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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01 被告对面是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席。它由四名法官和四名候补法官组成,四名法官由提起诉讼的四个大国各派遣一名,八名法官坐在一排。来自英国的劳伦斯大法官(Lord Justice Lawrence)主持审判。紧挨着劳伦斯的是美国法官弗朗西斯·比德尔。比德尔被杜鲁门任命为纽伦堡军事法庭法官,是对其被免去司法部长职务的安慰。《纽约客》(The New Yorker)记者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把比德尔形容为“一只非常聪明的天鹅,偶尔会弯下身子和一只更小的水鸟谈心”。[7]她没有提及她当时和比德尔的恋情。法官们的身后是法庭的窗户,但厚厚的绿色窗帘遮住了它们。窗帘经常被拉开以便拍摄审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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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03 控方占据了法庭的中心位置。每个国家代表前面都摆放了桌子,从左到右排列,分别是法国、苏联、美国和英国起诉团队。法庭上的律师发言席被夹在辩护桌和法官之间。它的右边对着房间前面的证人席,左边是由八名翻译组成的翻译团队,在玻璃墙后提供同步翻译。记者和参观者坐在后面从剧院征来的200把红色长绒椅上。[8]此外,楼厅旁听席还可容纳150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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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05 审判的焦点,无论在视觉上还是道德上,都集中在被告席上。被告席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赫尔曼·戈林。戈林是尚在世的纳粹领导人中级别最高的,被安排在了体现其身份的位置上——前排角落的座位。他通常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德国空军制服,上面的勋章被剪掉了。在审讯过程中,他时常懒洋洋地斜倚着,右臂搭在栏杆上,流露出冥顽不灵的傲慢态度,时而傻笑连连,时而怒容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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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07 当戈林出现在法庭上时,许多人都感到惊讶。新闻片上,他看起来很胖,身高5英尺10英寸,拖着将近280磅的身体。[9]他衣着华丽,佩戴勋章和珠宝。他有时抹口红,搽胭脂,涂手指甲和脚指甲。[10]他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就像漫画书里的反派。丽贝卡·韦斯特认为,当他情绪高昂的时候,看上去就像“妓院里的老鸨”。[11]第一次见面时,监狱指挥官伯顿·安德鲁斯(Burton Andrus)上校形容戈林是一个“傻笑的笨蛋”。[12]戈林不仅带来了16个款式相同、印有字母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小玩意、服装和现金,而且其中一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工合成吗啡双氢可待因(paracodeine),大约有2万颗药丸(其实他不止这么多,但在被抓之前都把它们冲进了厕所)。[13]他几乎拥有全世界的毒品供应。但戈林戒掉了毒品,开始节食。到审判开始时,他已经瘦了70磅。那些希望看到一个臃肿的瘾君子的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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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09 很难知道戈林究竟是更鄙视原告还是他的同案被告。戈林不得不忍受坐在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旁边,赫斯曾是副元首,纳粹党的第三号人物。他认为赫斯疯了,他几乎可以肯定,赫斯是疯了。1941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赫斯独自一人驾机从德国空降到苏格兰。他的任务是说服丘吉尔加入纳粹对抗苏联的行列。这次任务失败后,他在一所英国监狱里度过了战争的剩余时间。戈林解释了这一愚蠢行为给帝国带来的困境:“难道你认为,我们不得不公开声明我们的一位主要人物疯了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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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11 赫斯旁边是里宾特洛甫。当然,戈林并不关心德国的头号鹦鹉。戈林曾问希特勒,为什么要任用里宾特洛甫,因为那时里宾特洛甫还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希特勒说里宾特洛甫认识所有的外交官。“是的,”戈林说,“但困难就在于他们都知道里宾特洛甫是个什么样的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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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13 里宾特洛甫旁边是德国武装力量国防军司令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凯特尔在军队里以完美的“应声虫”而闻名,他是个马屁精,最喜欢说“是,我的元首!”[16]凯特尔之后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他是一个沉闷而又愚钝的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家”。罗森堡是《二十世纪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作者,这是一本种族主义的小册子,充斥着大量关于雅利安人优越性的伪科学,甚至连希特勒都认为不可思议。隔着几个座位坐着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他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光头的虐待狂,甚至在被告中间都是个贱人。[17]韦斯特认为他是“那种在公园里惹是生非的肮脏老家伙”。[18]他是反犹太报《先锋报》(Der Stürmer)主编。这份报纸被认为太过无耻,甚至短时间内在纳粹德国都被禁了。施特莱歇尔还是法兰克尼亚地区纳粹党领导人,他的出生地纽伦堡就属于该地区。但当他散布了一则谣言,说因为戈林阳痿,他的女儿埃达(Edda)是在试管中受孕的之后,不出所料,他被解雇了。所有被告中,施特莱歇尔智商测试得分最低,仅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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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15 并不是21名被告的智商都低得可怜。坐在第一排最后一个的沙赫特,他的智商测试结果为143,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他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早期支持者,但他参与了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未遂阴谋,并在集中营度过了战争的最后一年,最后待在达豪集中营中。戈林鄙视他,因为他变成了叛徒。[19]戈林起初努力与阿尔伯特·施佩尔搞好关系,后者是希特勒的设计师和后来的军备部长,他坐在施特莱歇尔后面的第二排。戈林钦佩施佩尔,有一次他对希特勒说,施佩尔是德国仅次于希特勒的最伟大的人。[20]但是,在审判期间,当施佩尔承认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后,戈林转而反对他。因为施佩尔承认有罪,违背了戈林的要求,戈林要求他们这些被告要在法庭上以统一的立场表明自己是清白的。施佩尔认为,戈林不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而是在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战。因为戈林曾告诉其他被告,“五十年之内,他的遗体就会被安葬在大理石石棺内,德国人民将把他奉为民族英雄和殉道者加以纪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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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17 “《非战公约》是国际法。本法庭将作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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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19 11月20日,这场世纪审判开始了,既没有法官敲击法槌发出“砰”的一声,也没有家属哭泣发出的呜咽声,有的只是人们低声交谈发出的嗡嗡声。法庭坚持要求完整地宣读包含着对被告详细指控的长篇起诉书。庄重缓慢地宣读起诉书枯燥乏味,这项工作由初级检察官来完成。午休时,里宾特洛甫问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e Gilbert)博士:“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对违反条约小题大做?你读过大英帝国的历史吗?英国历史充满了撕毁条约、压迫少数族裔、大规模谋杀、侵略战争,等等。为什么它没有被这样对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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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21 第二天上午,法庭对所有被告质疑其管辖权的联合动议做出了回应。他们反对说,在战争发动时,发动侵略战争并不是犯罪,因此法庭正在进行的是事后调查。法庭暂时搁置了这项决定,但允许“在稍后阶段听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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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23 接下来进入抗辩程序,所有被告的抗辩都是“无罪”。准备工作结束后,罗伯特·杰克逊身穿晨礼服和条纹裤走上讲台,为美国做开庭发言。杰克逊认为这次演讲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引人入胜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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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25 杰克逊首先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对破坏世界和平罪的第一次审判”。他说,文明社会不能容忍这些罪行被忽视,“因为如果任其重演,人类文明将无法继续存在”。然后他发表了此次审判中最为著名的一段话,这是对法治的颂歌:“为胜利而欢呼、为战争伤害而愤怒的四个伟大国家,停止了复仇的步伐,自愿将落入己手的仇敌送予神圣的法律裁决。这是有史以来权力对人类理性的最高敬意之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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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27 杰克逊开庭演讲的目的是为起诉书第一项指控陈述案情,它指控被告密谋发动侵略战争。他介绍了纳粹党的发展历史,从1921年希特勒成为最高领袖或“元首”开始,到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到几个月后夺取绝对权力,再到破坏劳工运动、镇压教会,以及最后迫害犹太人,所有这一切都是纳粹发动侵略战争计划的组成部分。“这场战争不是凭空发生的,”杰克逊声称,“它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实施起来得心应手且阴险狡诈。”他认为,国内恐怖主义是一个引起国际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是纳粹党为了发动战争而控制德国人民的方式。“纳粹在国内大肆迫害德国人民是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的一个步骤,而侵略战争就是国际后果之一。为了消除德国人民中间出现的任何温和情绪,并使其人民处于全面战争状态,阴谋者策划并实施了一场针对所有基督教教派和教堂的系统的和无情的镇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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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29 在午休期间,戈林对杰克逊指控纳粹镇压天主教运动表示震惊。他不否认这些指控的准确性。但他认为杰克逊没有资格做出这些指控。“但那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务。”[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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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31 午饭后,杰克逊继续列举纳粹犯下的各种暴行——处决被俘士兵、杀戮平民、集中营中的恐怖行为,等等。他的演讲中充满了可怕的细节。有一段耸人听闻,就是杰克逊描述纳粹在犹太人身上进行医学实验。“在达豪集中营,主管‘医生’的报告显示,他们把受害者浸泡在冷水中,直到他们的体温下降到28℃(82.4℉),这时,他们全部立即死亡。”然后,医生们解决了如何用温水让实验对象苏醒的问题。这一系列实验的最后一项是“体温复温”。杰克逊解释说:“几乎冻死的受害者被一堆活着的女人的身体围起来焐着,直到他苏醒过来,然后通过发生性关系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在这里,纳粹已经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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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33 在演讲的最后,他解释了为何要对发动侵略战争的被告提起诉讼。可以预见的是,他把重点放在了解释被告对法律追溯效力的指控上。他援引埃切尔-钱勒理论加以回应。“战争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杀戮、攻击、剥夺自由和破坏财产的过程……规定侵略战争非法的各种国际条约的最低法律后果是,它剥夺了法律曾给予那些煽动或发动侵略战争的人的一切辩护,并让战争制造者受到通常被人们接受的犯罪法原则的审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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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35 在证明被告应负个人责任这部分,杰克逊也提出了凯尔森理论的一个版本。正如凯尔森在备忘录中向杰克逊解释的那样,战争中的集体责任是国际法上的标准救济。“一项只对国家有效的国际法只能通过战争来强制执行”,因为强迫一个国家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战争。然而,通过战争来强制禁止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通过惩罚个人来取而代之,国际法才能结束这一灾祸。“如果国际法要对维持和平提供真正的帮助,这种个人责任原则是必要的,也是合乎逻辑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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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37 杰克逊最后以重申人类文明及其对法庭的期望结束了演讲。“人类文明……不期望你们彻底结束战争。它真正期望的是你们的司法行动让国际法的力量、戒律、禁止,以及最重要的是制裁,站在和平一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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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39 英俊的哈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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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41 说实话,杰克逊的演讲与其说是法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修辞上的胜利。这次演讲中,法律上的论据表达得并不充分,它们似乎是仓促写成的。这样,提出侵略战争的详细法律诉讼的责任便落在了英国检察官哈特利·肖克罗斯(Hartley Shawcross)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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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43 肖克罗斯担当此任本来是一个不太可能的选择。他既不是国际律师,也不是知名的公众人物。事实上,仅仅在审判开始前几个月,他才赢得自己的第一次选举。在7月的大选中,克莱门特·艾德礼击败了温斯顿·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随后,他任命了这位默默无闻的后座议员担任总检察长,此举令英国当权派极为意外。尽管肖克罗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律师,但他被选中担任此职可能是因为相貌出众。他被誉为“英国公众生活中最英俊的男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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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45 劳特派特是英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但直到他要返回英国的时候才看到肖克罗斯的演讲稿草稿。当时,读到的东西让他惊骇不已。“就在我要离开纽伦堡的时候,有人让我看了总检察长于下周一(12月3日)将要宣读的英国诉讼书,我立刻意识到这件事糟糕到了可笑的地步。”[32]劳特派特没有描述其败笔所在,但考虑到围绕确定侵略罪而存在的棘手法律问题,肖克罗斯的分析很可能理由不足,表述也不够充分。值得称赞的是,肖克罗斯同意了劳特派特的意见,允许后者重新起草演讲稿。劳特派特专心致志地操劳五天,完成了一份全新的演讲稿,供肖克罗斯在法庭上演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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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47 在肖克罗斯演讲的开头部分,其法律论据便强调了《非战公约》的根本性质。他称之为“现代国际法中最基本的、真正革命性的法令,即1928年8月27日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巴黎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接着,肖克罗斯大声朗读了其中两项条款。他说《非战公约》“废除了战争作为一种法律允许的强制执行法律或改变法律的手段。战争权不再是主权的本质”。尽管肖克罗斯逐字逐句地从劳特派特撰写的演讲稿中摘取了这些段落和其他许多段落,但他也加入了自己的修辞手法,以律师的口吻陈词:“《非战公约》是国际法。本法庭将作此声明。世界各国必须执行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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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18649 在确立《非战公约》宣布战争非法这一论点之后,肖克罗斯的演讲开始触及难点:如何表明《非战公约》也将战争定为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但是他并没有依赖埃切尔-钱勒理论来加以论证。相比杰克逊,他可能已经理解了这种解释对战争法的危险影响。相反,劳特派特撰写的演讲稿——肖克罗斯几乎再次一字不差地照搬——是基于他的老师凯尔森的理论。正如凯尔森所教导的,古典国际法是建立在集体责任原则之上的,违反国际法的国家传统上通常受到战争的制裁。[35]但是,集体责任的实践是一种原始的道德形式,各国应予以拒绝:“人类的良知因集体惩罚的严厉而退缩,这种惩罚既可能落到有罪之人身上,也可能落到无辜者身上。”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们挑出来,并让他们对自己下令违反法律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这将是一种道德进步,因为惩罚将由真正有罪之人承担,而非强加于他们的臣民。“最重要的是,将惩罚落到对其国家的犯罪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个人身上,可以避免许多困难。”《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就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它以个人责任代替集体责任。“应该把那些违反法律把本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侵略战争的人的脖子上套上绞索,这是一项有益的法律规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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