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18010
1702918011
[137] 威尔斯此行的最终目标一直备受争议。参见，例如 Stanley E. Hilton，“The Welles Mission to Europe，February-March 1940：Illusion or Realism？，”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8 （1971）：93-120。威尔斯后来描述这次任务的目的如下：“弄清楚四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对目前达成任何公正和永久和平可能性所持的看法。”参见 Welles，The Time for Decision，74。
1702918012
1702918013
[138] Adolf Hitler，Memo of February 29，1940，in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1932-1945，ed. Max Domarus，trans. Mary Fran Gilbert （Wauconda：Bolchazy-Carducci，1990），1942.
1702918014
1702918015
[139] Adolf Hitler，Memo of February 29，1943.
1702918016
1702918017
[140] Sumner Welles to Roosevelt，Report of March 1，1940，1，available at 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resources/images/psf/psfa0071.pdf.
1702918018
1702918019
[141]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阿波罗神殿门前有三句石刻铭文：“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承诺带来痛苦”。这三句话曾引起过无数智者的深思，后来被奉为“德尔斐神谕”。——译者注
1702918020
1702918021
[142] Sumner Welles to Roosevelt，Report of March 1，1940，2.
1702918022
1702918023
[143] Sumner Welles to Roosevelt，Report of March 1，1940，8，9.
1702918024
1702918025
[144] James B. Reston，“Acting Secretary：Sumner Welles，Career Diplomat Who Looks the Part，Is Often Called to the White House These Days，” New York Times，August 3，1941，9，22.
1702918026
1702918027
[145] Edgar B. Nixon，ed.，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Vol. 1 （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1979），559-60.
1702918028
1702918029
[146] Sumner Welles，March 1，1940 Report，11.
1702918030
1702918031
[147] Sumner Welles，March 1，1940 Report，12.
1702918032
1702918033
[148] Sumner Welles to Roosevelt，Report of March 2，1940，5.
1702918034
1702918035
1702918036
1702918037
1702918039
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第十一章 “上帝保佑我们远离教授！”
1702918040
1702918041
1933年，被科隆大学被解雇后，凯尔森搬到了日内瓦，并在那里的国际法研究生院（Graduate Institute）找到了一份教职。但1936年，他决定回到出生地布拉格，接受德意志大学（German University）国际法教授的职位。他把妻子和两个女儿留在了瑞士，因为他知道此行有风险。此时，法西斯主义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兴起，但凯尔森相信，他可以帮助巩固该地区最后坚持民主的进步防御力量。[1]
1702918042
1702918043
凯尔森是个小个子，身高五英尺二英寸半，身材瘦弱。他戴着眼镜，秃顶，人到中年，看上去就是他那种职业身份的人——简直就是直接从人物模子里倒出来的一个奥地利法学教授。他身体上的勇敢得到了近乎天真的理性乐观主义力量的支持。凯尔森认为，在大学做国际法讲座，可以抵消激进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力量。
1702918044
1702918045
不出所料，凯尔森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顺利。[2]1936年10月22日，他的就职演讲吸引了一大群学生——事实上人数太多了。事实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来听这位伟大人物演讲，而是为了阻止别人听他演讲。等到凯尔森开始演讲，大多数人就起身离场了。仅剩的几个人还被打了一顿，并被拖出了房间。由于这次演讲导致的混乱，教育部关闭了这所大学三周时间。等到学校重新开放后，凯尔森需要警方的保护才能确保安全。1938年初，他放弃了这次堂吉诃德式的使命，回到了日内瓦。
1702918046
1702918047
但凯尔森无法逃脱欧洲法西斯的魔爪。当它在日内瓦的影响上升到威胁要关闭研究生院时，凯尔森开始谋求美国的一个永久职位。他给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写了许多卑躬屈节的信件，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绝望。1938年，他写道：“在这个不幸的欧洲，政治事件的发展已经是第三次给我带来了太多痛苦。”[3]在恳求庞德代表他给各个学院和研究机构写求职信后，他在信的结尾致歉道：“我知道您很忙，但对我来说，向您提出这么多要求并不容易。”[4]
1702918048
1702918049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庞德英勇地代表凯尔森给全美各地的法学院、基金会和图书馆写信。不幸的是，都毫无效果。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告诉庞德，哈佛大学没有钱支付凯尔森的薪水，尽管它的预算足以支持政府学系在同年聘请魏玛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为终身教授。[5]其他的大学则抱怨说，由于战时入学人数下降以及学校的雇佣政策偏向美国人，预算出现短缺，所以无法给凯尔森提供职位。[6]在1940～1942学年，庞德借助哈佛大学法学院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讲师职位（Oliver Wendell Holmes Lectureship）为凯尔森创造了一个临时工作机会。但为期两年的工作结束后，凯尔森又一次失业了。
1702918050
1702918051
“刀叉业务”
1702918052
1702918053
赫希·劳特派特比他的老师更早离开维也纳，所以他的境况要好得多。尽管1923年在英国格里姆斯比港下船时，劳特派特几乎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他的事业发展势头迅猛。1937年，他被选为剑桥大学惠威尔国际法讲座教授（Whewell Chair in International Law）。战争爆发后，卡内基基金会为劳特派特提供了一个研究员职位，让他在美国各地讲授国际法。
1702918054
1702918055
1940年秋天，卡内基基金会给劳特派特制定了一份足以让人累到崩溃的日程表，这份日程表让他在两个月内跑了6000多英里，去了15所大学。他给妻子的信中充满了抱怨，抱怨他的健康，抱怨天气，抱怨缺钱，抱怨坐火车旅行带来的不适，以及抱怨“刀叉业务”（the fork and knife business）。“刀叉业务”指的是美国人令人费解的使用刀叉切食物的做法：美国人（右手用刀切好食物后）把刀放下，然后把叉子移到右手边，再（用右手拿叉子）[7]把切好的食物放进嘴里。[8]这场令人筋疲力尽的折磨结束时，他开始认为他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当然，所有这一切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9]
1702918056
1702918057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浪费时间。在游历美国并与美国孤立主义者就中立问题展开辩论的过程中，他打磨了自己的论点，并对《非战公约》如何改变国际法规则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当12月底他拜访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时，这种观点成熟的宝贵性就显现出来了。在他们会面的过程中，杰克逊要求劳特派特就国际中立法提供法律建议。因为美国总统曾向盟国承诺，美国将提供“除战争外的一切援助”。但许多国际律师坚持认为，向英国提供战争物资将违反美国的中立立场，因此是违反国际法的战争行为。杰克逊告诉劳特派特，他不只是简单地想要一个狭隘的、技术性的法律理由来论证后来成为《租借法案》的行为的正当性。他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哲学思想，从国际法角度而言，这种思想能够解释我们对盟国提供除战争外的一切援助的政策。”[10]
1702918058
1702918059
劳特派特把自己关在华盛顿一家酒店房间里将近两个星期，给杰克逊写了一份有关中立政策的长篇备忘录。在他自己1935年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里，劳特派特认为《非战公约》已经改变了国际法。但他现在已经准备好迈出下一步了。他认为，通过在法律上禁止将战争作为一种强制执行权利的手段，《非战公约》在法律上是允许中立国对侵略者和受害者采取歧视性政策的。他写道：“（非战公约）的效果是使违反其条款而进行的战争变得非法。结果就是，（非战公约）摧毁了被构想为体现了绝对公正态度的中立政策的历史基础和司法基础。”[11]
[
上一页 ]
[ :1.7029180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