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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始终坚持履行他的院长职责，施米特接受了职位。凯尔森甚至给施米特写了一封信，表示听到施米特的决定后感到“非常高兴”。[88]但这种高兴不会持续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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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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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3日，弗朗茨·冯·巴本被解除德国政府总理职务，施莱歇尔取而代之。施米特可能期望过，随着自己顾问对象地位的提升，他自己的影响力也会增加，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如何对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进行治理，这是施莱歇尔面临的任务。他得出结论，自己不能再仅凭紧急状态令统治下去了。于是他最终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施米特现在是可有可无的了，并且事实上，他被闲置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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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尔未能拼凑出一个多数派联盟，之后，他说服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下一任总理。施莱歇尔犯下的最后一个也是致命的错误是，他认为可以通过在内阁中安置非纳粹人士来牵制希特勒。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接任总理。尽管在政府中属于少数派，但他无所畏惧，要求任命赫尔曼·戈林为巴本的助手，协助他管理普鲁士政府。戈林这位才华横溢、魅力超凡的反社会者，开始从内部摧毁魏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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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作为普鲁士内政部国家专员的第一个行动是解雇了23名警察局长中的22名，然后代之以冲锋队军官。在对重组后的警察部队队伍的讲话中，戈林解释了新的体系：“未来将只有一个人在普鲁士拥有权力和责任，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我只认识两种人：支持我们的人和反对我 们的人。”[90]当年4月，戈林与施米特会面，戈林给施米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施米特喜欢他的活力和果断，说他“或许是这个时代的合适人选”。[91]相比之下，“愚蠢可笑的希特勒”让他反感。[92]当施米特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发表演讲时，他形容这位著名的啤酒馆鼓动家像“一头斗牛场上愤怒的公牛”。[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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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雇了警察部门首脑之后，戈林转而向检察官开刀。司法部门负责人罗伯特·肯普纳一直是纳粹的强烈反对者，主张以恐怖主义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起诉他们。他本应该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解雇，但一个老朋友把他调到了另一个部门，他在那里的工作是检查柏林水道的水位。他坚持到了9月，最后还是被解雇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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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希特勒解散了公务员体系。《职业公务员制度恢复法》（The 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 of Civil Servants）规定，非雅利安人后裔或政治上不可靠的公务员将被解雇。由于德国的大学教授被归类为公务员，所以许多犹太人教授，以及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授失去了他们的终身教职。同时，法律部门也受到严重影响。到1937年，22%的法学教授被解雇。国际法这一分支学科的情况更糟，34%的教职工被解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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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教育部要求科隆大学提供一份需被解雇的法学教授名单时，名单上只有一个人：汉斯·凯尔森。凯尔森是在自瑞典演讲回来后从报纸上得知这一决定的。[96]接替凯尔森的法学院院长对前者被解雇感到愤怒，他写了一份长长的抗议请愿书。请愿书指出，凯尔森从未在政治上活跃过，他在战争期间担任法律顾问，是一名授勋军官；凯尔森的免职将对科隆大学造成巨大损失，也将损害德国的国际声誉。[97]除了卡尔·施米特，所有的法学院教员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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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斯·梅耶说，施米特是解雇凯尔森的罪魁祸首。“春季学期伊始”，施米特出现在科隆大学，“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立即解雇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汉斯·凯尔森。凯尔森就被解雇了”。[98]不管梅耶的报告是否准确，施米特对驱逐教授这事的支持确实是不遗余力的。“有关公务员、医生和律师的新规定清除了公共生活中非雅利安人的外来成分，”施米特在科隆的纳粹报纸上写道，“我们再次学会了歧视。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学习区分朋友和敌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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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来，尽管这么说可能存在把责任推给受害者的嫌疑，但有件事确实令人费解：凯尔森竟然信任施米特。毕竟，没有人比凯尔森更符合施米特对敌人——“他者、陌生人……本质上是不同的和异质的”——的定义。[100]因为，他是一个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一个假装的新教徒（以前是一个假装的天主教徒）、一个同情社会主义的自由派议会民主主义者，他坚定地相信法院是宪法的捍卫者，对施米特的提议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而且是一个更杰出的学者。同时，施米特性格有问题也不是什么秘密。阿登纳警告教职工，施米特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可能会破坏教职工之间的和谐关系”。[101]凯尔森知道这些告诫，他也像其他人一样了解施米特的行为，但是，想到教职员工中有一位值得与之竞争的知识分子，他感到很高兴。[102]凯尔森不仅符合施米特对敌人的定义，也符合他对自由主义者的讽刺：无法区分敌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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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这份请愿书没有得到教育部新官员的同情。9月11日，凯尔森接到通知，他将于1934年1月1日被迫退休。在这场新的“学术音乐椅游戏”（academic musical chairs）[103]中，来自莱比锡的年轻国际法教授赫尔曼·雅赖斯（Hermann Jahrreiss）取代了凯尔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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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也迎来新的机遇。这个出身卑微、默默无闻的人终于准备走出黑暗，步入灯火通明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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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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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坦率地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幸的是，人们需要他们。否则，人们可能——我不知道——会把他们消灭掉或什么的。但不幸的是，人们需要他们。”[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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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施米特不得不决定自己是否要成为新政权需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犹豫了几个月，徘徊不定。施米特不是纳粹的同情者。他曾属于施莱歇尔阵营，为防止纳粹夺取政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直到1932年7月，施米特还公开表示，投票给纳粹是“愚蠢的行为”，并形容该党是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不成熟的运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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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很快意识到，由于他过去反对纳粹党，现在要想保全自己，与纳粹的合作就变得更加必要。大学里正在清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教授，要想不被清除，他就要证明自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施米特还认为，他可以作为一个保守派来平衡纳粹这种“政治上不成熟的运动”，从而影响纳粹政权的发展方向。因此，1933年4月27日，他站在了纳粹党位于科隆的办公室外排起的长长队伍中，成为该党第2098860名党员。[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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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无疑是促使施米特决定与纳粹党合作的原因之一。从本质上说，施米特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107]但是，人们本不必偏执地害怕纳粹。施米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面临丢掉在大学的工作的风险，而且他的妻子杜丝卡也面临同样的境遇。作为塞尔维亚人，她不被认为是雅利安人，因此很容易受到新的被合法化的种族主义的伤害。施米特本可以辞职的，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样做意味着他将失去养老金和工作。因为根据德国法律，辞职的公务员无权享受退休福利。[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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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这种选择后，施米特虽然有所失，但也有所获。纳粹不仅愿意原谅知识分子过去的“轻率”之举，还愿意奖励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声望。一旦施米特与纳粹达成了他的浮士德式[109]协议，福利待遇就随之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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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戈林任命施米特为国务委员会（Staatsrat）的一员，该委员会负责就国家事务向前者提供建议。这个委员会没有正式的权力，且在1936年后停止了运转。然而，这个职位确实带来了一大笔酬金，终身有保障，根据戈林的规定，这是一项不能放弃的特权。施米特把这份腐败的闲职看作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荣誉，直到1945年，他还以“卡尔·施米特，国务委员会”在信上签名，这充分说明了他极度的不安全感。[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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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大学为施米特提供了一个公法教授的职位，这或许是德国最有声望的法律学术职位。这个职位是专门为施米特设立的，因为他与巴伐利亚州部长、希特勒的私人法律顾问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关系很好。[111]新成立 的纳粹法律组织德国法律学院（Academy of German Law）还授予施米特一个理事会席位，以及其学术分支管理者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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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交换是有条件的。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施米特开始为纳粹政权撰写详细的辩解书。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一项法律上存在疑点的处决——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被斩首——的辩护。1933年，愚蠢的荷兰无政府主义者范·德尔·卢贝放火焚烧了德国国会大厦。戈林希望判处他死刑，但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为了解决这个漏洞，纳粹迅速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即所谓的《卢贝法》（Lex Lubbe）[112]，该法追溯性地将政治纵火定为死罪。施米特为这项追溯既往的立法写了一篇有力的辩护文章。[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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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施米特来说不幸的是，他的成功也引起了对手的嫉妒，他们恶意地发起了一场运动，想要把他打倒。他们指出，施米特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对他们持批评态度；他有许多犹太朋友和学生；他是天主教徒；在他1933年之前的著作中，没有体现纳粹意识形态——没有反犹太主义或种族主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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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攻击是准确的——即使是《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的作者，犹太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后来也承认，施米特不是一个好的纳粹分子——于是他决定加倍支持这个政权。[114]在他最为臭名昭著的作品中，施米特为“长剑之夜”（Night of Long Knives）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这场血腥的清洗运动发生于1934年6月30日，当天，希特勒下令杀害了数百位政敌。其中一个受害者是库尔特·冯·施莱歇尔。那天晚上，党卫军冲进施莱歇尔的家中，将他击毙。当他的妻子发现他躺在血泊中的尸体时，她也被射杀了。考虑到自己过去与施莱歇尔的交往，施米特害怕遭遇同样的命运。由于没有法学家会为暗杀行动辩护，施米特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基于他的独裁理论以及独裁者拥有通过违反法律来拯救法律的权利的观点，他以自己作为学者的崇高威望为希特勒的罪恶勾当背书，并且写下了将成为法律史上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的话语：“在危急时刻，元首保护法律免遭最严重的滥用；作为元首和最高司法权威，元首他直接创建法律。”[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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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是一个陷入道德流沙中的人：他挣扎得越厉害，就陷得 越深。事实上，施米特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他的焦虑和野心相互助长，使他陷入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恶性循环。恐惧导致他与纳粹合作，与纳粹合作带来福利待遇，福利待遇导致他人嫉妒，他人嫉妒给他带来更多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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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加的恐怖在闹剧中愈演愈烈。1936年，施米特组织了一场关于“德国法律中的犹太精神”的会议，旨在从德国法学中找出犹太人的影响。作为对知识分子实施大屠杀的一部分，施米特在发言中呼吁对犹太作家的书目进行编纂，并将他们的书籍隔离在图书馆的一个特殊区域——犹太文献区，让他们不会影响德国人的思想。[116]他还建议修改学术惯例：从此以后，引用犹太作者观点时必须标注为“犹太人”。他指出，这是公平的，因为犹太学者没有引用德国学者的观点。“我只需要提醒你们，犹太人凯尔森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肆意妄为，他们只是相互引用观点，而忽略其他人的观点，对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残忍和厚颜无耻。”[117]这样看来，凯尔森和他的追随者之所以犯下了罪行，似乎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足够引用施米特的观点。他接着称所有犹太人都是“寄生虫”，因为他们只能模仿更好的国家的思维模式（而没有创造性）。施米特最后引用希特勒《我的奋斗》里的言论结束发言。“我们的元首曾说：‘在和犹太人战斗时，我是在做主工（the Lord’s work）。’”当会议记录发布后，施米特寄了一份副本给希姆莱，并补充说法律界还有更多的净化工作要做。[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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