绝让党卫军攻击他掌控的国务委员会。[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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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当一个纳粹分子也许不好，但要三心二意就更加糟糕。失败的纳粹分子极少有朋友，但敌人却很多。事实上，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自哀自怜中，他声称纳粹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像他一样，“人数超过200万的纳粹党员”。[121]因为每个人都鄙视纳粹党员的机会主义选择，同时对他们的失败都表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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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没有意识到，他地位的跌落却给了自己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因为那还只是1936年，当时，希特勒的 暴政还仅局限于德国。而施米特也尚未将自己牵扯进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中去。他仍有机会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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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政策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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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23日，德国法律学院第四届年会在慕尼黑召开，当天是星期六。学院院长汉斯·弗兰克与德国外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共同主持了会议开幕式。第二天，与会者参观了德国法院（House of German Justice）的建筑工地，这是德国法律学院院址和弗兰克的总部所在。这座建筑是法西斯主义建筑的绝佳典范，是一座巨大的对称堡垒。它散发着力量和团结的光芒。弗兰克把它描述为“坚如磐石的民族社会主义理想”。[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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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在会议结束时，施米特发表了一份题为《转向歧视性的战争概念》（The Turn to the discriminating Concept of War）的报告。他的目的是总结国际法最近发生的变化，首先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开始。他认为，世界变得越来越暴力，控制这种暴力的规则也在改变。“旧秩序正在瓦解”，他警告说。[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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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报告说，法国和英国的律师开始区别对待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发动被认为是正义战争的国家受到优惠待遇，而发动被认为是非正义战争的国家则受到经济制裁和其他歧视性待遇的惩罚。中立政策正在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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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关注的是国际联盟试图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实施制裁。他称这种行动是“病征的”（pathognomic），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明显的疾病症状，可以做出明确的诊断。他认为，这种疾病就是非法化战争。国际联盟要求对意大利实施制裁的意愿表明，战争不再被视为一种主权特权。侵略战争现在是非法的，旁观者也不再被要求保持中立。因为意大利的行为是非正义的，国际联盟成员要求新的权利来惩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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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发现敌人的能力，并在报告中指出了他。他的名字叫赫希·劳特派特，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国际法教授。劳特派特不是英国人，而是一个东方犹太人。他是一名东欧犹太人，曾在维也纳与凯尔森一起开展研究工作。[124]事实上，劳特派特把凯尔森视为他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并把他的照片挂在书房的墙上，旁边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导师阿诺德·麦克奈尔（Arnold McNair）的照片，还有一幅格劳秀斯的版画。[125]施米特甚至可能知道这种关系：他在报告中提到，劳特派特是加利西亚人，而加利西亚是凯尔森的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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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奈尔选择劳特派特完成一项重要任务：负责修订当时最重要的国际法著作——拉萨·奥本海的《国际法》。在1935年的版本中，劳特派特增加了20页关于《非战公约》的内容。在序言中，他论证这一重大修改的合理性时说，该公约“对国际法体系产生了根本性改变”。[126]劳特派特特别指出，旧的中立原则必须被抛弃。根据该公约，“战争的爆发不再仅仅是交战国的事情”。[127]相反，这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事情。“由于违反了《非战公约》，有罪的交战国侵犯了所有其他签约国的权利，而这些签约国可能选择采取歧视性措施作为报复，例如……积极禁止对其领土范围的部分或全部出口。”[128]从本质上说，劳特派特是从法律上允许那些非国联成员国，如美国，对那些被认为是侵略者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不久，他将以一种更加直接、更加明确的方式向美国提出同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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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的预言成真了：《非战公约》是一份革命性的文件，规则就在德国的眼皮底下改变着。施米特警告说，这场革命带来了两个明显的危险。首先是法律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不同的国家会按照不同的规则行事，一些国家接受战争的合法性，而另一些国家不接受。这就会导致“战争合法与战争非法并存，无政府状态，以及国际法的混乱。[129]第二个风险更加危险，即进一步远离强权即公理的原则，走向歧视性的战争概念”。作为末日预言家，施米特警告过，国际联盟和《非战公约》之间最终会联合，并且各国将建立一个致力于非法化战争的世界性组织。当然，这样一个组织不会让世界摆脱战争，它将成为统治全球的秘密武器。施米特预测，任何试图“将国际联盟转变成一个更‘有效’的组 织”的尝试，都将是“一次使自己更接近战事的尝试”。[130]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不仅对该组织的敌人——他们将被视为次等人类（subhuman），不享有通常在战争中给予“敌人”的保护——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全人类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战争将以人类的名义进行，因此将毫无节制。这将是净化战争（hygienic war）的回归。[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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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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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战争确实迫在眉睫，尽管不是施米特所预测的那种。施米特发表报告五天后，希特勒召开了一次高级顾问参加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上，希特勒抛出了他的“生存空间论”（Lebensraum），与会人员惊呆了。希特勒说，德国就是不够大，“德国族群……构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种族核心”，他形容自己的同胞仿佛沙丁鱼罐头。[132]因此，德国不得不对外扩张。他们的第一步将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东侧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法国将是下一个要被占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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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空间论”本身并不是一个秘密。希特勒的意图在他的《我的奋斗》中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出来。“民族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定地坚持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即确保德国人民享有他们在世界上应有的土地和土壤。”[133]对于德国将从何处获得这些土地的大部分，他也没有遮遮掩掩。“如果我们今天谈论欧洲的土地，我们考虑的只能是俄国及其周边附属国。”[134]让他的顾问们吃惊的不是这项政策本身，而是实施的时机。他们担心德国还没有为这些扩张战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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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对德国未来的看法与施特雷泽曼截然不同。希特勒计划利用战争来攫取尽可能多的领土，而不是融入全球经济。“生存空间论”基于一种近乎封建的前现代经济学概念：国家财富取决于农田面积而非贸易量。但是，希特勒的计划也建立在一个疯狂的种族理论之上。在他那疯狂的世界观里，德国人民有权拥有东部的土地，因为他们比斯拉夫人优越。就像人 类利用动物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样，雅利安人也通过征服劣等种族实现了自己文化上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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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施米特明显是一个反犹分子，但他并不赞同纳粹的“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他并不认为犹太人属于必须被奴役、流放或消灭的低等生命形式。但是，当希特勒开始执行他的计划——吞并奥地利并征服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施米特又极力用自己的话语来证明，或者至少是描述希特勒新的侵略外交政策的正义性。1939年4月1日，在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iel）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替代理论：大空间理论（Grossr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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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大空间理论”的灵感来自门罗主义。该理论主张，就像美国人阻止欧洲国家干涉西半球事务一样，德国也有合法权利将侵略者拒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外。中欧是德国的“大空间”，是受其保护的、不容外来干涉的势力范围。施米特不仅借鉴美国的信条来为德国所用，而且通过将新兴的西方联盟重塑为新的“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将德国重塑为弱国的救星，来寻求道德上的优势。施米特也谨慎地将“大空间理论”描述为一种政治学说，而不是一种种族主义理论：它主张，一个大国有权保护自己的朋友免受他们共同敌人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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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报道了施米特关于“大空间理论”和新的“德国门罗主义”的演讲。《每日邮报》以优雅的小报风格，不仅评论了他的主张，还评论了他的样貌。“在这一政策中，希特勒先生的‘关键人物’是卡尔·施米特教授，他是一位中年男子，相貌英俊，是德国首屈一指的国际法律师。”[135]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希特勒的耳中，他对施米特的思想推崇备至——甚至把它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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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演讲中提出了“他的”想法，以回应罗斯福要求德国保证不再在欧洲谋求领土的信件。希特勒言辞考究地反问美国总统，如果德国要求美国做出同样的保证，他会有何感想。“我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先生完全有权利引用门罗主义，并将其作为干涉美洲大陆内部事务的一种要求而加以拒绝。”希特勒只是在为他的国家主张同样的 权利。“为了欧洲的利益，尤其是德意志帝国的领土需求和利益，我们德国人支持一个类似的思想。”第二天，汉斯·弗兰克打电话给施米特，建议他对这个思想的真正起源保持沉默，他解释说：“元首为自己思想的独创性感到自豪。”[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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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尚未声名鹊起的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为一项实地考察任务访问德国时，希特勒再次祭出了施米特的思想。[137]希特勒对威尔斯十分警惕。他称威尔斯为“狡猾的狐狸”，并指示他的顾问们要“尽可能让萨姆纳·威尔斯先生发言”。[138]他还起草了一份谈话要点备忘录。这样，他的顾问们会说：“正如美国会基于门罗主义坚决拒绝欧洲政府对墨西哥事务的任何干涉一样，德国将东欧地区视为自己的利益范围。”[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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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给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起了个绰号，叫“德国头号鹦鹉”。1940年3月1日，这位德国外交部长与威尔斯会晤的情形表明了缘由。威尔斯后来回忆说，里宾特洛甫“在门口迎接我，态度冷淡，没有一丝笑容，也没有一句问候”。[140]在威尔斯询问是否有可能实现持久和平之后，里宾特洛甫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独白。“这位部长相貌堂堂，五十岁左右，面容憔悴，头发灰白。他坐在那儿，双臂搭在椅子两侧，双目紧闭。他显然把自己想象成德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141]。”[142]更有可能的是，他闭着眼睛，是因为他在背诵希特勒的指示。里宾特洛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德国必须在中欧实行自己的‘门罗主义’。”[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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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宾特洛甫教训错了对象。威尔斯在离婚后退出政府的那段时间，他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进行了学术研究。正如《纽约时报》后来总结的那样，威尔斯曾主张，美国“应该待在自己的后院，停止为自己主张我们拒绝给予其他主权国家的权利”。[144]凭借他在拉丁美洲丰富的外交经验，他还帮助构思了罗斯福的睦邻政策，该政策实际上是对强硬的门罗主义的拒绝。[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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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宾特洛甫一讲完，威尔斯就解释说：“部长对 那一政策的本质存在误解。”[146]虽然美国过去可能使用门罗主义作为政治控制的工具，但它现在不再以这种方式看待美国与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了。“此刻，我很高兴地说，一种新型国家间关系在西半球出现了。”[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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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希特勒在会见威尔斯时，就利用了施米特的门罗主义思想，他在其他场合也重复了这一思想。[148]施米特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影响力。但是，一如既往，成功带来了脆弱。对施米特的攻击又开始了。由于不愿再经历一次磨难，施米特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进行学术研究，并避免对当代关注的问题公开发表评论。直到1945年5月，他才重新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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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dex cards to the war crimes case files （“Cases Not Tried”），1944-1948，and witnesses and defendants in war crimes cases，1946-1948，Record Group 549，Records of United States Army，Europe 549.2，Records of U.S. Army，Europe （USAEUR） 1933-1964，Records of the War Crimes Branch of the Judge Advocate General Section，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Park，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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