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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彼得·布雷克（Peter Brecke）的“冲突目录”是最常用的数据集之一，参阅http：//www. cgeh.nl/data。其中包括3708起冲突，包括参与方、死亡人数、日期和持续时间等数据。但以前100起冲突为例，只有13起冲突标明死亡数据。此外，许多报告的数字似乎很低。塔妮莎·法扎尔（Tanisha Fazal）对所有可用数据集都持批评态度。她特别指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特别是自 1946年以来，军事医学的进步使战斗死亡的可能性降低，非致命战斗伤亡的可能性增加。参阅Tanisha M. Fazal，“Dead Wrong？Battle Deaths，Military Medicine，and Exaggerated Reports of War’s Dem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no. 1 （Summer 2014）：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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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Pinker，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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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最近，有许多人对战争衰落假说提出了批评，包括Bear F. Braumoeller，“Is War Disappearing？”（未发表文章）（August 27，2013）；Fazal，“Dead Wrong？Battle Deaths，Military Medicine，and Exaggerated Reports of War’s Demise，” 95-125；Meredith Reid Sarkees and Jeffrey S. Dixon，“The Waning of Intra-State War？The ‘Decline of War’ Thesis Revisited”（未发表文章）（March 1，2017）。正如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Nils Petter Gleditsch）所说，“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批评，但在战争和其他形式暴力的数量已经下降这个问题上，人们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然而，下降的原因还不太清楚”。参阅 Nils Petter Gleditsch，ed.，“The Decline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3） 15：39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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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第十四章 战争不再建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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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总部位于一个屠宰场的旧址上。这座位于曼哈顿东河、占地18英亩的建筑群的主建筑是一栋37层高的玻璃和钢混结构大厦，它具有现代、国际化的美学风格，旨在表现出一种“新颖性”，以及世界各国齐心协力的乐观愿景。它乌托邦式设计的轻盈被混凝土结构的联合国大会堂的阴暗厚重抵消了。建筑物风格的对比反映了两位建筑师对联合国场地设计理念的冲突。联合国总部地址是由一个建筑委员会选出的，而这个委员会具有典型的联合国风格，无法在两种设计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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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建筑群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当游客们排着队走过由所有成员国国旗组成的阵列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离开美国，进入了连美国官员也没有特权的国际领土。[1]正如联合国网站上所写的，“任何美国联邦、州或地方官员或公职人员，无论是行政、司法、军事或警察人员，均不得进入联合国总部，除非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的同意并在其同意的条件下，方可进入”。[2]联合国甚至有自己的警察、消防队和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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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联合国总部大厦，重点是参观大会堂。巨大的会议厅没有美国国会大厅的那种殖民风格。联合国大会堂是一个带有未来主义色彩的空间，与《星球大战》（Star Wars）中的银河议会厅非常相似。大厅前面的舞台上有一个巨大的演讲台，演讲台后面是一幅巨大明亮的金色背景，上面有联合国徽章——一幅以北极为中心的世界地图，由橄榄叶编成的花环环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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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联合国大厦时，建筑师们就大会会议厅应放置多少席位进行了辩论。联合国总部高级法律顾问之一、著名国际法学者奥斯卡·沙赫特（Oscar Schachter）建议他们在现有51名成员的基础上再增加20名成员。这似乎已经绰绰有余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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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联合国有193个成员，数量几乎是其成立时的4倍、沙赫特预言的3倍。几乎所有曾经留给观众的席位现在都被新成立的国家占用了。2014年最近一次装修增加了额外的席位，以便容纳204个成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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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赫特的错误估计是可以理解的。在建筑师向他咨询的时候，世界上国家的数量刚刚超过60个，而且这个数字除了在19世纪缓慢增加了一些之外，在几十年里一直保持稳定。在当时看来，即使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被接纳进去，联合国会员的数目远远超过70个也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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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世界上国家的数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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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沙赫特和依赖其建议的建筑师们来说不幸的是，凡是过去，皆非序章。[6]因为当时国际秩序正在经历一场革命。20世纪40年代末，世界上国家的数量已达到75个。到196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07个。从图3可以看到国家数量的激增。在1945年，几乎整个地球上的人口是由国家控制的，之后国家数量增加是因为有不少国家从当时存在的国家中分裂了出来。随着国家越来越多，其平均规模也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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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间，世界上国家的数量是如何以及为何增长如此之快？为什么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分裂？答案还是要从非法化战争开始。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回到旧世界秩序的黎明时刻——现代国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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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催生国家，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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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是一个新生事物。[7]直到16世纪，几乎没有任何实体可以被视为国家。当时有无数的公国、主教辖区、自由市和城市联盟。当然，也有帝国，它们对大片领土实行松散的控制。但是，这些实体并不符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国家的最低限度定义。韦伯是一位国家理论奠基人，他认为国家是“一种在一定领土范围内（成功地）垄断了正当使用暴力权的人类共同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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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国家的出现提出了一个简单但有力的解释：“战争催生了国家，反之亦然。”[9]蒂利认为，从17世纪开始，各国开始对暴力活动实行了垄断，其结果是使“大多数公民携带武器成为犯罪、不得人心和不切实际的行为”。[10]蒂利认为，在国家内部，正当使用暴力权集中化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即创造了持久的国家结构：要发动战争，就需要一支军队；为了建立和维持一支军队，需要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道路、兵营、补给物资和一套征兵和训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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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要想拥有一支军队，君主们需要钱——大量金钱。前现代欧洲的军事创新，尤其是火药武器和大规模军队的发展，使得战争代价高昂。只有拥有大量资本和大量人口的实体才能有效地发动战争。“从17世纪后期开始，”蒂利说，“预算、债务和税收都跟随战争的节奏变化。”[11]事实上，没有人刻意去设计国家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反，它们“或多或少是无意中的副产品，是在执行更紧迫任务，特别是建立和维持武装力量的过程中产生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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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需要全盘接受蒂利的观点，就会发现他的核心思想——战争推动了现代国家和国家结构的建立——是有说服力的。战争既需要人，也需要钱，君主们需要臣民顺从才能具备这两样要素。[13]蒂利正确地指出，任何君主“发动战争，都必须得到几乎所有臣民的默许，以及至少关键少数人的积极合作”。[14]君主们精心起草战争宣言的原因之一是赢得民心，希望臣民支持战争，或者至少默许战争——人民必须纳税来资助军队，并为他们的儿子、丈夫和父亲提供战斗所需。此外，主权者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国家机构，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即使臣民支持君主的计划，为了赢得战争，国家也必须有效地组织人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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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君主庸碌无能，那么他的统治将是脆弱的。在一个国家可以发动战争，甚至为了一丁点的不满就可以掠夺领土的世界里，主权者没有一支运转良好的军队就不可能长期握有权力。随着国家之间接触增多，它们以一种达尔文主义的方式互动：成功的国家更有机会赢得更多的领土，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大，而较弱的国家则会缩小，甚至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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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导致领土合并而形成更大政治单元的不仅仅是战争。16～17世纪，有两个现象同时发生：全球市场出现，强劲有力且影响深远的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兴起。在西欧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零和游戏。[15]正如伏尔泰所言，“很明显，一国只在他国有所失时才有所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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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重商主义者看来，政府的职责就是管理经济，以牺牲对手的利益来增强国家实力。与此同时，能确保与一个国家进行自由开放贸易的唯一途径就是控制它。当时，重商主义国家——大多数欧洲大国被包括在内——采取了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配额以实现贸易顺差的经济政策。重商主义者认为，出口超过进口将有利于货币和贵金属的积累，进而实现国家实力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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