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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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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说过，1928年的《非战公约》开启了世界转变的进程，自那以后，世界朝着这个方向转变，即征服是例外。“战争相关因素”数据集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说法，它表明自《非战公约》生效以来，很少有征服能够持续下去。之所以没有立马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非战公约》突然让所有国家都遵守一套新规则。《非战公约》的签署宣告与旧世界秩序的决裂，但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用新的法律秩序来取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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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本书第二部分详细讨论的动荡事件（的态度）至少部分源于《非战公约》，这一点从相关人士的发言中可以明显看出。例如，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宣布，美国“不打算承认任何可能以违反1928年8月27日《非战公约》盟约和义务的手段而产生的情势、条约或协定”。[30]他后来以《巴黎和约——三年发展》（The Pact of Paris—Three Years of Development）为题做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成了史汀生主义的试金石，史汀生主义的核心是不承认通过武力执行的国际领土变更。国际联盟也效仿美国，宣布“不承认任何可能以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和《非战公约》的手段而产生的情势、条约或协定”是“国际联盟成员国义不容辞的责任”。[31]尽管《大西洋宪章》及其后的《联合国宣言》（由47个国家签署）并没有特别参照《非战公约》，但它们都以拒绝征服为前提，在自决原则和“放弃使用武力”原则中都拒绝将征服作为 一种领土获得的方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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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各国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们做了什么。它们所做的是投资于国际主义者的愿景。国际主义者竭力通过维护《非战公约》来非法化战争，并在20年的时间里努力使《非战公约》的承诺成为现实。战争一结束，同盟国就重申并巩固了《非战公约》的原则。新的《联合国宪章》将禁止“使用武力”作为核心，并建立了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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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签署时，国家行为方式并没有发生变化，而随之而来的变化也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展示从旧世界秩序到新世界秩序的转变是多么存有争议。如果同盟国没有赢得战争，没有废止自1928年以来的几乎每一次征服，没有把禁止战争和领土征服写入《联合国宪章》，那么非法化战争的努力将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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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非战公约》无法实现世界秩序的转变，这并不意外。当寻求秩序改变时，仅仅通过一项法律并期望每个人都遵守是不够的。任何政治努力都必须通过政府权力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法律革命不会终于法律的通过，而是始于法律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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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历史一开始，情况就是如此。独立战争使1776年宣布的美国独立成为现实，然后为了确保美国独立能够持续下去，人们并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努力制定宪法。美国南北战争为黑奴的解放提供了充分的力量，并且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人提出了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才结束了国家强制实行的种族歧视。同样，《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和《清洁水法案》（Clean Water Act）也没有在一夜之间实现其宏伟目标。要将这些法律改革转化为有意义的社会变革——残疾人享有更平等的机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饮用更清洁的水，即新法律所体现的所有意义深远的承诺，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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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1945年后世界发生了数不清的其他变化，许多深思熟虑的分析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来 解释相对和平的战后世界秩序——包括核武器的出现、民主的传播和更繁荣的全球贸易。尽管上述每一种变化都可能在创造和维持战后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它们都未能对世界秩序转变的关键方面做出解释。因为这些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地回答我们的数据所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大部分边界突然恢复到了《非战公约》签署时的状态？毕竟，在以前的战争中，很少有战胜方在不索取战败方代价的情况下将领土归还给战败方。二战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胜利者刚刚打了一场号召反对武力扩张领土的战争。这一号召根植于《非战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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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的数据所突出的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同盟国并没有简单地归还它们以武力占领的土地，它们还起诉了发动侵略战争的轴心国领导人；它们还拒绝了炮舰外交；它们还改变了中立规则，使各国有权对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并且，它们建立了一个制度网络，它以自由贸易和全球合作取代战争作为获取权力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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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共享的国际主义承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后，核武器被用来维持和平，而不是确立领土支配的权力。核攻击的威胁从来没有被用于领土扩张，甚至从来没有用来针对一个太小或太无足轻重的国家，哪怕这个国家小到其他有核国家都不在乎谁控制它。反对领土征服的规则禁止领土征服行为。当这一规则被破坏时，实力强大的国家即使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人们通常也会指望它们来维护这一规则（萨达姆·侯赛因在1991年入侵科威特后认识到了这一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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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传播也起到了减少国家间暴力事件发生的作用（尽管在什么情况下以及多大程度上减少了暴力事件仍然存在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是，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证明他们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正当的，而征服不再被“视为”正当的理由。征服曾经被视为国家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过去，主权者们通过精心设计的宣言自豪地宣布他们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波尔克总统庆祝了对墨西哥领土的征服，并声称美国军队正在收回未被偿还的债务，为征服行动寻找正当理由。然而，1928年后，这样的战争不再被认为是正义战争。相反，再发动战争的话，民主国家的领袖们觉得必须提及一些限制更严格的理由，这些理由是法律允许的——最常见的是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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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些人可能会说征服之所以减少了，是因为它无利可图。发动战争总是代价高昂，而贸易成本已急剧下降，且知识和技术等移动资源的价值上升了。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征服不再有回报。也许，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即使征服不再有利可图，这种解释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征服不再有利可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征服战争是非法的。既然征服不被其他国家承认，获胜国家就不能充分享受胜利的果实。此外，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更加详细地解释的那样，全球自由贸易的兴起至少既是战争非法化的原因，也是战争非法化的后果。征服的终结使得贸易变得安全，从而有助于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即使对方可能在合作中获利更多。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更多的贸易。通过这种方式，全球贸易和战争非法化进程相互强化。由于侵略战争是非法的，贸易繁荣了，随着贸易的繁荣，侵略战争的代价变得更加高昂，和平变得更加珍贵。最后，“领土价值较低”这一说法只能解释为什么国家更愿意进行贸易和技术交流而不是进行战争。它不能解释为何征服不再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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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每一种解释至少部分是正确的。核武器、民主和自由贸易都导致了征服的减少。虽然这些解释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它们之所以能够导致征服的减少，只是因为这些解释假定了一个自己从未明确表达过的想法，即强权不再是公理。换句话说，所有这些解释中缺失的部分就是始于《非战公约》的非法化战争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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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战争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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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化战争不仅导致了征服的终结，也促成了国际战争本身的终结。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国际战争——国家之间的战争——现在已经很少了（后来更多的是国家内部的战争）。观察这些变化的学者有时被称为“衰落论者（declinists）”。[34]例如，衰落论者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上主要强国之间还没有直接爆发过战争。[35]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冲突的总数下降了40%。[36]那些最致命的，至少造成1000人死亡的战争的数量减少得更多——减少了一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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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衰落论者认为，战争的减少导致战争中死亡人数的减少。然而，要证明这种说法很困难。不幸的是，现有关于战争死亡人数的历史数据远不如领土变化的数据完整和可靠。[38]结合数据和历史叙述，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得出结论，虽然战争变得更加致命，但它们发生的频率降低了，总的来说，与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减少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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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战争减少的事实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和记录了下来，这几乎成了一种共识。[40]然而，对于这一结果出现的原因，人们却远没有达成一致。平克认为是由于人类的移情、自控、道德和理性——“我们人性中更善良的天使”——正在逐步进化。相反，许多政治学家则认为征服减少是由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原因——核武器的发明、民主的传播、全球贸易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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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原因所忽略的是1928年宣布战争非法的决定。非法化战争并没有导致国家间战争立即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它促成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国家间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法律上禁止战争是对遵守《非战公约》的国家的直接约束。但它并没有限制住所有的国家——一些国家对《非战公约》的意义提出了质疑，而另一些国家则干脆无视它。这些国家发现，违反该法律最终会导致它们的非法征服不再被承认，并将立即被废止。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乎所有的后《非战公约》时代的征服都被废除了，这让人们认识到，各国可以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但它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不会从中受益，而且永远也不会完全拥有所占领土的所有权。如果国家不能保留它们的战利品，那么首先发动战争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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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通过来回划定边界线，国家面积扩大和收缩，战争塑造和重塑了世界各国版图。它建立了帝国，也摧毁了帝国；它在废墟中产生了新的国家；它掠夺人口，破坏财产，屠杀生灵，毁灭生计。战争不仅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适当法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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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后，这种情况改变了。历史上第一次，各国拒绝承认征服。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其他所有未被承认的征服都被废除了，只有一项除外。1948年以后，征服和国际战争的数量减少为以前的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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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非战公约》为新世界体系其余部分的运行提供了规则和设想的背景。当各国适应了变化的法律秩序时，它们的适应有助于强化这些新规则，并成为它们自己利用这些规则的理由。《非战公约》本身并没有带来征服的终结以及国家间战争的终结；从来就没有哪份条约、哪条法律做到这点。但这是一个必要的开端，是旧世界秩序终结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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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First Day of Ukraine’s Euro Maidan Protests. November 21，2013. Kyiv，Ukraine，” YouTube video，2：20，posted by poмадcьке Tелебачення （Hromadske），November 1，201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K6hsBASbX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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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 pictures：Inside the Palace Yanukovych Didn’t Want Ukraine to See，” The Telegraph，February 2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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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ndrew Higgins and Steven Erlanger，“Gunmen Seize Government Buildings in Crimea，”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7，2014；Marie-Louise Gumuchian，Laura Smith-Spark，and Ingrid Formanek，“Gunmen Seize Government Buildings in Ukraine’s Crimea，Raise Russian Flag，” CNN，February 27，2014，http：//www.cnn.com/2014/02/27/world/europe/ukraine-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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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udg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Ukraine on the All-Crimean Referendum in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Case No. 1-13/2014 （March 1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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