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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劳特派特对格劳秀斯式法律体系带来的可怕后果也感同身受。毕竟，他的家人在格劳秀斯使之体系化的世界秩序的残喘中遭到了屠杀。但他依然看到并欣赏格劳秀斯作品背后的天赋。“格劳秀斯，”劳特派特解释道，“设想国家间全部关系由国际法来管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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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逝世300周年在国际法领域标志着一个关键时刻。随着轴心国的投降、联合国的成立，以及纽伦堡正在进行的审判，格劳秀斯开创的旧世界秩序遭遇了决定性的终结。随着旧世界秩序的结束，劳特派特认为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开始，并有机会主张将格劳秀斯作为国际法的守护神，这并不是因为格劳秀斯所拥护的规则是好的、正确的或道德的，而是因为格劳秀斯明白，国际法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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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知道，他这一代不得不坚持这一传统。不过，他可以利用这一传统，对其加以改造。劳特派特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来描述这种转变。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既然武力威胁是非法的，那么炮舰外交又将何去何从？如果不能使用武力来强制执行条约，那么条约将如何执行？包括禁止征服在内的国际法将如何执行？毕竟，安全理事会不能对每一项轻微违法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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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答案的人。事实上，《联合国宪章》就预料到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并赋予联合国大会开展研究和提出建议的权力，以鼓励“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及编纂”。[18]劳特派特不久后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际法委员会成员，联合国大会交给它的职责就是制定国际体系的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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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舰外交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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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接受了国际法委员会的职位。他认为这将提供“一个绝佳机会来做具有持久价值的事情”。[19]他的希望很快就遭遇了政治现实的打击。这份工作很繁重，且与其他成员一起工作令他沮丧。“他们是一群无知的人，”他在给妻子雷切尔的信中写道，“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很欣赏我的工作。有时他们似乎因为被当作我研讨班的学生来对待而生气。然而，我班上的学生比他们要好得多。”[20]在第一次会议快结束时，劳特派特被选为委员会条约法问题的报告员。令他大为欣慰的是，他可以独自撰写委员会的报告。在9个月的时间里，他就撰写了一份精彩的、全面的、长达70页的《条约法报告》（Report on the Law of 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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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该报告是对现有法律的重述，指出了条约法中那些经受住了《非战公约》和《联合国宪章》带来的巨大变革的持久要素。但报告的某些部分是开创性的——用白代替黑，用黑代替白。也许最突出的例子是题为“没有强制”（Absence of compulsion）的报告第12条，它使因威胁或使用武力而强加的条约无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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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立场是革命性的。就在20多年前，也就是《非战公约》签署的前一年，192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劳特派特承认，炮舰外交虽然令人遗憾，但在法律上却是有效的：“国际法的特殊结构剥夺了条约概念中契约的基本要素之一，即自由声明意志的要求。”[22]传统国际法并不认为强迫会损害条约的有效性，理由很简单：战争是合法的。“如果战争作为一种制度而被允许，那么法律就必然承认成功使用武力的结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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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在为国际法委员会及其成员国撰写的报告中解释说，这些基本规则已经发生了改变：“在1928年8月27日《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中，各国宣布，在相互关系中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24]因此，“战争不再是一种法律救济办法，也不再是改变法律的工具”。[25]由于这种“国际社会法律结构的根本变化”[26]，不能再强迫达成协议。[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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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权威的国际法机构态度的彻底转变引发了国家之间的冲突。毕竟，这样的条约数以百计——如果不是以千计的话。它们仍然有效吗？可以预见的是，那些盯紧枪管的国家急于宣布这些条约无效，而那些端起枪管的国家则警告称，此类声明会破坏稳定。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所代表的美国政府认为，“大量条约，尤其是和平条约的有效性将受到质疑”。[28]国际法委员会同意这一看法。1928年的时候，国际法规则已经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条约无效。旧条约仍然有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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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规则完全颠倒过来，令许多日本人感到困惑。在一份与1946年东京战争审判有关的证词中，入侵中国东北的幕后主谋石原莞尔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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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听说过佩里吗？难道你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吗？……德川时代的日本追求孤立；它不想与其他国家有任何关系，并紧紧地关闭了自己的大门。然后，佩里从你们国家开着他的黑船过来，打开了那些大门；他把枪口对准了日本，并警告说：“如果你不跟我们打交道，当心这些枪；打开大门，也和其他国家谈判。”然后，当日本真的敞开大门，尝试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它认识到，所有这些国家都具有可怕的侵略性。因此，为了自卫，日本把你们的国家当作老师，开始学习如何变得具有侵略性。你们或许会说，我们变成了你的信徒。你们为什么不从另一个世界传唤佩里，把他当作战犯来审判。[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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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佩里准将能够起死回生，他也不可能被当作战犯来审判。因为当他把他的黑船驶入江户湾并发出威胁，除非日本同意与美国进行贸易，否则就要开炮时，侵略战争还不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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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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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签署《非战公约》的使者们对他们可能引发的混乱一无所知。他们非法化战争的目标是光荣的。然而，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正在移除国际体系的关键支撑点。通过消除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他们使国际体系的其余规则处于暂时停摆状态。确实用不了多久，整个国际法律秩序就会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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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危机是可以预见的结果。签署《非战公约》的各国代表们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一方面，他们拒绝了一个把战争作为解决争端和纠正错误的手段的世界，但是他们还没有考虑用什么来取代战争。战争或许是可怕的，但它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世界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战争，主权国家体系怎么可能存在？只有天才人物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人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基于战争，而是基于其对立面——全新的、对战争的废弃。世界需要另一个格劳秀斯来发展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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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劳特派特太谦虚了，不愿接受这个光荣称号，但他的谦虚不应妨碍我们把这个光荣称号送给他。格劳秀斯是旧世界秩序之父，劳特派特则是新世界秩序之父。他不辞辛劳地耗费十年时间来理解《非战公约》给国际法带来的变化。然后，从1940年开始，他开始将新体系的四大支柱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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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杰克逊的合作中，他帮助确立中立国不需要公正地对待交战各方的理念。各国可以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在这样做，对侵略者和其他作恶者实行经济制裁，同时向它们认为是站在正义一边的国家提供更为优惠的条件。1945年，他帮助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发动侵略战争的人可以被送上被告席。1947年，他完成了关于国家承认理论（state recognition）的主要研究，他在研究中写道，征服是非法的，国家不仅被禁止使用武力确立领土控制，也不承认那些使用武力控制领土的国家的行为。[31]1949年，他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胁迫性协议根本不是协议。在每一个案例中，他都以1928年《非战公约》给国际法体系带来的变化为基础提出了新原则，而这些原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他自己根深蒂固的立场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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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帮助阐述的新世界秩序，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头所说，是对旧世界秩序的否定。格劳秀斯的体系有支配征服、刑事责任、炮舰外交和中立政策的规则。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劳特派特的规则与格劳秀斯的规则是一样的，除了一个简单的方面：它们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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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的国际法律秩序的建立，劳特派特离开了国际法委员会，接受了国际法院法官的任命。[32]尽管残存的反犹主义者反对，但他还是被选中担任这一职位。虽然他在内心深处仍是一个学者，但他在服务期间表现得极为出色。正如他的儿子所说，“有些人可能会在法律领域陈述方式上对他的草案提出质疑，而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超过了他们，因此在他看来，这是别人的假设，他不会轻易接受这种假设”。[33]即使是在当法官的时候，他也继续学术研究，在撰写司法建议之余，还写了一本书和几篇文章。在与癌症和几次心脏病发作做斗争之后，劳特派特于1960年去世，享年62岁——与格劳秀斯在1645年去世时年龄相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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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劳特派特最重要的遗产是一套规则体系，该体系体现了这样的思想，即战争是确立或行使法律权利的非法工具。现在，各国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它们想要的东西——它们必须向这些国家提供它们想要的东西作为回报。用战争强迫的时代结束了。全球合作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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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lihu Lauterpacht，The Life of Hersch Lauterpach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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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lihu Lauterpacht，The Life of Hersch Lauterpach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1，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