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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杰克逊的演讲与其说是法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修辞上的胜利。这次演讲中，法律上的论据表达得并不充分，它们似乎是仓促写成的。这样，提出侵略战争的详细法律诉讼的责任便落在了英国检察官哈特利·肖克罗斯（Hartley Shawcross）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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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克罗斯担当此任本来是一个不太可能的选择。他既不是国际律师，也不是知名的公众人物。事实上，仅仅在审判开始前几个月，他才赢得自己的第一次选举。在7月的大选中，克莱门特·艾德礼击败了温斯顿·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随后，他任命了这位默默无闻的后座议员担任总检察长，此举令英国当权派极为意外。尽管肖克罗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律师，但他被选中担任此职可能是因为相貌出众。他被誉为“英国公众生活中最英俊的男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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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是英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但直到他要返回英国的时候才看到肖克罗斯的演讲稿草稿。当时，读到的东西让他惊骇不已。“就在我要离开纽伦堡的时候，有人让我看了总检察长于下周一（12月3日）将要宣读的英国诉讼书，我立刻意识到这件事糟糕到了可笑的地步。”[32]劳特派特没有描述其败笔所在，但考虑到围绕确定侵略罪而存在的棘手法律问题，肖克罗斯的分析很可能理由不足，表述也不够充分。值得称赞的是，肖克罗斯同意了劳特派特的意见，允许后者重新起草演讲稿。劳特派特专心致志地操劳五天，完成了一份全新的演讲稿，供肖克罗斯在法庭上演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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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克罗斯演讲的开头部分，其法律论据便强调了《非战公约》的根本性质。他称之为“现代国际法中最基本的、真正革命性的法令，即1928年8月27日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巴黎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接着，肖克罗斯大声朗读了其中两项条款。他说《非战公约》“废除了战争作为一种法律允许的强制执行法律或改变法律的手段。战争权不再是主权的本质”。尽管肖克罗斯逐字逐句地从劳特派特撰写的演讲稿中摘取了这些段落和其他许多段落，但他也加入了自己的修辞手法，以律师的口吻陈词：“《非战公约》是国际法。本法庭将作此声明。世界各国必须执行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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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非战公约》宣布战争非法这一论点之后，肖克罗斯的演讲开始触及难点：如何表明《非战公约》也将战争定为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但是他并没有依赖埃切尔-钱勒理论来加以论证。相比杰克逊，他可能已经理解了这种解释对战争法的危险影响。相反，劳特派特撰写的演讲稿——肖克罗斯几乎再次一字不差地照搬——是基于他的老师凯尔森的理论。正如凯尔森所教导的，古典国际法是建立在集体责任原则之上的，违反国际法的国家传统上通常受到战争的制裁。[35]但是，集体责任的实践是一种原始的道德形式，各国应予以拒绝：“人类的良知因集体惩罚的严厉而退缩，这种惩罚既可能落到有罪之人身上，也可能落到无辜者身上。”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们挑出来，并让他们对自己下令违反法律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这将是一种道德进步，因为惩罚将由真正有罪之人承担，而非强加于他们的臣民。“最重要的是，将惩罚落到对其国家的犯罪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个人身上，可以避免许多困难。”《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就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它以个人责任代替集体责任。“应该把那些违反法律把本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侵略战争的人的脖子上套上绞索，这是一项有益的法律规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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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克罗斯总结说，《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可能创造了一项关于个人责任的新法律，但这都是有益的。“如果这是一项创新，我们准备捍卫它并证明它的正义性。”[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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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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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费罗（Longfellow）写道，神灵的磨臼磨得缓慢，但磨得十分精细。[38]他可能还会说，观看这种研磨过程是极其无聊的。丽贝卡·韦斯特形容纽伦堡法庭是“无聊的城堡”。[39]控方团队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堆积如山的书面证据立案的，而这些文件的采用、鉴定和翻译等工作却没完没了。“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到极度单调乏味。”[40]甚至连法官们也烦腻了。当一位漂亮的秘书走进法庭时，首席法官杰弗里·劳伦斯递给她一张纸条：“怎么样，波普斯（Pops）——是不是像我们一样无聊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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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紧张的审判，11月29日，美国起诉团队提出了纳粹犯有发动侵略战争罪的指控。控方一度宣读了戈林与里宾特洛甫通电话的文字记录，内容是他如何精心策划了对奥地利的控制。控方的陈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戈林、赫斯和里宾特洛甫在被告席上幸灾乐祸地咯咯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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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午，纳粹领导人的这种愉快心情就消失了。控方出示了两个小时的集中营影片。这些影像内容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电影一开始，一群人在谷仓里被活活烧死。后面的内容更加令人发指。每个人都震惊了，包括被告在内。戈林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没有看屏幕；“波兰屠夫”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强忍着泪水；罗森堡在座位上紧张不安；汉斯·弗里切（Hans Fritzsche）痛苦不堪；瓦尔特·冯克哭了；就连辩护律师也低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太可怕了。”[42]电影结束后，劳伦斯法官没有宣布休庭就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另一名被告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将军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说：“然而，这一耻辱玷污了一切。”[43]戈林的心情也很糟糕。他说：“那也是一个美好的下午，直到他们放映了那部电影……它把一切都搞砸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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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证据确凿无疑、无可辩驳。某些被告，比如弗朗茨·冯·巴本或亚尔马·沙赫特，是否参与了这起阴谋是有争议的，但对于其他被告，比如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这些指控是不容否认的。集中营影片的情感力量以及营中幸存者和看守的证词彻底戳穿了他们的辩解。这些被告们唯一的希望是使法庭相信，对他们定罪是不公正的。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证明1928年的《非战公约》并没有将发动侵略战争定为犯罪。这项任务落在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国际法教授身上，他就是凯尔森在科隆大学的继任者赫尔曼·雅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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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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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被告从美国人提供的名单中挑选自己的律师。不过，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没有从中挑选。因为他认为这些名字“看起来像犹太人的名字”，并坚持要请一名反犹太的律师。[45]他要找纽伦堡当地律师、前纳粹党员汉斯·马克斯（Hanns Marx）。他的请求被批准了。[46]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想知道他是应该找一个刑法专家还是一个国际法专家。他被告知，可能两者都需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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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露易丝（Luise）找到了刑法律师。她亲自请求弗朗西斯·比德尔的助手赫伯特·韦克斯勒（Herbert Wechsler）联系一位世交，询问他能否请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 of Munich）的弗朗茨·埃克斯纳（Franz Exner）为她丈夫辩护。韦克斯勒回答说他认识埃克斯纳。埃克斯纳曾在战前访问过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韦克斯勒当时是那里的一名教员。他同意寻找埃克斯纳的下落。找到后，埃克斯纳接受了这份工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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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雅赖斯也在找工作，因为科隆大学不允许他继续任教了。自1937年取代凯尔森以来，他一直在那里工作。[49]虽然雅赖斯没有加入纳粹党，但他是德国法律学院的活跃成员。[50]德国法律学院是弗兰克创立的纳粹法律组织，施米特是其董事会成员。[51]雅赖斯曾是施米特思想的追随者。战争爆发时，他写了两篇称赞施米特大空间理论的评论文章，在文章中，他支持施米特关于在欧洲大陆建立德国“大空间”的呼吁。[52]战后，这些文章让他麻烦不断。一个负责去纳粹化的大学内部委员会禁止他继续任教。雅赖斯只得开始找工作，他联系了在莱比锡工作时的老同事埃克斯纳。由于埃克斯纳没有国际法方面的经验，他邀请雅赖斯加入约德尔的法律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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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德尔对两名法律教授将为他辩护感到自豪。这两位法律教授也为自己感到自豪，这一点从他们决定在法庭上穿紫色的学位袍就可以看出。由于约德尔的妻子会说英语，韦克斯勒便安排露易丝作为他们的秘书加入法律团队。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后来好莱坞电影《纽伦堡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中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饰演的角色就是以她为原型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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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律师推选雅赖斯就法律的溯及既往问题为他们进行集体辩护。[54]1946年7月4日，他走上演讲台陈述辩词。他的论点与施米特在为弗利克所写的意见书中所阐述的内容完全一致。雅赖斯首先提出了一个称职的律师会提出的论点：《非战公约》不像一项刑事法，签署国不认为它将被作为刑法来强制执行，而且《非战公约》受制于许多保留条款，这使得它作为一项刑事禁令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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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雅赖斯的思考超越了这些基本的反对意见，他提出了施米特在他的意见书中联想到的同样复杂的论点。首先，他认为，《非战公约》无法兑现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承诺，因为使这一秩序得以实现的政治制度——集体安全、裁军和修改《凡尔赛条约》——尚未实现。而目前的现实是国际联盟失败了；大国没有解除武装，且盟国对严厉的和平解决方案的态度也不会软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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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当前的政治环境不会支持新的法律秩序的观点之后，雅赖斯像施米特一样问道，是否有证据表明国际法在1939年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改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像施米特曾经推论的那样，雅赖斯继续推论。雅赖斯认为，如果《非战公约》已经改变了国际法，那么歧视性的战争概念就会出现在国家的实践中，特别是以下领域就会产生变革：（1）战争法；（2）中立义务；（3）对征服的承认。[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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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战争法——毕竟源于自由地发动战争的权利，源于战争类似决斗的性质，当然也源于交战方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是否适用于交战国之间的行为限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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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这场战争中，中立是否依然可能，或者实际上依然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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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定侵略者获胜，战争的结果在法律上，特别是在简化为以条约形式出现的情况下，能否有效？或者，国际社会难道无须采取不承认政策来剥夺侵略者的战利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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