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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10月10日呈给伦敦国际大会的备忘录中，埃切尔首次提出了追溯效力问题的解决方案。[40]第二年，埃切尔以更加干脆利落的形式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一旦作为高阶法（higher order）的国际法剥夺了侵略战争的合法性，人们就会看到它原来的样子：一系列被禁止的犯罪行为将受到有关国家刑法的最重处罚。”埃切尔以一个反问句一针见血地总结道：“当国际法院把 发动这场战争的人作为大屠杀、纵火、抢劫等罪行的共犯送到国内法庭，即犯有谋杀罪的人的断头台时，谁的法律良心会受到困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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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决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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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切尔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解决追溯效力问题的途径。但是还有几个障碍需要克服。首先是信息传递的问题。一个流亡的法学教授的法学理论怎样才能传递到那些当权政客那里呢？与劳特派特和施米特不同，埃切尔没有与当权者接触的渠道。但在将侵略战争定为犯罪之前，还有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当时还不清楚同盟国是否想审判轴心国的领导人。因为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要求简单而原始的正义，要求一个短暂而果断的过程，要求一种迅速而可怕的清算。他们想要大规模即决处决（summary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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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即决处决论的主要鼓动者是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摩根索制订了一项至少要阉割德国一个世纪的战后计划。为了确保德国不会东山再起，该计划要求彻底摧毁德国工业。根据这个计划，同盟国将掠夺德国所有有用的机器，关闭其矿山，驱逐其技术人员，并摧毁其他一切能让德国再次崛起的条件。这些举措将对施米特的家乡莱茵兰的鲁尔河谷造成最严重的冲击。“这里是德国工业力量的心脏、战争的熔炉。这一地区当前所有的工业不仅要被剥离，而且要弱化并控制其发展潜力，使其在可预见的将来不能成为工业区。”[42]摩根索还敦促美国总统跳过对轴心国战犯的审判，对他们直接进行处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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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史汀生将这一计划背后的狂暴愤怒归因于摩根索的种族归属。他认为摩根索陷入了“狂热的复仇犹太主义”。[44]摩根索一度主张“彻底消灭纳粹党所有成员”。[45]当被告知大约有1300万纳粹党成员时，他回答说他以为只有500万。[46]虽然没有其他官员表现出这种疯狂，但摩根索并不是唯一一个渴望复仇的人。圣公会（Episcopalian）教徒、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妻子是半个犹太人，他对摩根索说：“我和俄国人之所以相处得如此融洽，是因为我去莫斯科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这些人接受战地军事审判，在日落之前把他们枪毙。从那天起，我就同俄国人和睦相处。”[47]当史汀生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反对摩根索的计划，坚持遵守法律程序时，摩根索报告了赫尔的反应：“赫尔迫不及待了，他只想在黎明时把他们全部枪毙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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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最初支持摩根索。1944年9月，罗斯福在魁北克会见丘吉尔时，摩根索是唯一被邀请的美国内阁部长。[49]令摩根索高兴的是，他发现丘吉尔也同意他的观点。然而，与摩根索不同的是，丘吉尔明白摩根索的选择是可怕的，他试图给这个计划披上一层更为温和的外衣。他将其命名为“田园化”（Pastoralization）：盟国仅“将德国转变成一个以农业和田园为主要特征的国家”。[50]丘吉尔也赞成即决处决，尽管他认为这种处置只适用于领导人，即50～100名主要战犯。[51]他希望成立调查法庭，“不是为了确定被告有罪或无罪，而仅仅是为了确认身份事实”。一旦身份被确认，被告应“在6小时内被枪毙，且无需上级指示”。[52]丘吉尔不想审判这些战犯。因为审判有时会带来意外，有时也会以无罪释放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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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当时目瞪口呆。在魁北克会议后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他警告总统，迦太基式和平只会使敌对状态持续下去。“在我看来，这种方法并不能防止战争，它们往往会滋生战争。”[53]他谴责即决处决。[54]他认为，实行战地军事审判不仅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还浪费了建立纳粹罪行权威记录的机会。[55]“只有通过彻底逮捕、调查和审判纳粹恐怖主义体系中的所有纳粹领导人和工具，例如盖世太保（Gestapo），并尽可能及时、迅速和严厉地对其实施惩罚，我们才能表明全世界对这种制度的憎恶，并使德国人民认识到我们永远铲除这种制度及其所有后果的决心。”[56]这些对审慎明智的处置方式的急切呼吁被忽视了。罗斯福支持摩根索。[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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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和卡尔·施米特似乎一直都是正确的：与魔鬼战斗的人自己也变成了魔鬼。为了惩罚德国的侵略，盟国打算让德国整个国家好几代人陷入贫困；由于纳粹的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行为，盟国计划进行大规模、有系统的种族清洗；对于处决囚犯，盟军想要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枪毙数百人，可能是数千人，也可能是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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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采和施米特都错了。因为当该计划的消息泄露时，新闻界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报道。《时代》周刊的反应很典型。它发表了一篇名为《仇恨政策》（The Policy of Hate）的文章，讽刺摩根索的计划“仅略高于‘让所有德国人彻底绝育’的标准”。[58]没有人会被这个计划的委婉用语愚弄。“田园化”意味着和平的进程和田园式的结果，但显而易见的是，将中欧大部分地区夷为平地并将其改造成大片草地的提议，将导致数百万平民被强行驱离家园，并可能导致大规模饥荒。纳粹宣传人员充分利用了这条新闻。纳粹党的官方喉舌《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 Beobachter）刊登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犹太人的谋杀计划！”[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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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意识到了他的错误，但拒绝对此负责。据史汀生说，罗斯福试图推卸责任，说“摩根索犯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错误’”。[60]事实上，“田园化”德国计划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它破坏了对纳粹领导层实施即决处决的准备，而这种处置纳粹领导层的方式在公众中很受欢迎。戈林被捕10天后，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的受访者希望在法庭上对他进行审判，56%的人选择了“绞死、枪毙、处决、斩首、死刑”等方式来处置他，同时还有15%的人想“慢慢地杀死他，折磨死他，让他做苦工，让他饿死，将他碎尸万段”。[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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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甚至连纳粹领导人也有权享有正当法律程序这样的观点也没什么市场。美国公众不想通过战争罪行法庭审判他们，美国和英国政府也不想。甚至一些纳粹分子也不想。德国劳工阵线（German Labor Front）领导人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在纽伦堡对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e Gilbert）说：“让我们靠墙站着，然后朝我们开枪！皆大欢喜——你们是胜利者。但我为什么要像个罪——，罪——，罪——，像个罪——，罪——罪——那样被送上法庭呢？”当吉尔伯特接上“罪犯”这个词时，莱伊回答道：“是的，我甚至连这个词都说不出来。”[62]第二天，莱伊在牢房卫生间管道上自缢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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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唯一赞同史汀生的主要政治人物也许就是斯大林了。斯大林热情地倡导对纳粹进行审判——当然不是真正的审判，而是摆摆样子的公审（show trials）。他知道公审是一种很好的宣传，也相信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运动（Great Purges）经验丰富的执行者安德烈·维辛斯基能够重现这些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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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不仅支持对战争罪的审判，他还想以侵略罪审判轴心国领导人。苏联法律学者A. N·特赖宁（A. N. Trainin）在1944年出版的《希特勒的刑法责任》（Hitlerite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Criminal Law）一书中表达了斯大林的观点。特赖宁说：“苏联认为，发动侵略战争是今天国际法上的一项罪行。”[63]特赖宁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律师，他对侵略的特征做了一个简洁明了的区分。他认为侵略不是战争罪，而是破坏和平罪。侵略者不仅侵犯了受害者的权利，而且破坏了和平的世界秩序。[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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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和斯大林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但他们都欣赏法律的力量。他们比大多数人更清楚，法律程序赋予其产生的结果以巨大的合法性。他们还意识到，国际审判可能会对侵略战争制度造成冲击。然而，他们的观点一致性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与尊重法律程序的史汀生不同，斯大林利用了这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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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也不关心违反和平的罪行是否是属于国际法范畴的真正罪行。然而，要想说服史汀生，就需要拿出可靠的法律论据。史汀生想要被说服，但他仍然需要说服。会有必要的人物来说服史汀生，但并非如劳特派特、埃切尔，或者特赖宁这样的著名学者，而是他的朋友、邻居和法律合作伙伴威廉·钱勒（William Chan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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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钱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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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张伯伦·钱勒（William Chamberlain Chanler）是真正的纽约上层社会人士。[65]他的出身可以追溯到新尼德兰殖民地（New Netherlands Colony）第一任总督彼得·斯特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以及从皮草商人转型为纽约市房地产大亨的曾祖父老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Sr.）。他的父亲刘易斯·斯特伊弗桑特·钱勒（Lewis Stuyvesant Chanler）兄弟姐妹10个。由于父母不幸过早地去世，他们成了“阿斯特孤儿”，同时也继承了父母留下的阿斯特家族财产。[66]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威廉·钱勒进入了温斯洛普-史汀生-帕特南和罗伯茨律师事务所（Winthrop. Stimson，Putnam and Roberts）从事法律业务，这是一家有着强烈国际主义倾向的华尔街“白鞋”律师事务所[67]。它由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美国国际法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创始主席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创立。多年来，亨利·史汀生一直是这家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之一。[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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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个时代的其他华尔街律师和金融家一样，钱勒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公民美德。因此，当美国参战后，47岁的钱勒毅然弃笔从戎，赶赴前线。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律师，钱勒被任命为占领区盟国军政府的最高军事官员，负责北非、西西里以及后来的意大利南部占领区。他起草了许多军政府占领法。[69]他也是第一个试图起诉在任国家元首违反《非战公约》的美国政府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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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贝尼托·墨索里尼代表意大利加入了《非战公约》，但他从未把它当回事，他以特有的咆哮向他的众议院宣布：“我们签署了《非战公约》。我给它的定义是，它是崇高的。现实中，它是如此崇高，甚至可以称之为超验的（transcendental）。”[70]他的听众都笑了起来。他们理解了自己领导人传递的信息：《非战公约》太过虚幻，因而毫无意义。这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姿态，一种没有任何支撑的虔诚。一纸协定怎么能约束领袖的意志呢？国际联盟对他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软弱反应证实了它的无能。但墨索里尼并没有笑到最后。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各国逐渐认识到不作为的代价并学会如何运用《非战公约》的精神和相关条款，该公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有效。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军队已经变得多么超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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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25日下午5点，当他的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开进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Victor EmmanuelⅢ）王宫的车道上时，事情变得明朗起来。墨索里尼不仅把这位五英尺高的君主当作朋友，也把他当作傀儡。因此，当这位国王称这位法西斯独裁者为“意大利最可恨的人”并将其逮捕时，墨索里尼大为震惊。[71]考虑到把墨索里尼交给盟国还能做笔交易，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迅速把他带到了位于亚平宁山脉上一个与世隔绝的高山滑雪胜地帝王台（Campo Imperatore）。钱勒意识到，墨索里尼被捕，机会来了。于是，他与另一名同事一起起草了一份起诉书，指控墨索里尼违反《非战公约》，犯了多项罪名：第一项罪名是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其他几项罪名是侵略英国、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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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钱勒起草的起诉书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1943年9月12日，墨索里尼在希特勒亲自下令的一次大胆突袭中被救了出去。[73]希特勒曾向术士占卜朋友墨索里尼的下落。此次行动由奥地利突击队队员奥托·斯科尔策尼（Otto Skorzeny）领导，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因为左脸颊上有多处决斗留下的伤口，所以绰号“疤脸”（Scarface）。他还因在特种作战中的丰富技能而被称为“欧洲最危险的人”。[74]他率领一个由滑翔兵和伞兵组成的中队击败了看守墨索里尼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斯科尔策尼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坡度假地着陆后，冲上了关押墨索里尼的大楼的楼梯，喊道：“领袖，元首派我来解救你！”墨索里尼回答说：“我就知道，我的朋友是不会放弃我的！”[75]墨索里尼被护送至希特勒那里，二人兴高采烈地团聚。最后，他以纳粹德国在加尔达湖边的一个傀儡小国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Italian Socialist Republic）领导人的身份回到了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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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钱勒没有成功地起诉墨索里尼，但当他1944年回到华盛顿时，他却能够用同样的法律理论来解决一些问题。当时，前身为伦敦国际大会的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在侵略战争问题上陷入僵局。劳特派特的导师阿诺德·麦克奈尔（Arnold McNair）爵士认为，根据国际法，发动侵略战争并非犯罪，但博胡斯拉夫·埃切尔不同意这种观点。[76]由于担心麦克奈尔会占上风，史汀生指示美国代表，在美国政府研究这一问题期间拖延时间。[77]钱勒给史汀生写了一份长篇备忘录，日期为“11月30日”，阐述了一年前他在意大利最先提出的法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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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勒与埃切尔的观点大致相同。他认为，《非战公约》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罪行，即国际侵略罪，它只是取消了在发动战争符合国际法的时代侵略者所享有的任何豁免。如今，侵略者不再是合法的战斗人员，而是普通的罪犯。[78]钱勒预料到被告会辩护说自己“被指控的行为是合法的战争行为”，他回应说，这样的“辩护无效，因为被告违反了《非战公约》，因而不是合法的交战方”。[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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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人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思路上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但钱勒声称，他的思想并非来自埃切尔，不过当时至少有一份埃切尔的备忘录在美国战争部传阅。[80]在10年后的一封信中，钱勒声称，他“当时的理论基于费尔肯菲尔德的第五版《奥本海国际法》，其中有一个脚注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该理论”。[81]不幸的是，钱勒的回忆是错误的。因为《奥本海国际法》第五版的编辑是赫希·劳特派特，而不是恩斯特·费尔肯菲尔德（Ernst Feilchenfeld）。而且，也不清楚钱勒心里想的是哪个脚注。[82]劳特派特有可能是钱勒最初的灵感来源，但前者是如何影响后者的，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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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史汀生强烈希望以侵略罪起诉轴心国领导人，但他朋友备忘录所阐述的观点并不能让他信服。他形容钱勒的论点“发人深省”，但也让他很紧张。在给自己的副手杰克·麦克洛伊（Jack McCloy）的一份封页备忘录（cover memo）[83]中，史汀生认为，钱勒的观点“比国际思想的进步略微超前一点”。尽管如此，它“很值得您和您的委员会审阅一番”。[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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