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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一个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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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分析数据，还可以通过研究世界地图看到这种转变。1910年的世界地图上有一个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和幅员广阔的奥匈帝国，德国比今天大得多，非洲是一张显示殖民帝国势力范围分布的拼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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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地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战公约》批准之前这段时间——展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奥匈帝国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德国也失去了大量领土。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消亡了，只剩下一小部分曾经由奥斯曼帝国政权统治的领土，现在被指定为新的土耳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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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比一下1950年的地图，你会发现它和1928年的地图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整体情况具有连续性。这张地图在现代人看来很眼熟。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张地图的基本框架几乎没有改变。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将更大的单元分解成更小的单元，这种变化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更详细地讨论。但除此之外，它们的轮廓几乎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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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领土丧失和人口死亡数据，我们就会发现，这次全球性灾难与之前战争的对比更加明显。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倍多（约7000万对1500万），但领土转让面积却显著减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塑了欧洲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世界版图只在边缘地带发生了很小的变化，主要是苏联与德国、波兰之间的变化。战争的战利品大大减少，而战争的代价却大大增加——这与格劳秀斯世界的预期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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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图不能显示的是，征服实践的变化不仅是数量上的——通过军事冲突促使领土变更的数量减少到接近于零——而且是质量上的。因为在新世界秩序确立之后的征服和被格劳秀斯正当化与合法化的捕获之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它们（领土转让）并非源自数千年来定义了征服的典型侵略战争。在每一种情况下，它们都是由内战、非殖民化的混乱进程或两者的某种结合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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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贝宁迫使葡萄牙撤出殖民地小城维达（Ouidah）。同年，印度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Goa），因为葡萄牙拒绝该地区独立的要求。印度尼西亚在1949年赢得独立后，西巴布亚（West Papua）仍由荷兰控制。1963年，印度尼西亚声称对西巴布亚拥有主权。西巴布亚面积为412781平方公里，实际上，这一领土转让的面积几乎是图1所列的20世纪60年代被国际承认的征服领土面积的全部。1971年，在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中，巴基斯坦从印度手中夺回了一小部分领土，但失去了整个孟加拉国。2004年，也门和沙特两国签署了一项条约，解决了持续数十年的边境争端。根据这项条约，也门从沙特手中获得了一些领土。2008年，喀麦隆与尼日利亚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喀麦隆获得了665平方公里的领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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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永久性领土转让都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承认。然而，自1928年以来，仍有一些持久性征服未被承认。相比1929年以前通过这类征服所攫取的大片土地，这些持久性征服只涉及一小部分领土，其中包括：在克什米尔战争期间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领土转让；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的东耶路撒冷控制权；1973年，利比亚从乍得手中夺取的奥祖地带；1975年，越南共和国被越南民主共和国击败；1976年，印度尼西亚从葡萄牙殖民控制下夺取东帝汶；2000年，埃及从苏丹手中夺取了长期存在争议的边境领土。在这些案例中，1949年，约旦取得了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权，但这次占领后来被废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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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对当事方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不过，它们显然与旧世界秩序那种生动的征服叙事格格不入。这就是重点。观察新世界秩序下通过军事冲突——这里是边界调整，那里是岛屿争端——所获得的领土时，观察者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看到森林里的树木是如此之少。阅读1948年以来冗长的征服历史可能有些乏味，但阅读旧世界秩序最后几十年征服事件清单则是一份真正的苦差事。那份清单上所列的案例不是两三只手就能数得过来的，而是有一百多个，涉及范围要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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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世界秩序是一片深邃而黑暗的森林，新世界秩序则是一片明亮的荆棘丛。此外，那片古老的森林中生长着高大的红杉，如埃及在1874年征服达尔富尔（265万平方公里），英国在1899年征服苏丹（251万平方公里），意大利在1912年征服土耳其（105万平方公里）。新世界秩序下最大的一次征服——1963年印度尼西亚从荷兰手中夺取西巴布亚（412781平方公里）——在旧世界秩序里甚至排不上前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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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从来都不是小打小闹，征服给人民带来了恐惧。虽然荷兰将西巴布亚移交给印度尼西亚并不涉及漫长的军事冲突，但其后两次最大的领土转移，即越南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则是持续多年的冲突，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和痛苦（并且，克什米尔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的数据所提供的广阔视角清楚地表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类领土征服既相对罕见，规模又相对较小，尽管它们丝毫没有减少这种痛苦和悲伤。从我们的全景角度，有可能看到些视线受阻的观察者们常常忽略的东西：值得庆幸的是，曾经令人恐惧的现象现在已经不再常见，因为曾经被视为国际法的东西，如今被理解为对国际法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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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清楚数据说明了什么和没有说明什么。它们表明，作为过去的规则，征服已成为例外。但是，它们并没有揭示，强国是否在没有真正征服弱国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支配弱国。事实上，我们可以举出一些这样的例子，即有些国家曾利用军事力量对其他国家施加强大的压力，偶尔还支配其他国家。真正的傀儡政府（如由日本建立的伪满洲国）很少见，而且通常被国际社会视为非法而拒绝承认。但在几个案例中，有些国家曾强迫或阻止了某个政权的更迭。最著名的是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场政变，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gh）的统治，让伊朗国王重新掌权；1956年，苏联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并在1968年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更近一些的有，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建立了联军临时权力机构（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来治理伊拉克。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征服”（nonconquest）通常是多么无效和不稳定。强国对弱国间接施加影响，其结果是低效且代价高昂。更重要的是，强国的威胁性一旦消失，其对弱国的影响力就会减弱。不坚定的胁迫和持久性征服两者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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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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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说过，1928年的《非战公约》开启了世界转变的进程，自那以后，世界朝着这个方向转变，即征服是例外。“战争相关因素”数据集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说法，它表明自《非战公约》生效以来，很少有征服能够持续下去。之所以没有立马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非战公约》突然让所有国家都遵守一套新规则。《非战公约》的签署宣告与旧世界秩序的决裂，但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用新的法律秩序来取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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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本书第二部分详细讨论的动荡事件（的态度）至少部分源于《非战公约》，这一点从相关人士的发言中可以明显看出。例如，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宣布，美国“不打算承认任何可能以违反1928年8月27日《非战公约》盟约和义务的手段而产生的情势、条约或协定”。[30]他后来以《巴黎和约——三年发展》（The Pact of Paris—Three Years of Development）为题做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成了史汀生主义的试金石，史汀生主义的核心是不承认通过武力执行的国际领土变更。国际联盟也效仿美国，宣布“不承认任何可能以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和《非战公约》的手段而产生的情势、条约或协定”是“国际联盟成员国义不容辞的责任”。[31]尽管《大西洋宪章》及其后的《联合国宣言》（由47个国家签署）并没有特别参照《非战公约》，但它们都以拒绝征服为前提，在自决原则和“放弃使用武力”原则中都拒绝将征服作为 一种领土获得的方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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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各国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们做了什么。它们所做的是投资于国际主义者的愿景。国际主义者竭力通过维护《非战公约》来非法化战争，并在20年的时间里努力使《非战公约》的承诺成为现实。战争一结束，同盟国就重申并巩固了《非战公约》的原则。新的《联合国宪章》将禁止“使用武力”作为核心，并建立了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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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签署时，国家行为方式并没有发生变化，而随之而来的变化也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展示从旧世界秩序到新世界秩序的转变是多么存有争议。如果同盟国没有赢得战争，没有废止自1928年以来的几乎每一次征服，没有把禁止战争和领土征服写入《联合国宪章》，那么非法化战争的努力将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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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非战公约》无法实现世界秩序的转变，这并不意外。当寻求秩序改变时，仅仅通过一项法律并期望每个人都遵守是不够的。任何政治努力都必须通过政府权力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法律革命不会终于法律的通过，而是始于法律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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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历史一开始，情况就是如此。独立战争使1776年宣布的美国独立成为现实，然后为了确保美国独立能够持续下去，人们并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努力制定宪法。美国南北战争为黑奴的解放提供了充分的力量，并且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人提出了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才结束了国家强制实行的种族歧视。同样，《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和《清洁水法案》（Clean Water Act）也没有在一夜之间实现其宏伟目标。要将这些法律改革转化为有意义的社会变革——残疾人享有更平等的机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饮用更清洁的水，即新法律所体现的所有意义深远的承诺，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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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1945年后世界发生了数不清的其他变化，许多深思熟虑的分析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来 解释相对和平的战后世界秩序——包括核武器的出现、民主的传播和更繁荣的全球贸易。尽管上述每一种变化都可能在创造和维持战后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它们都未能对世界秩序转变的关键方面做出解释。因为这些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地回答我们的数据所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大部分边界突然恢复到了《非战公约》签署时的状态？毕竟，在以前的战争中，很少有战胜方在不索取战败方代价的情况下将领土归还给战败方。二战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胜利者刚刚打了一场号召反对武力扩张领土的战争。这一号召根植于《非战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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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的数据所突出的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同盟国并没有简单地归还它们以武力占领的土地，它们还起诉了发动侵略战争的轴心国领导人；它们还拒绝了炮舰外交；它们还改变了中立规则，使各国有权对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并且，它们建立了一个制度网络，它以自由贸易和全球合作取代战争作为获取权力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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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共享的国际主义承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后，核武器被用来维持和平，而不是确立领土支配的权力。核攻击的威胁从来没有被用于领土扩张，甚至从来没有用来针对一个太小或太无足轻重的国家，哪怕这个国家小到其他有核国家都不在乎谁控制它。反对领土征服的规则禁止领土征服行为。当这一规则被破坏时，实力强大的国家即使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人们通常也会指望它们来维护这一规则（萨达姆·侯赛因在1991年入侵科威特后认识到了这一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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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传播也起到了减少国家间暴力事件发生的作用（尽管在什么情况下以及多大程度上减少了暴力事件仍然存在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是，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证明他们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正当的，而征服不再被“视为”正当的理由。征服曾经被视为国家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过去，主权者们通过精心设计的宣言自豪地宣布他们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波尔克总统庆祝了对墨西哥领土的征服，并声称美国军队正在收回未被偿还的债务，为征服行动寻找正当理由。然而，1928年后，这样的战争不再被认为是正义战争。相反，再发动战争的话，民主国家的领袖们觉得必须提及一些限制更严格的理由，这些理由是法律允许的——最常见的是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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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些人可能会说征服之所以减少了，是因为它无利可图。发动战争总是代价高昂，而贸易成本已急剧下降，且知识和技术等移动资源的价值上升了。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征服不再有回报。也许，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即使征服不再有利可图，这种解释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征服不再有利可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征服战争是非法的。既然征服不被其他国家承认，获胜国家就不能充分享受胜利的果实。此外，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更加详细地解释的那样，全球自由贸易的兴起至少既是战争非法化的原因，也是战争非法化的后果。征服的终结使得贸易变得安全，从而有助于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即使对方可能在合作中获利更多。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更多的贸易。通过这种方式，全球贸易和战争非法化进程相互强化。由于侵略战争是非法的，贸易繁荣了，随着贸易的繁荣，侵略战争的代价变得更加高昂，和平变得更加珍贵。最后，“领土价值较低”这一说法只能解释为什么国家更愿意进行贸易和技术交流而不是进行战争。它不能解释为何征服不再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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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每一种解释至少部分是正确的。核武器、民主和自由贸易都导致了征服的减少。虽然这些解释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它们之所以能够导致征服的减少，只是因为这些解释假定了一个自己从未明确表达过的想法，即强权不再是公理。换句话说，所有这些解释中缺失的部分就是始于《非战公约》的非法化战争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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