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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权者旨在控制货币、贵金属和原材料的政策促使各国对周边实施领土征服，并日益向海外扩张。由于在航海、船舶和制图方面的技术进步，非洲和美洲成为欧洲人征服的新对象。这些地区的土地通常由部落控制，或被欧洲列强认为不是主权国家的其他实体控制。这些土地被欧洲人视为“无主之地”。因此，欧洲人认为对这些土地的控制者发动战争不需要正义理由，于是发动战争所需要的正式理由经常被他们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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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是原材料来源和制成品市场。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丹麦、瑞典，尤其是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四处出击，建立尽可能多、尽可能大的殖民立足点。重商主义鼓励国家发动战争以扩大领土和市场规模，而在统一的主权控制下利用战争扩大市场，又有助于维持重商主义。这些力量互助互长，鼓励在主权控制下实施进一步领土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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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16世纪开始，国家通过合并，变成了数量上更少但领土规模上更大的实体。15世纪末，欧洲大约有“200个国家、准国家、小国和类似国家的组织”。[17]到了20世纪初，通过国家竞争和合并，这个数字减少到大约20个。世界其他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在18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随着那些最成功的征服者巩固了领土控制权，国家规模迅速扩张，但国家数量日益变少。[18]这一切很快就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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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再建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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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的改变对当时的国际体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旧世界秩序曾经奖励那些有能力夺取和控制领土的国家。新世界秩序消除了此类旧世界秩序规则对国际体系施加的强大压力，代之以一种不同的国际竞争逻辑。就像一场环境灾难消灭了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捕食者一样，非法化战争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平衡。通过改变这种权力平衡，它也改变了各国本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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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非法化战争进程的推进，那些有利于大国和帝国的力量被削弱，甚至被废除。国家不再仅仅为了生存而必须强大。征服的威胁给各国带来巨大的压力，迫使各国发展壮大，以便能够部署规模更大、装备更加精良的军队。在非法化战争进程中，征服的威胁以及它给各国带来的压力已经减弱。同时，禁止战争和征服领土，对不承认主义的承诺，甚至可能由安理会采取行动废止非法占领，意味着脆弱的国家仍然可以繁荣发展。曾经不断受到威胁的孱弱国家，现在能够守住阵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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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也受到新的征服规则的影响。在旧世界秩序中，如果一个殖民地成功地从其帝国领主那里获得独立，它就会陷入被另一个大国接管的危险之中。正因如此，一些易受攻击的领土默许建立保护国，保护国允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治。在一个征服司空见惯的世界里，殖民保护国为服从于自己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使其免遭潜在征服者的侵犯。例如，在列强争夺非洲的过程中，当地领导人经常同意建立保护国，将其作为一种防御措施，以防止其他国家对自己提出更具侵略性的权力主张。然而，随着战争被非法化，殖民地不必再担心一旦独立就会被重新征服。在一个侵略战争被视为非法的世界里，保护国所提供的东西很少是一个独立国家自己无法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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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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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的思想鼓励出口而限制进口，鼓励国家攫取广阔领土，但到战争被宣布为非法的时候，它早已声名狼藉。在其1776年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论证了生产专业化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和促使经济增长。1817年，大卫·李嘉图指出，即使一个国家能更有效地生产所有贸易商品，它也能从贸易中获益——重要的是它的比较优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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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革命思想席卷了西方世界。然而，全球贸易增长依旧缓慢。从18世纪末亚当·斯密第一次对重商主义提出著名的批判开始到20世纪初，全球贸易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不到10%上升到刚刚超过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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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这种不温不火的反应令人费解。如果各国意识到它们可以通过贸易获益更多，那它们为什么不进行贸易呢？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缘于国内政治：国内强大的产业力量通常希望得到保护，免受外来竞争的压力，它往往能够向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是，对于为什么国家间很少进行贸易往来——即使它们意识到这在经济上是有益的，另一种解释认为，是出于对贸易伙伴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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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贸易收益几乎从来都是不平等的。一般来说，通过贸易，双方都会获益，但通常会有一方获益更多。在进行布匹和葡萄酒贸易时，英格兰或葡萄牙是否会相对获益更多取决于一系列广泛的因素，包括分工所得、需求和供给响应性（经济学家称之为“弹性”）、汇率、运输成本、劳动力竞争、贸易条件以及生产率提高的水平和数量，等等。因此，尽管两国普遍受益于贸易增长（两国均享有“绝对”获益），但这些获益绝不相同——“相对”获益将出现变化。于是，葡萄牙和英国都不愿进行贸易，因为都担心对方会变得相对富足，一旦两国发生战争，自己会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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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国家更关心相对获益而不是绝对获益——是最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是现实主义的核心原则。[22]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必须时刻警惕权力的相对丧失。因此，各国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真正合作，因为合作的获益是不平衡的，只会使其中一个伙伴的境况恶化。由于邻国之间更有可能发生战争和进行贸易，国家具有明显的抑制与邻国贸易的动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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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主要批评者认为，现实主义者颠倒了优先顺序：国家优先考虑的应该是绝对获益，而不是相对获益。[24]他们认为，即使在国际无政府体系中，某些形式的合作也是可能的。为了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些批评者举出了二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国际机构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欧洲联盟、北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许多其他复杂的国际组织表明，与现实主义者的预期相反，国家间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实际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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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总是很难解释为什么相对获益不如绝对获益重要。他们甚至更难解释为什么近几十年的国际合作比过去三个世纪的合作更加强劲。答案是，战争已经被宣布为非法，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主义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前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却无法解释当今时代的国际关系。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国家优先考虑相对收益的观点是对世界的一种很好描述，但对我们当前的世界却不是，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描述。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里，各国不再执着于在国家竞争中领先。它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开展贸易是否比不开展贸易更能让它们富足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更能让它们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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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进出口总额占世界 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二战结束时的不到10%上升到今天的60%左右。[25]全球自由贸易在这个时候蓬勃发展，国际法的改变并不是唯一原因。金融和交通技术的进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政府收入对关税的依赖程度下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力量中有许多是长期积累起来的。1928年非法化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广泛的国际法变革，让贸易变得更加安全。随着征服不再是一种威胁，各国不必担心它们的贸易伙伴会背叛并对自己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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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取代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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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的兴起意味着各国不再需要先控制他国领土才能进入其市场。那些曾经维持庞大帝国、通过特权贸易关系攫取资源的国家，如今可以在无须控制辽阔领土的情况下，获得贸易利益。是的，它们确实要与其他国家分享市场，但其他国家也必须与它们分享。[26]曾经通过殖民和攫取获得的原材料，现在可以通过简单的交换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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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并不是各国可以通过合作获得规模优势的唯一领域。二战后，国际组织开始大量出现，其关注领域日益广泛。这些机构包括：1944年成立的世界银行，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是一个包括美国和西欧大部分国家在内的28个成员国的军事联盟；1948年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其宗旨是指导和协调一系列全球公共卫生项目。此外，也出现一些规模较小、知名度较低的机构，如国际咖啡组织（International Coffee Organization），该组织向世界各地的咖啡种植者提供援助；国际橄榄油理事会（International Olive Oil Council），它为橄榄油生产商提供援助；还有国际捕鲸委员会（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它的成立是为了“适当地保护鲸鱼种群数量，从而使捕鲸业的有序发展成为可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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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供一种相互合作的方式，这些国际组织扩大了国家间合作的规模，使各国从中获得了许多好处，即使这些国家本身规模非常小——不仅在贸易规模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借助日益增多的国际机构，各国可以获得曾经只有通过领土控制才能得到的资源。以前，国家规模越大获得的好处越多，只有大国才能获得的许多好处，现在各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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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世界秩序中，只有不断扩张的大国才能繁荣兴盛。在新世界秩序中，各国可以更加自由地以符合其民族愿望的方式选择国家规模的大小。在不危及其生存或从更大规模的合作尝试中获益的能力的前提下，它们可以选择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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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这些国家可以选择国家规模，但它们却不能总是自由地选择其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组成人群，因为非法化战争所带来的最后一个巨大变化是，国家内部的人民对于建立本民族国家的呼声日益高涨。由于征服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对于那些进行征服的人来说，是一个诱人的机会），所以，旧世界秩序创造了强大的向心力，促使国家组成更大的政治单元。新世界秩序用离心力取代了它们，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比征服的崩溃所释放的非殖民化运动带来的压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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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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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宪章》——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发表、作为两国为之奋斗的原则的声明——承诺，“尊重各国人民选择他们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28]除了禁止用武力扩张领土和支持自由贸易外，《联合国家宣言》和《联合国宪章》本身也重申了对自决的承诺，新的联合国组织的三个宗旨之一便是“发展国家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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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民族自决的豪言和殖民化现实之间的冲突使得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难以维持下去。英国第23印度步兵师（British 23rd Indian Division）——因其制服上的徽章而被称为“战斗雄鸡”（The Fighting Cock）——的一名士兵的描述表明了被殖民者是如何拿起殖民者的思想武器来反抗殖民者的。战争期间，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印尼的控制权。当日本在1945年9月初投降时，“战斗雄鸡”部队前往爪哇代表盟军接受权力移交。在前往爪哇岛的途中，一支先遣部队在新加坡遇到了一位“兴高采烈的荷兰人，他以为他和他的同胞们即将回去，因为他们的帝国将以和平方式重回占领地区。”[30]但是印尼人的想法却截然不同。他们在马车和汽车上涂写标语口号，以这种方式迎接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者。这些标语宣布：“《大西洋宪章》意味着摆脱荷兰帝国主义控制，获得自由”“印度尼西亚是印度尼西亚人的印度尼西亚”“自由”。[31]直到1949年联合国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该国武装抵抗运动才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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