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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这场世纪审判开始了，既没有法官敲击法槌发出“砰”的一声，也没有家属哭泣发出的呜咽声，有的只是人们低声交谈发出的嗡嗡声。法庭坚持要求完整地宣读包含着对被告详细指控的长篇起诉书。庄重缓慢地宣读起诉书枯燥乏味，这项工作由初级检察官来完成。午休时，里宾特洛甫问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e Gilbert）博士：“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对违反条约小题大做？你读过大英帝国的历史吗？英国历史充满了撕毁条约、压迫少数族裔、大规模谋杀、侵略战争，等等。为什么它没有被这样对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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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法庭对所有被告质疑其管辖权的联合动议做出了回应。他们反对说，在战争发动时，发动侵略战争并不是犯罪，因此法庭正在进行的是事后调查。法庭暂时搁置了这项决定，但允许“在稍后阶段听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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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进入抗辩程序，所有被告的抗辩都是“无罪”。准备工作结束后，罗伯特·杰克逊身穿晨礼服和条纹裤走上讲台，为美国做开庭发言。杰克逊认为这次演讲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引人入胜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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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首先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对破坏世界和平罪的第一次审判”。他说，文明社会不能容忍这些罪行被忽视，“因为如果任其重演，人类文明将无法继续存在”。然后他发表了此次审判中最为著名的一段话，这是对法治的颂歌：“为胜利而欢呼、为战争伤害而愤怒的四个伟大国家，停止了复仇的步伐，自愿将落入己手的仇敌送予神圣的法律裁决。这是有史以来权力对人类理性的最高敬意之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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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开庭演讲的目的是为起诉书第一项指控陈述案情，它指控被告密谋发动侵略战争。他介绍了纳粹党的发展历史，从1921年希特勒成为最高领袖或“元首”开始，到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到几个月后夺取绝对权力，再到破坏劳工运动、镇压教会，以及最后迫害犹太人，所有这一切都是纳粹发动侵略战争计划的组成部分。“这场战争不是凭空发生的，”杰克逊声称，“它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实施起来得心应手且阴险狡诈。”他认为，国内恐怖主义是一个引起国际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是纳粹党为了发动战争而控制德国人民的方式。“纳粹在国内大肆迫害德国人民是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的一个步骤，而侵略战争就是国际后果之一。为了消除德国人民中间出现的任何温和情绪，并使其人民处于全面战争状态，阴谋者策划并实施了一场针对所有基督教教派和教堂的系统的和无情的镇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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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休期间，戈林对杰克逊指控纳粹镇压天主教运动表示震惊。他不否认这些指控的准确性。但他认为杰克逊没有资格做出这些指控。“但那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务。”[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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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杰克逊继续列举纳粹犯下的各种暴行——处决被俘士兵、杀戮平民、集中营中的恐怖行为，等等。他的演讲中充满了可怕的细节。有一段耸人听闻，就是杰克逊描述纳粹在犹太人身上进行医学实验。“在达豪集中营，主管‘医生’的报告显示，他们把受害者浸泡在冷水中，直到他们的体温下降到28℃（82.4℉），这时，他们全部立即死亡。”然后，医生们解决了如何用温水让实验对象苏醒的问题。这一系列实验的最后一项是“体温复温”。杰克逊解释说：“几乎冻死的受害者被一堆活着的女人的身体围起来焐着，直到他苏醒过来，然后通过发生性关系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在这里，纳粹已经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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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的最后，他解释了为何要对发动侵略战争的被告提起诉讼。可以预见的是，他把重点放在了解释被告对法律追溯效力的指控上。他援引埃切尔-钱勒理论加以回应。“战争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杀戮、攻击、剥夺自由和破坏财产的过程……规定侵略战争非法的各种国际条约的最低法律后果是，它剥夺了法律曾给予那些煽动或发动侵略战争的人的一切辩护，并让战争制造者受到通常被人们接受的犯罪法原则的审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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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明被告应负个人责任这部分，杰克逊也提出了凯尔森理论的一个版本。正如凯尔森在备忘录中向杰克逊解释的那样，战争中的集体责任是国际法上的标准救济。“一项只对国家有效的国际法只能通过战争来强制执行”，因为强迫一个国家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战争。然而，通过战争来强制禁止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通过惩罚个人来取而代之，国际法才能结束这一灾祸。“如果国际法要对维持和平提供真正的帮助，这种个人责任原则是必要的，也是合乎逻辑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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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最后以重申人类文明及其对法庭的期望结束了演讲。“人类文明……不期望你们彻底结束战争。它真正期望的是你们的司法行动让国际法的力量、戒律、禁止，以及最重要的是制裁，站在和平一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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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俊的哈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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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杰克逊的演讲与其说是法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修辞上的胜利。这次演讲中，法律上的论据表达得并不充分，它们似乎是仓促写成的。这样，提出侵略战争的详细法律诉讼的责任便落在了英国检察官哈特利·肖克罗斯（Hartley Shawcross）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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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克罗斯担当此任本来是一个不太可能的选择。他既不是国际律师，也不是知名的公众人物。事实上，仅仅在审判开始前几个月，他才赢得自己的第一次选举。在7月的大选中，克莱门特·艾德礼击败了温斯顿·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随后，他任命了这位默默无闻的后座议员担任总检察长，此举令英国当权派极为意外。尽管肖克罗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律师，但他被选中担任此职可能是因为相貌出众。他被誉为“英国公众生活中最英俊的男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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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是英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但直到他要返回英国的时候才看到肖克罗斯的演讲稿草稿。当时，读到的东西让他惊骇不已。“就在我要离开纽伦堡的时候，有人让我看了总检察长于下周一（12月3日）将要宣读的英国诉讼书，我立刻意识到这件事糟糕到了可笑的地步。”[32]劳特派特没有描述其败笔所在，但考虑到围绕确定侵略罪而存在的棘手法律问题，肖克罗斯的分析很可能理由不足，表述也不够充分。值得称赞的是，肖克罗斯同意了劳特派特的意见，允许后者重新起草演讲稿。劳特派特专心致志地操劳五天，完成了一份全新的演讲稿，供肖克罗斯在法庭上演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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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克罗斯演讲的开头部分，其法律论据便强调了《非战公约》的根本性质。他称之为“现代国际法中最基本的、真正革命性的法令，即1928年8月27日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巴黎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接着，肖克罗斯大声朗读了其中两项条款。他说《非战公约》“废除了战争作为一种法律允许的强制执行法律或改变法律的手段。战争权不再是主权的本质”。尽管肖克罗斯逐字逐句地从劳特派特撰写的演讲稿中摘取了这些段落和其他许多段落，但他也加入了自己的修辞手法，以律师的口吻陈词：“《非战公约》是国际法。本法庭将作此声明。世界各国必须执行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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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非战公约》宣布战争非法这一论点之后，肖克罗斯的演讲开始触及难点：如何表明《非战公约》也将战争定为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但是他并没有依赖埃切尔-钱勒理论来加以论证。相比杰克逊，他可能已经理解了这种解释对战争法的危险影响。相反，劳特派特撰写的演讲稿——肖克罗斯几乎再次一字不差地照搬——是基于他的老师凯尔森的理论。正如凯尔森所教导的，古典国际法是建立在集体责任原则之上的，违反国际法的国家传统上通常受到战争的制裁。[35]但是，集体责任的实践是一种原始的道德形式，各国应予以拒绝：“人类的良知因集体惩罚的严厉而退缩，这种惩罚既可能落到有罪之人身上，也可能落到无辜者身上。”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们挑出来，并让他们对自己下令违反法律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这将是一种道德进步，因为惩罚将由真正有罪之人承担，而非强加于他们的臣民。“最重要的是，将惩罚落到对其国家的犯罪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个人身上，可以避免许多困难。”《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就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它以个人责任代替集体责任。“应该把那些违反法律把本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侵略战争的人的脖子上套上绞索，这是一项有益的法律规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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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克罗斯总结说，《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可能创造了一项关于个人责任的新法律，但这都是有益的。“如果这是一项创新，我们准备捍卫它并证明它的正义性。”[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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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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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费罗（Longfellow）写道，神灵的磨臼磨得缓慢，但磨得十分精细。[38]他可能还会说，观看这种研磨过程是极其无聊的。丽贝卡·韦斯特形容纽伦堡法庭是“无聊的城堡”。[39]控方团队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堆积如山的书面证据立案的，而这些文件的采用、鉴定和翻译等工作却没完没了。“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到极度单调乏味。”[40]甚至连法官们也烦腻了。当一位漂亮的秘书走进法庭时，首席法官杰弗里·劳伦斯递给她一张纸条：“怎么样，波普斯（Pops）——是不是像我们一样无聊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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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紧张的审判，11月29日，美国起诉团队提出了纳粹犯有发动侵略战争罪的指控。控方一度宣读了戈林与里宾特洛甫通电话的文字记录，内容是他如何精心策划了对奥地利的控制。控方的陈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戈林、赫斯和里宾特洛甫在被告席上幸灾乐祸地咯咯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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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午，纳粹领导人的这种愉快心情就消失了。控方出示了两个小时的集中营影片。这些影像内容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电影一开始，一群人在谷仓里被活活烧死。后面的内容更加令人发指。每个人都震惊了，包括被告在内。戈林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没有看屏幕；“波兰屠夫”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强忍着泪水；罗森堡在座位上紧张不安；汉斯·弗里切（Hans Fritzsche）痛苦不堪；瓦尔特·冯克哭了；就连辩护律师也低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太可怕了。”[42]电影结束后，劳伦斯法官没有宣布休庭就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另一名被告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将军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说：“然而，这一耻辱玷污了一切。”[43]戈林的心情也很糟糕。他说：“那也是一个美好的下午，直到他们放映了那部电影……它把一切都搞砸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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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证据确凿无疑、无可辩驳。某些被告，比如弗朗茨·冯·巴本或亚尔马·沙赫特，是否参与了这起阴谋是有争议的，但对于其他被告，比如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这些指控是不容否认的。集中营影片的情感力量以及营中幸存者和看守的证词彻底戳穿了他们的辩解。这些被告们唯一的希望是使法庭相信，对他们定罪是不公正的。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证明1928年的《非战公约》并没有将发动侵略战争定为犯罪。这项任务落在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国际法教授身上，他就是凯尔森在科隆大学的继任者赫尔曼·雅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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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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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被告从美国人提供的名单中挑选自己的律师。不过，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没有从中挑选。因为他认为这些名字“看起来像犹太人的名字”，并坚持要请一名反犹太的律师。[45]他要找纽伦堡当地律师、前纳粹党员汉斯·马克斯（Hanns Marx）。他的请求被批准了。[46]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想知道他是应该找一个刑法专家还是一个国际法专家。他被告知，可能两者都需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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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露易丝（Luise）找到了刑法律师。她亲自请求弗朗西斯·比德尔的助手赫伯特·韦克斯勒（Herbert Wechsler）联系一位世交，询问他能否请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 of Munich）的弗朗茨·埃克斯纳（Franz Exner）为她丈夫辩护。韦克斯勒回答说他认识埃克斯纳。埃克斯纳曾在战前访问过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韦克斯勒当时是那里的一名教员。他同意寻找埃克斯纳的下落。找到后，埃克斯纳接受了这份工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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