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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雅赖斯也在找工作，因为科隆大学不允许他继续任教了。自1937年取代凯尔森以来，他一直在那里工作。[49]虽然雅赖斯没有加入纳粹党，但他是德国法律学院的活跃成员。[50]德国法律学院是弗兰克创立的纳粹法律组织，施米特是其董事会成员。[51]雅赖斯曾是施米特思想的追随者。战争爆发时，他写了两篇称赞施米特大空间理论的评论文章，在文章中，他支持施米特关于在欧洲大陆建立德国“大空间”的呼吁。[52]战后，这些文章让他麻烦不断。一个负责去纳粹化的大学内部委员会禁止他继续任教。雅赖斯只得开始找工作，他联系了在莱比锡工作时的老同事埃克斯纳。由于埃克斯纳没有国际法方面的经验，他邀请雅赖斯加入约德尔的法律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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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德尔对两名法律教授将为他辩护感到自豪。这两位法律教授也为自己感到自豪，这一点从他们决定在法庭上穿紫色的学位袍就可以看出。由于约德尔的妻子会说英语，韦克斯勒便安排露易丝作为他们的秘书加入法律团队。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后来好莱坞电影《纽伦堡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中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饰演的角色就是以她为原型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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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律师推选雅赖斯就法律的溯及既往问题为他们进行集体辩护。[54]1946年7月4日，他走上演讲台陈述辩词。他的论点与施米特在为弗利克所写的意见书中所阐述的内容完全一致。雅赖斯首先提出了一个称职的律师会提出的论点：《非战公约》不像一项刑事法，签署国不认为它将被作为刑法来强制执行，而且《非战公约》受制于许多保留条款，这使得它作为一项刑事禁令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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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雅赖斯的思考超越了这些基本的反对意见，他提出了施米特在他的意见书中联想到的同样复杂的论点。首先，他认为，《非战公约》无法兑现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承诺，因为使这一秩序得以实现的政治制度——集体安全、裁军和修改《凡尔赛条约》——尚未实现。而目前的现实是国际联盟失败了；大国没有解除武装，且盟国对严厉的和平解决方案的态度也不会软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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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当前的政治环境不会支持新的法律秩序的观点之后，雅赖斯像施米特一样问道，是否有证据表明国际法在1939年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改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像施米特曾经推论的那样，雅赖斯继续推论。雅赖斯认为，如果《非战公约》已经改变了国际法，那么歧视性的战争概念就会出现在国家的实践中，特别是以下领域就会产生变革：（1）战争法；（2）中立义务；（3）对征服的承认。[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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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战争法——毕竟源于自由地发动战争的权利，源于战争类似决斗的性质，当然也源于交战方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是否适用于交战国之间的行为限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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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这场战争中，中立是否依然可能，或者实际上依然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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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定侵略者获胜，战争的结果在法律上，特别是在简化为以条约形式出现的情况下，能否有效？或者，国际社会难道无须采取不承认政策来剥夺侵略者的战利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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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每个问题，雅赖斯都认为国际法律在战争开始前并没有改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提出过，战争法只适用于进行正义战争的一方，而不适用于另一方。同时，1939年，诸如美国等非交战国也没有放弃中立。最后，虽然美国确实遵循了史汀生主义，但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仍坚持承认领土征服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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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赖斯得出了与施米特相同的结论。他认为，《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规定的惩罚发动侵略战争的个人的法律是“新生事物——革命性新生事物。关于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法律没有为它们提供任何空间，也无法为它们提供任何空间。因此，它们是具有追溯效力的刑法”。[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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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赖斯给控方留下了深刻印象。纽伦堡检察官泰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评论说：“这些被告们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发言人了。”[58]泰勒没有意识到，他赞扬的是一个滔滔不绝地阐述施米特思想的人。虽然没有办法确定，但很有可能雅赖斯的演讲是基于施米特的意见书。[59]首先，迪克斯拿到了施米特的备忘录——或者至少，他已经看过了——而雅赖斯在集体辩护中代表的当事人正因为被指控发动侵略战争而面临死刑。如果迪克斯不把施米特的专家备忘录交给雅赖斯，或者至少传达它的主要论点，那他就失职了。其次，雅赖斯是一个施米特信徒（Schmittian），他推崇施米特的国际法理论。在他负责处理的问题上，他不会忽视施米特的思想。最后，雅赖斯提出的论点和施米特在他的备忘录中提出的复杂论点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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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证据，我们就可以说，纽伦堡审判是法律史上最伟大的口技表演之一。肖克罗斯的开庭演讲稿基本上是赫希·劳特派特撰写的，而雅赖斯的辩护则基于卡尔·施米特的理论。此时，这两个对手——一位犹太人和一个纳粹分子——正在法庭上以律师的身份辩论《非战公约》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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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强辩到底，他撰写了肖克罗斯的法律回应，1946年7月26日发表。劳特派特在反驳一开始就嘲讽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非战公约》将侵略战争定为非法，但并未构成犯罪。他问道，禁止大规模杀人怎能不被理解为对犯罪的禁止呢？“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和直接攻击文明生活基础的违法 行为与犯罪行为没有区别。”[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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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劳特派特猛烈抨击了雅赖斯关于国际联盟未能执行《非战公约》规定的观点。他说，难道仅仅因为罪犯逍遥法外，犯罪就不再是犯罪了吗？[61]国际联盟的失败意味着必须要有更好的执行机制——它并没有免除各国的义务。“情况也许是这样的，即警察的行动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有效。但那是警察的失职，却不是法律的失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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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还严厉批评了雅赖斯关于中立的主张。“美国在1939年宣布中立的事实被引用为说明该法律体系崩溃的一个例子，好像美国有什么法律义务采取其他行动一样。”[63]事实上，《非战公约》允许中立者对侵略者采取歧视性行动，但肯定没有要求它们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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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劳特派特说，雅赖斯没有意识到《非战公约》确实彻底改变了国际法。因为国际联盟确实对日本和意大利实施了制裁，这是对传统中立原则前所未有地放弃。[64]虽然国际联盟没有坚持到底，但它的行动似乎是合法的。“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愿拿起武器反对针对它们的敲诈和霸凌”是政治意愿的失败，而不是法律权利的失败。[65]他们有法律权利惩罚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通过其领导人犯下了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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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讽刺地问道，当这些领导人发动侵略时，他们是否关心国家主权。他甚至将矛头对准了施米特本人。“奇怪的是，被告以德国政府的身份在大部分欧洲国家横行肆虐，他们残忍地践踏它们的主权独立，他们以自吹自擂和耀武扬威的讥诮态度使被征服国家的主权屈从于‘大空间秩序’新概念。看到这些被告现在呼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秘美德，着实令人感到诧异。”[66]“大空间秩序”是施米特在1939年发展的理论。后来希特勒据为己有的正是这一理论，对雅赖斯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也是这一理论，几乎成为统治整个世界的法则的还是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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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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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如下：12名被告被判处绞刑［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罗森堡、弗兰克、弗利克、施特莱歇尔、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约德尔、亚瑟·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马丁·鲍曼缺席宣判］；7人被判处10年至终身监禁［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Karl Donitz）、冯克、赫斯、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巴尔杜·冯·席腊赫（Baldur von Schirach）、施佩尔、康斯坦丁·冯·纽赖特］；3人被判无罪（沙赫特、巴本、弗里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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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决书中，国际法庭援引《非战公约》来证明《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将侵略战争定为犯罪行为的正当性。然而，它将《非战公约》作为实施个人刑事处罚依据的理由，却令人失望，甚至令人震惊。因为法庭没有接受，甚至没有提及埃切尔-钱勒理论。不仅如此，它没有接受，甚至也没有提及凯尔森理论。它的主要论点正是控方团队竭力避免提出的：施米特证明《卢贝法》正当性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应该允许对邪恶行为实施惩罚，即使这些行为发生时，它们在法律上还不是犯罪。“断言惩罚那些无视条约而不加警告地攻击邻国的人是不公正的，显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法庭写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攻击者必须知道自己正在从事错误行为，因此，惩罚他非但不是不公正的，如果他犯罪而逍遥法外，那才是真正的不公正。”[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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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又含糊其词地说了几句国际法的独特性。例如，它如何没有立法机构，“如《非战公约》这样的国际协定必须处理一般性法律原则，而不是处理行政程序问题”，等等。“国际法律不是静态的，”它写道，“而是通过不断适应变化的世界需要而发展的。”[68]的确如此，但为什么，国际军事法庭凭借其中哪一条判人死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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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判决书简短，同时也由于它对所提观点没有更加认真对待，国际军事法庭错过了一个机会来证明其判决所依赖的基础的合理性。现在，给人的印象是，它的判决并非基于法律规定，而是出于政治动机，是胜利者的正义（victor’s justice）的行为。出现这种结果，更加令人遗憾，因为国际军事法庭其实有着极为有利的论据可以利用。当时一些最伟大的法学家——不仅仅有杰克逊，还有埃切尔、劳特派特、凯尔森，当然，还有施米特——都在致力于为双方辩词提供论据。事实上，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然而，由于忽略了这些论据，国际军事法庭未能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证明其判决的合理性。事实上，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形成的意见与法庭上呈现的论据是截然不同的，那些只看了法庭意见的人们——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只能看到法庭意见——无从知晓这些论据曾经被提出过。正如许多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可能合理地得出这一结论，即国际法庭为它的判决提供了它所能提供的最佳论据，而这些论据是虚弱的，甚至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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