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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是否有选择的余地呢？如果雅典比较有远见的话，那么它是否可以避免那场灾祸？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Pericles）在战争初期，曾经向其民众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你们的国家有义务为了你们，捍卫国家的荣誉地位……你们也应该记住，你们参加战争所反对的，不仅仅是以奴役换取独立，而且还是帝国的消亡及其带来的仇恨。此外，退让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因为你们所捍卫的，简单点说，就是一个专制政权，实行专制可能是不对的，但放弃专制是危险的。”[12]换句话说，伯里克利告诉雅典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雅典人既然建立了一个帝国，除非冒更大的风险，否则他们就没什么选择的余地。因此，伯里克利主张战争。尽管如此，在雅典内部还有别的声音。比如，公元前432年赴斯巴达参加辩论的雅典代表就对斯巴达人说：“请你们在决定参战之前，考虑偶然性因素在战争中的重大影响。”[13]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为什么雅典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个劝告呢？也许雅典人被爱国主义情感或者愤怒情绪冲昏了头脑，从而丧失了理智。还有一种可能是，雅典人虽然很理性，但是陷于一种安全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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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即无政府状态（anarchy），或国家之上缺少一个更高的权威，是密不可分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实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实力和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因为每一方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没有一方的行为是出于愤怒或者骄傲，而是由于另一方实力增强所导致的恐惧感。不管怎么说，增强国防是对所认知的威胁的理性反应。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出现这样的安全困境，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双方都不增强国防力量，这对大家都有好处。看上去，国家显然应该相互合作，但为什么它们并不这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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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囚徒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安全困境是囚徒困境的一种特别的形式）的博弈中找到一个答案。囚徒困境的情形是这样的：假设警察在某个地方抓住两个身上带有少量毒品的人，这两个人可能因此被判处1年的监禁。警察相信这两个人确实是贩毒者，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治他们的罪。这两个人如果被认定为贩毒者，那么将很可能被判处25年徒刑。警察知道，一个嫌疑犯针对另一个嫌疑犯的供词，将足以使后者被量以最重的刑罚。警察告诉他们，揭发对方为贩毒者的一方将获得释放。警察还告诉他们，如果双方都招供的话，那么两人将被判处10年监禁。警察设想，如果双方都招供的话，那么就可以把他们关押10年；假如两人都拒不承认，那么他们只能被判1年徒刑，然后他们很快就会出狱并再次干贩毒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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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嫌疑犯被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囚室中，不允许相互沟通。两人都面对同样的困境：或者揭发对方，使对方坐25年的牢，而自己获得释放，或者保持沉默，争取蹲1年的监狱。但如果双方都招供，那么两人均被判10年徒刑。每一方都在想：“不管那个家伙怎么做，招供都对我比较有利。如果他保持沉默，那么我招供的话就将获得自由，而我不招供则要蹲1年的牢。假如那家伙招供了，而且我也招供，那么我将被判10年的徒刑，但是如果我拒不承认，自己就得蹲25年的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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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独立理性行为的基本的结构性困境。如果这两个人可以相互进行交流，那么他们就可能达成协议，都拒不招供，从而两人都只需要蹲1年的监狱。然而，即使双方可以进行交流，也还存在信任与信用的问题。我还用囚徒的困境来加以说明。每个嫌疑犯可能都这么想：“我们都是贩毒者。我了解对方的行为。我怎么敢肯定，在我们俩达成协议后，他不会在心里想：‘太棒了！我已经说服他保持沉默。现在我可以追求最优的结果，以免被人出卖了’？“与此相类似的是，在国际政治中，由于缺少相互沟通和信任，每个国家都可能只努力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可以告诉另一个国家，“你别扩充军备，我也不扩充军备，这样我们大家以后都会过得很好”，但是第二个国家可能不敢相信第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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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在公元前432年的处境类似囚徒的困境。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有一个共识，即停战对双方都有好处。即使在发生埃皮达姆努斯事件以及科西拉和科林斯之间的争端之后，雅典人还是不愿意破坏停战的局面。科西拉人最后是用这样的论点说服了雅典人：“在希腊有3个海上强国，它们是雅典、科西拉和科林斯。如果科林斯首先控制了我们，而且你们允许我们的海军同科林斯的海军合并，那么你们就不得不同科西拉与伯罗奔尼撒人的联合舰队作战。但是，假如你们同意与科西拉结盟，那么我们双方的舰队就可以联合作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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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是否应该遵守停战协定和拒绝科西拉人的要求，从而同伯罗奔尼撒人进行合作呢？假设雅典人这么做，而伯罗奔尼撒人背信弃义，夺取了科西拉舰队，这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海上力量对比态势将是2对1，雅典处于不利的地位。雅典人应该相信伯罗奔尼撒人和信守诺言吗？雅典人最后决定违背条约，此种行为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一个嫌疑犯招供了。修昔底德解释了其中的缘由：“这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感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没有人愿意看到像科西拉这样的一个海上强国成为科林斯的牺牲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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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性与未来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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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信念，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雅典人认为，既然战争很快就要爆发，那么雅典就应该争取拥有2对1的海军优势，避免面对1对2的海军劣势局面。有关战争即将来临和不可避免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决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让我们再来看看囚徒的困境。乍一看，每个嫌疑犯都应该出卖对方和让对方当傻瓜。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很清楚，如果双方相互信任，那么两个人还可以采取次优的战略，即都拒不招供。在一次性的博弈中，人们是很难进行合作的。在多次进行的博弈中，人们可以学会进行合作，而在一次性的博弈中，只是欺骗别人的一方受益，相信别人的一方受害。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在电脑上选择不同的战略进行囚徒困境的博弈。他发现，经过多次博弈后，最好的结果通常是由他所说的“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战略导致的。所谓”一报还一报”就是：“你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你。如果你首先欺骗我，那么我以后也会欺骗你。如果你还接着欺骗我，那么我也会再欺骗你。如果你合作，那么我也合作。如果你还接着合作，那么我也会再次合作。“结果是，参加博弈的人发现，学会合作所获得的回报是比较高的。但是，阿克塞尔罗德提醒人们说，只有当你可以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持续进行博弈和存在”未来长长的影像”（long shadow of future）的时候，“一报还一报”才是一个好的战略选择。作为最后一步棋，欺骗总是理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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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政治中，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信念那么具有破坏性。当你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你已经接近于走最后一步棋了。在你决定走最后一步棋之后，你可能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对手。如果你怀疑对手将会欺骗自己，那么最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冒险采取欺骗对方的手段，而不同对方进行合作。雅典人就是这么做的。雅典人由于认为战争即将爆发，所以决定不能相信科林斯人或者斯巴达人。他们认为，既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走的最后一步棋，那么较好的战略是把科西拉的海军拉到自己一边，共同对付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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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吗？修昔底德对于人性的认识是悲观的。他说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贏得当时人们的喝彩，而是创作一个可以永世流传的作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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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部史书揭示了任何时候处于囚徒困境中的人的本性。修昔底德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必须强调一些东西，忽略另外一些东西。修昔底德的结论是，战争的根源乃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但是，耶鲁大学古典主义者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声称，实际上当时雅典的力量并没有在增长。在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前夕，均势局面已经稳定下来了。在卡根看来，斯巴达固然担心雅典力量的增长，但是它更惧怕一场奴隶起义。雅典和斯巴达都属于奴隶制国家，双方都担心战争可能给奴隶起义提供机会。两者的区别在于：奴隶占斯巴达人口的90%，这个比例大大超过奴隶在雅典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且斯巴达在不久前即公元前464年经历了一次奴隶起义。在卡根看来，斯巴达固然担心雅典力量的增长，但是它更惧怕一场奴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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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卡根认为，战争的近因或者导火索，比修昔底德根据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所阐述的原因要重要得多。比如，科林斯认为雅典不会参战，对雅典的反应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科林斯是那么痛恨科西拉。伯里克利也反应过头，他向帕提地亚提出最后通牒，并以断绝贸易关系来惩罚墨加拉，这些都是错误的行为。这些政策失误使得斯巴达人认为值得冒战争的风险。卡根指出，雅典力量的增长导致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是30年停战协定已经浇灭了这个引起战祸的火种。因此，为了引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埃皮达姆努斯问题的火星，必须落在那些极少的尚未湿透的可燃物体上。然后，还需要科林斯人以及后来的墨加拉人、帕提地亚人、爱琴海人以及斯巴达主战派不断地使劲煽风。如果雅典人木在关键的时候添加一些燃料的话，那么火星也可能熄灭掉”[17]。换句话说，战争并不是由那些非人为的力量所造成的，而是由人在困难环境中所做出的错误决定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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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之父修昔底德提出质疑可能有点冒失，但是历史上确实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东西。虽然人类的行为总是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约，但它始终是自发的。卡尔·马克思认为，人创造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古代希腊人做出错误的决策，这是因为他们处于修昔底德所透彻论述的、类似于囚徒困境的情势之中。安全困境使得战争极可能发生，但是”极可能”并不等于”不可避免”。不管怎么说，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中的小丑制造了一个囚徒困境的场景，他在哥谭市（Gotham City）的两条渡船上安放了炸药，但是乘客们选择了合作，而不是欺骗。那场导致雅典毁灭的30年战争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它与人的决策有关联。偶然的因素和人的个性常常是很重要的，尽管它们是在一个较大结构（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不安全情势）所限定的范围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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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这段古代历史中获得哪些对当代有意义的启示呢？我们需要同时关注不变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国际政治的某些结构性因素，预先限定了事态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安全困境和囚徒困境。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势并不决定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虽然无政府状态这个大的结构不利于国家间的合作，但是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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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要避免进行庸俗的历史类比。在冷战时期，人们常常认为，美国是民主和海权国家，苏联是陆权国家并设有奴役性劳改营，这就好比美国是雅典，苏联是斯巴达，美苏陷于一种类似雅典和斯巴达争斗的历史大冲突之中。然而，这种庸俗的类比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古代雅典是个蓄奴国家，它面临国内动乱，民主派并不总能掌握政权。而且，与冷战有所不同的是，斯巴达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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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启示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是有所选择的，没有人能够叙述一个事件的全部内容。描述过去1个小时内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无疑比描述一个人一生的经历或者整个战争要容易一些。即使这样，它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工作。已经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叙述过去每一分钟里发生的事件所花的时间，同事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是一样多的。因此，历史学家总是要进行概括。为了写历史，即使是描述过去1小时或者1天的历史，我们都必须把历史加以简化，必须有所选择。我们的选择显然受到我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偏好以及理论等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也可能是朦朦胧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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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还受他们当时的考虑所影响。修昔底德写书的目的是探讨雅典人如何吸取战争的教训，以及批评伯里克利和民主派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他于是把重点放在了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囚徒困境情势的那些方面。然而，这些方面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所有内容。修昔底德没有写雅典与波斯的关系、雅典断绝同墨加拉贸易关系的命令以及雅典提高提洛同盟其他成员应交纳的赋税等。修昔底德的史书不是有意误导后人或者存在偏见，但是它说明，每个时代的人都在重新书写历史，因为人们对事件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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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选择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相对的，或者说历史著述都是骗人的。优秀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认真地思考问题和客观地研究问题。然而，他们及其学生们应该清楚，自己所选取的东西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我们要经常想想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思考他或者她是否在仔细和客观地对事实加以解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是否存在偏见。选择是历史和书写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误解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多阅读，而不是少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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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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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bert B. 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Thucydides：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ichard Crawley（New York：Touchston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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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pp. 31 -56， 34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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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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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修昔底德论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历史学家们都知道，伴随一个新的大国崛起而来的总是不确定性与焦虑，暴力冲突经常（虽然不总是）随之而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将是新世纪初亚洲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在解释为什么民主的雅典决定背弃条约、从而导致战争的时候，修昔底德指出，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这种观念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他写道：“人们普遍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和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一定会打起来的。“有关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可能会产生自我实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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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1998年6月27日《经济学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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