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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国际法体系的考验不是我们能否找到违反国际法的事例。相反，我们要看国际法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如果不是完全地发挥了作用的话。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国家间战争减少，征服几乎完全绝迹。此外，我们应该关注当法律被破坏后会发生什么。在国际体系中，法律秩序由驱逐而非战争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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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体系的成功取决于大国是否愿意在面临这些挑战时继续在维持法律秩序方面担当主要角色。事实上，对新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来自那些希望放弃这一角色而向内转向的人。在世界各地，反国际主义情绪正在增强。在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支持全球自由贸易的两党共识一直很牢固，但现在正在瓦解。唐纳德·特朗普凭借承诺限制商品和人员跨境流动的反国际主义纲领赢得了总统大选。他曾考虑不为联合国提供资金，撤回美国对北约的支持，无视世界贸易组织，夺取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并放弃用一系列驱逐工具抵制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政策。他未经安理会授权对叙利亚政府使用武力，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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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并不是唯一反国际主义情绪高涨的国家。不满的英国公民出人意料地投票让英国退出欧盟，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荷兰、瑞典、奥地利以及斯洛伐克反欧盟、反全球化极右翼政党的出现，对国际主义者建立的法律秩序带来了深刻挑战。战后达成的有利于“正和”（positive-sum）和平合作而非“零和”（zero-sum）军事竞争的共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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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国际主义者建立的世界秩序继续下去，各国必须保持对作为其基础的规则和制度的承诺。《非战公约》发起并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的新世界秩序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如果各国为实现其共同目标而合作，每个国家都将更加安全和繁荣。尽管自1928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国际制度尚不完善，但带来了70年空前的繁荣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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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并非凭空出现。当世界第一次宣布战争非法从而导致旧世界秩序终结的时候，它并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来取代旧世界秩序。国际主义者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才制定出相关规则和制度，使战争非法的决定成为现实。直到这个时候，莱文森关于世界不再诉诸战争来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梦想才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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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联合国和有关国际制度的支持尚不足以实现非法化战争的目标。继续致力于全球自由贸易也至关重要。国际主义者开始明白，当战争被宣布为非法时，必须有别的东西来取代它以实现以往通过战争来实现的目的。在战后世界，自由贸易填补了这一真空。国家可以通过合作而不是胁迫来实现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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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不仅引导生产性活动远离战争，而且为惩罚违反规则的国家提供了法律工具。取代战争成为主要的国际法执行机制的驱逐手段依赖于强有力的全球合作。如果各国退出全球合作或退出参与全球经济，它们就会失去其不使用武力而对维持国际秩序稳定施加影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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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并不需要忽视它所造成的混乱和痛苦。民众情绪之所以转向反对自由贸易，是因为自由贸易对某些个人和群体造成了真正的伤害，他们目睹了就业机会乃至整个行业的消失。但是，我们不应该努力让这些就业机会回归，而是应该寻求如何更好地帮助那些受到最沉重打击的人，帮助他们从经济中竞争力较弱的领域过渡到竞争力更强的领域。我们还必须努力使贸易收益更为均等地分配。减轻贸易竞争带来的痛苦的举措是正确的，它们将有助于恢复民众对持续参与全球合作的广泛支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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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参与更多的合作可能意味着放弃一些控制权，但这也意味着获得控制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同意以最低程度的贸易限制让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国，但它们也获得同样的进入世界各地市场的机会。这将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整体工资水平。事实上，在1970年到2000年之间，开放经济体的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封闭经济体制造业工人工资的3～9倍，具体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8]消费者也从更低的商品价格中受益。这些影响并不局限于贸易领域。例如，同意加入2016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的国家接受了对危害气候活动的限制，但作为回报，它们从其他国家得到了类似的承诺，即其他国家也限制本国的危害气候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在应对集体威胁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集体威胁是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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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站在放弃新世界秩序核心承诺的边缘时，本书提醒我们什么是危险的。我们在前面叙述的历史表明，在一个由诸多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可供选择的法律秩序是有限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描述的旧世界秩序所呈现出来的，所有国家都同意战争是合法的，是纠正错误的一种工具。在那个世界里，征服是被允许的，侵略不是犯罪，中立者必须保持公正（因此对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是非法的），而且协议可以是强迫性的。在第二种情况中——我们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描述的新世界秩序所呈现的，所有国家都同意战争是非法的，并拒绝承认战争是获取合法权利的源泉，即使战争是被用来纠正错误。在那个世界里，征服是非法的，侵略是犯罪，经济制裁是管理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工具，不能强迫达成协议。此外，在这一法律秩序下，贸易不仅作为有益合作的源泉，而且作为限制非法行为的集体工具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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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况——我们在第二部分中描述的从《非战公约》签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这段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它介于前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之间。但第三种情况在很多方面都是最糟糕的。它本身是不稳定的，它将产生混乱和无序，直到一个新的、稳定的平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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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追溯四个世纪以来全球法律秩序的演变历程，我们知道，国际法是一个体系，其规则起落相伴而生，不可能一次只挑选一项规则。国际法体系的关键规则之间有着必要的逻辑联系。（譬如，如果战争是合法的，征服也就不远了。）也不可能一时遵循一套规则，一时又遵循另一套规则。世界不可能长时间地同时应对两种不一致的法律秩序，它们迟早会发生碰撞并导致秩序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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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新世界秩序肯定优于旧世界秩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要好得多，在这个世界里，战争不是一种可以被用来纠正错误的手段，即使这意味着一些错误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生活在一个征服不被承认的世界里，好过生活在一个承认征服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武力强制的条约可以被撕毁的世界里，好过生活在一个该类条约具有约束力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人可以在法庭上被定罪的世界里，好过生活在一个他们能逍遥法外的世界里。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要好得多，在这个世界里，各国可以利用经济制裁惩罚侵略者，而不必担心因此卷入战争。简而言之，生活在新世界秩序中要好得多，尽管新世界秩序存在种种现实的、有时是可怕的弊端，但总归要好过回到一个战争合法的国际体系，或回到一种介于新旧两种世界秩序之间的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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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虽然情况的确可能变得更糟，但也可能变得更好。它们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我们可以更新规则以应对全球挑战——就像那些曾努力创建更具创新性和创造性的机制以驱逐规则破坏者的人们一样——或者我们可以无视它们。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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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国家权力最能解释世界，法律只是写在纸上的文字，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我们不认同这种说法，并不是因为国家或各国民众更为关心法律而不是权力。相反，如果说这本书说明了什么，那就是在法律和权力之间做选择是错误的做法。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真正的权力——有助于实现重要且持久政治目标的权力——是不存在的。法律创造真正的权力。各国只有在其他国家承认其行动结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其目标。正如日本人在1931年经历的那样，如果没有人把中国东北地区当作“满洲国”来对待，对东北的占领不足以实现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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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依赖国家权力的解释是宿命论，几乎没有给人类能动性留下空间。但我们对旧世界秩序向新世界秩序转变的叙述表明，即使法律塑造了权力，却是思想——以及那些发展和传播思想的人——塑造了法律。野蛮力量如奔流的河水，必须加以控制和疏导，需要修建水坝、挖凿运河、铺设管道。制定法律的人是政治世界的水利工程师。为了让法律有效，他们必须引导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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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者的事例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如果法律塑造了真正的权力，思想塑造了法律，那么我们就控制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选择承认某些行为，而不承认其他行为。我们可以与那些遵守规则的人合作，驱逐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当规则不再有效时，我们可以改变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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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者——那些律师、政客和知识分子——是变革性的人物。他们之所以具有变革性，是因为他们有思想，也因为他们愿意并且能够利用自己的思想来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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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可以从国际主义者——从萨尔蒙·莱文森、詹姆斯·T.肖特维尔、萨姆纳·威尔斯、赫希·劳特派特到所有一路支持他们努力的那些人——那里学到的最后一点启示。这些人中没有哪一个家喻户晓，没有哪一个担任过高级政治职务，没有哪一个的使命能轻易完成。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独自完成大部分任务。但他们每个人都对世界的组织方式有着自己的信念。他们每个人都愿意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为了在废弃战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的道路上迈出一小步而奋斗多年，甚至几十年。国际主义者相互合作，并与大量的基层团体、政治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国际同事们一起努力以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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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事例告诉我们，我们有机会也有责任。我们每一个人，甚至那些远离政府的人，都有能力做出改变。我们都对我们生活的世界负有责任。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一道继续支持曾经维持了和平的制度，使它们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并发展会进一步减少暴力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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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明白，宣布放弃战争不会结束战争。1928年8月，当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在奥赛码头时，白里安说了一番时至今日仍然正确的话：“宣告和平：那很好，那很重要。但仍有必要组织起来……那是今后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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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猜测“Sol”应该是Salmon Levinson的昵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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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Dewey to Robbie Tunkintell （Roberta Lowitz Grant Dewey），November 30，1940，JDP CUL. 这封信是写给“罗比·汤金泰尔”（Robbie Tunkintell）的，这显然是杜威第二任妻子罗伯塔·L·G.杜威（Roberta L. G. Dewey）的亲切昵称。参见，例如 John Dewey to Roberta Lowitz Grant Dewey，undetermined month，1945，No. 09978，JDP CUL。莱文森于1941年2月2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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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aeme Wood，“What ISIS Really Wants，” The Atlantic，March 2015. 截至本书撰写之时，该视频仍然发布在黎明媒体基金会（al-Furqān Media Foundation）网站上，参见“Although the Disbelievers Dislike It，” November 16，2014，https：//archive. org/details/disbelievers（第15分12秒）（应警告读者，该视频过于逼真，会引起极度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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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尽管截至本书撰写之时，美国还没有派出大量作战部队，但它已经派出了300多支特种作战部队来招募、协助和训练当地战斗人员。其中一名军人在2016年11月遇害。Alissa J. Rubin，Karam Shoumali，and Eric Schmitt，“American Is Killed in First Casualty for U.S. Forces in Syria Combat，”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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