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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的手段也在发生变化。现实主义者的看法是，只有军事力量才是真正重要的手段。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 J. P. Taylor）在描述1914年以前的世界时，把大国定义为有能力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今天，国家无疑也使用军事力量，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军事力量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认识到今天使用军事力量追求自己的目标要比过去付出更高的代价。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说的，军事实力和实现目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已经不那么紧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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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军事力量之最后手段的核武器难以被加以使用。虽然世界上核武器的数量曾经超过5万件，但是自1945年迄今核武器从未被使用过。核武器由于其巨大的破坏力，难以成为人们追求任何理性的政治目标的手段，这使得领导人不愿意使用它。所以，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如果在战争中使用这种军事力量的最后手段以追求所有实际的政策目标，那么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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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来统治已经具有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民众，其代价也比过去要大得多。欧洲国家在19世纪通过派遣少量的、装备现代化武器的士兵，征服了地球的其他地方，然后再用较少的驻军，统治自己的殖民地。但是，在一个民众已被社会动员起来的时代，很难占领一个其民众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在越南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苏联则在阿富汗获得相同的启示。越南和阿富汗都没有核超级大国那么强大，但是不管对美国还是对苏联来说，统治这些已经进入民族觉醒阶段的民众，其代价实在是太高了。在民族主义时代，对他国实施统治的代价很高。在19世纪，英国能够用少量的士兵和文官统治印度，这在当今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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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的作用所发生的第三个变化同国内制约因素有关。一种反军国主义的伦理已经在世界特别是民主国家中形成，并日益深入人心。这样的观念虽然并不能防止使用武力，但是它会使得领导人在选择使用武力，尤其是选择大规模和持久的战争时，必须面对极大的政治风险。人们有时说，民主国家不愿意承担牺牲，这样的说法过于简单。比如，美国在1990年发动海湾战争的时候，准备付出1万人伤亡的代价，但是它在索马里或科索沃这样和美国国家利益关系不太密切的地方，并不愿意付出人员伤亡的代价。不仅如此，如果其他国家认为使用武力是非正义的或不具有合法性的，那么民主国家中的政治领导人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武力并没有过时，而且恐怖主义者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比国家更不受道德考虑的约束，但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现在使用武力要比以前困难得多，也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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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一些问题是绝对不能靠武力来加以解决的。以美日经济关系为例。1853年，舰队司令马修·佩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率领其”黑船”闯入浦贺港，以炮击相威胁，要求日本开埠通商。用类似的方法来解决当今的美日贸易争端，肯定是没有用的，也是难以被接受的。也就是说，虽然武力还是国际政治的重要手段，但它已经不是唯一的手段了。经济相互依存、通讯、国际制度和跨国行为体等所起的作用有时比武力还要大。军事力量作为一种手段并没有过时——我们看到了在阿富汗发生的战争，这个国家的塔利班政权庇护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的恐怖主义网络，我们也看到了美英两国在2003年使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但是，在伊拉克贏得战争比赢得和平要容易，单靠军事力量本身不足以抵制恐怖主义的威胁。尽管军事力量依然是国际政治的终极手段，但使用军事力量的代价和效果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今天的国际政治比过去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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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基本的安全游戏还在继续进行着。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均势通常是由领导国家或者霸权国家所决定的，16世纪的西班牙、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英国以及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美国，就属于这样的霸权国家。到头来，最强大的国家会受到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将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即我们所说的霸权战争或世界大战。在世界大战之后，通过一个新的条约确定世界新秩序，正如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1919年的国际联盟以及1945年的联合国。如果自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以来国际政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是否会有一个新的挑战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或者说霸权战争的循环过程已经结束了？正在崛起的中国会挑战美国吗？核技术是否已经使得世界大战太具毁灭性了？经济相互依存是否使得世界大战的代价太高了？像恐怖主义者那样的非国家行为体是否会迫使国家进行相互合作？全球社会是否使得世界大战在社会和道义上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希望是这样，因为下一个霸权战争也许是最后一次这样的战争。但是，我们首先要理解国际政治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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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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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enneth Waltz，Man， the State， and the war：A Theorteical Analysi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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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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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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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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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年）是现实主义之父。虽然大多数人在思考国际政治的时候不一定有意识地运用一种理论，但是实际上他们都在运用现实主义理论。理论是我们组织材料不可或缺的工具。今天，许多政治家和社论作者尽管不一定知晓修昔底德的名字，但都在运用现实主义理论。作为雅典精英阶层一员的修昔底德，生活在雅典最伟大的时期，亲身经历了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描述的一些事件。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说实在的，我们应当好好想一想，20世纪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们对国家行为的了解，是否超过了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修昔底德及其同胞的认识水平？“接着，他表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从根本上说，今天的国际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区别。”[11]吉尔平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为了讨论这个观点，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修昔底德的思想。理解现实主义思想的最好办法是分析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当然，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所有大的历史事件一样有其局限性。我们可以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得的一个启示，就是要避免简单化地解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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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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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5世纪初的时候，雅典和斯巴达（图1.1）曾经结盟，联合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它在战胜波斯之后，变成一个内向型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个商业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经过了5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它创建了提洛同盟，即环爱琴海国家的同盟，其目的是共同防御波斯人的威胁。而斯巴达则领导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邻国组成了一个防御同盟。原先站在雅典一边并免费享受保护的国家，很快便不得不向雅典人纳税。由于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在不断扩张的雅典帝国内部出现了反对派势力，在公元前461年，也就是希腊人击败波斯人大约20年之后，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公元前445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交战双方签订了一项和约，约定维持30年的和平。这样一来，希腊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享受了一段和平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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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古代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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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34年，处于边缘地带的较小的城邦国家埃皮达姆努斯发生内战。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该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大规模冲突常常是由发生在边缘地区的那些规模较小和不太重要的危机所导致的，我们在本书后面将要讨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会再次看到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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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皮达姆努斯，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支持者就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展开了斗争。民主派向曾经帮助埃皮达姆努斯建国的城邦国家科西拉求助，但遭到拒绝。然后他们转向另外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求救，科林斯同意提供帮助。这激怒了科西拉，科西拉派出舰队，占领其前殖民地埃皮达姆努斯。科林斯感到受了侮辱，并向科西拉宣战。科西拉害怕科林斯的进攻，因而求助于雅典。科西拉和科林斯都派使节到了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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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在听完双方的陈词之后，处于困境之中。他们并不愿意破坏已经保持了10年的和平环境，但是又担心如果科林斯（靠近伯罗奔尼撒半岛）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强大的海军，希腊城邦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将变得不利于雅典。雅典人认为他们不能让科西拉的海军落入科林斯人的手中，所以决定”介入一点”。雅典采取一个小小的举动，即派出10条船，来吓唬科林斯，雅典船只得到的指令是，除非受到攻击，否则不可动武。但威慑失败了，科林斯发动了攻击，而且在科西拉人将要战败的时候，雅典船只被拖入而非主动卷入一场纷争之中。雅典的介入激怒了科林斯，同时也让雅典人感到不安。雅典人特别担心科林斯在帕提地亚制造麻烦，帕提地亚虽然是雅典的盟友，但是它同科林斯间有着历史上的关系。斯巴达表示，如果雅典进攻帕提地亚，那么自己将帮助科林斯。在帕提地亚发生叛乱之后，雅典出兵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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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斯巴达内部产生激烈的争论。雅典人呼吁斯巴达人保持中立。科林斯人则鼓动斯巴达人与雅典交战，并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另一个重要的城邦国家墨加拉站在科林斯的一边，这是因为雅典人背弃和约，断绝了同墨加拉的商业联系。斯巴达左右为难，但是斯巴达人还是投票赞同向雅典开战，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对雅典的力量加以制约，雅典就可能控制整个希腊。斯巴达走向战争的目的在于维持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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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拒绝接受斯巴达的最后通牒，战争于是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了。雅典人怀有一种帝国的傲气，为自己的城邦及其社会制度感到自豪，而且相信自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战争在初期的时候处于胶着状态，在交战10年之后（公元前421年），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但和平是脆弱的，战火很快又重新燃烧起来。在公元前413年，雅典采取了一个很大的冒险行动。它派两支舰队和步兵去征服意大利南面的西西里岛，该岛上有一些同斯巴达结盟的希腊殖民地。结果，雅典人遭受惨败。与此同时，斯巴达人又从波斯人那里得到金钱的支持，波斯人希望看到雅典遭受打击。在征战西西里失败之后，雅典内部产生了分裂。在公元前411年，贵族派推翻了民主派政权，400名寡头政治支持者试图统治雅典。这些事件虽然并没有导致雅典历史的终结，但是它们的确使得雅典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410年，雅典取得一场海战的胜利，但是5年之后，斯巴达就在海上战胜了雅典，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求和。斯巴达要求雅典拆除其漫长的、用来防御陆上强国进攻的城墙。雅典的力量就这样被击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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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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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和引人入胜的历史事件。战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修昔底德心里很清楚。在叙述完发生在埃皮达姆努斯和科西拉等地的一系列事件之后，他告诉读者说，这些都不是战争的真正动因。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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