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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信念，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雅典人认为，既然战争很快就要爆发，那么雅典就应该争取拥有2对1的海军优势，避免面对1对2的海军劣势局面。有关战争即将来临和不可避免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决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让我们再来看看囚徒的困境。乍一看，每个嫌疑犯都应该出卖对方和让对方当傻瓜。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很清楚，如果双方相互信任，那么两个人还可以采取次优的战略，即都拒不招供。在一次性的博弈中，人们是很难进行合作的。在多次进行的博弈中，人们可以学会进行合作，而在一次性的博弈中，只是欺骗别人的一方受益，相信别人的一方受害。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在电脑上选择不同的战略进行囚徒困境的博弈。他发现，经过多次博弈后，最好的结果通常是由他所说的“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战略导致的。所谓”一报还一报”就是：“你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你。如果你首先欺骗我，那么我以后也会欺骗你。如果你还接着欺骗我，那么我也会再欺骗你。如果你合作，那么我也合作。如果你还接着合作，那么我也会再次合作。“结果是，参加博弈的人发现，学会合作所获得的回报是比较高的。但是，阿克塞尔罗德提醒人们说，只有当你可以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持续进行博弈和存在”未来长长的影像”（long shadow of future）的时候，“一报还一报”才是一个好的战略选择。作为最后一步棋，欺骗总是理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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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政治中，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信念那么具有破坏性。当你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你已经接近于走最后一步棋了。在你决定走最后一步棋之后，你可能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对手。如果你怀疑对手将会欺骗自己，那么最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冒险采取欺骗对方的手段，而不同对方进行合作。雅典人就是这么做的。雅典人由于认为战争即将爆发，所以决定不能相信科林斯人或者斯巴达人。他们认为，既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走的最后一步棋，那么较好的战略是把科西拉的海军拉到自己一边，共同对付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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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吗？修昔底德对于人性的认识是悲观的。他说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贏得当时人们的喝彩，而是创作一个可以永世流传的作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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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部史书揭示了任何时候处于囚徒困境中的人的本性。修昔底德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必须强调一些东西，忽略另外一些东西。修昔底德的结论是，战争的根源乃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但是，耶鲁大学古典主义者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声称，实际上当时雅典的力量并没有在增长。在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前夕，均势局面已经稳定下来了。在卡根看来，斯巴达固然担心雅典力量的增长，但是它更惧怕一场奴隶起义。雅典和斯巴达都属于奴隶制国家，双方都担心战争可能给奴隶起义提供机会。两者的区别在于：奴隶占斯巴达人口的90%，这个比例大大超过奴隶在雅典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且斯巴达在不久前即公元前464年经历了一次奴隶起义。在卡根看来，斯巴达固然担心雅典力量的增长，但是它更惧怕一场奴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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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卡根认为，战争的近因或者导火索，比修昔底德根据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所阐述的原因要重要得多。比如，科林斯认为雅典不会参战，对雅典的反应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科林斯是那么痛恨科西拉。伯里克利也反应过头，他向帕提地亚提出最后通牒，并以断绝贸易关系来惩罚墨加拉，这些都是错误的行为。这些政策失误使得斯巴达人认为值得冒战争的风险。卡根指出，雅典力量的增长导致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是30年停战协定已经浇灭了这个引起战祸的火种。因此，为了引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埃皮达姆努斯问题的火星，必须落在那些极少的尚未湿透的可燃物体上。然后，还需要科林斯人以及后来的墨加拉人、帕提地亚人、爱琴海人以及斯巴达主战派不断地使劲煽风。如果雅典人木在关键的时候添加一些燃料的话，那么火星也可能熄灭掉”[17]。换句话说，战争并不是由那些非人为的力量所造成的，而是由人在困难环境中所做出的错误决定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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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之父修昔底德提出质疑可能有点冒失，但是历史上确实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东西。虽然人类的行为总是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约，但它始终是自发的。卡尔·马克思认为，人创造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古代希腊人做出错误的决策，这是因为他们处于修昔底德所透彻论述的、类似于囚徒困境的情势之中。安全困境使得战争极可能发生，但是”极可能”并不等于”不可避免”。不管怎么说，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中的小丑制造了一个囚徒困境的场景，他在哥谭市（Gotham City）的两条渡船上安放了炸药，但是乘客们选择了合作，而不是欺骗。那场导致雅典毁灭的30年战争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它与人的决策有关联。偶然的因素和人的个性常常是很重要的，尽管它们是在一个较大结构（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不安全情势）所限定的范围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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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这段古代历史中获得哪些对当代有意义的启示呢？我们需要同时关注不变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国际政治的某些结构性因素，预先限定了事态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安全困境和囚徒困境。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势并不决定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虽然无政府状态这个大的结构不利于国家间的合作，但是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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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要避免进行庸俗的历史类比。在冷战时期，人们常常认为，美国是民主和海权国家，苏联是陆权国家并设有奴役性劳改营，这就好比美国是雅典，苏联是斯巴达，美苏陷于一种类似雅典和斯巴达争斗的历史大冲突之中。然而，这种庸俗的类比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古代雅典是个蓄奴国家，它面临国内动乱，民主派并不总能掌握政权。而且，与冷战有所不同的是，斯巴达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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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启示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是有所选择的，没有人能够叙述一个事件的全部内容。描述过去1个小时内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无疑比描述一个人一生的经历或者整个战争要容易一些。即使这样，它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工作。已经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叙述过去每一分钟里发生的事件所花的时间，同事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是一样多的。因此，历史学家总是要进行概括。为了写历史，即使是描述过去1小时或者1天的历史，我们都必须把历史加以简化，必须有所选择。我们的选择显然受到我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偏好以及理论等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也可能是朦朦胧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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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还受他们当时的考虑所影响。修昔底德写书的目的是探讨雅典人如何吸取战争的教训，以及批评伯里克利和民主派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他于是把重点放在了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囚徒困境情势的那些方面。然而，这些方面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所有内容。修昔底德没有写雅典与波斯的关系、雅典断绝同墨加拉贸易关系的命令以及雅典提高提洛同盟其他成员应交纳的赋税等。修昔底德的史书不是有意误导后人或者存在偏见，但是它说明，每个时代的人都在重新书写历史，因为人们对事件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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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选择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相对的，或者说历史著述都是骗人的。优秀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认真地思考问题和客观地研究问题。然而，他们及其学生们应该清楚，自己所选取的东西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我们要经常想想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思考他或者她是否在仔细和客观地对事实加以解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是否存在偏见。选择是历史和书写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误解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多阅读，而不是少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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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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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bert B. 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Thucydides：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ichard Crawley（New York：Touchston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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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pp. 31 -56， 34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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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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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修昔底德论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历史学家们都知道，伴随一个新的大国崛起而来的总是不确定性与焦虑，暴力冲突经常（虽然不总是）随之而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将是新世纪初亚洲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在解释为什么民主的雅典决定背弃条约、从而导致战争的时候，修昔底德指出，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这种观念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他写道：“人们普遍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和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一定会打起来的。“有关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可能会产生自我实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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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1998年6月27日《经济学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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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问题和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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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安全困境的性质，某些现实主义者坚信，道义考虑（moral concerns）在国际冲突中不起作用。然而，伦理（ethics）在国际关系中确实起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与伦理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自从修昔底德以来，人们就一直在使用道义主张（moral arguments）。例如，科西拉在向雅典求救的时候，就使用了伦理语言：“首先，……你们是在援助一个非进攻性的、受害于他人非正义行为的国家。其次，你们的善意是不会被我们所忘记的，我们将永远感激你们。”[19]假如把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分别换成科西拉和科林斯，我们今天还可以说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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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主张促成和限制人们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义（morality）的力量是强大的。然而，道义主张也可能被当作宣传语言，用以掩盖见不得人的动机，而且较强大的国家往往无视道义问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到米洛斯岛镇压起义。在公元前416年，雅典发言人告诉米洛斯人，他们只能选择战死或者投降。当米洛斯人申辩自己是为自由而战的时候，雅典人回答道：“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20]也就是说，雅典人认为，道义在现实主义世界中基本上是没有地位的。强权即公理。伊拉克、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在侵略科威特、入侵格林纳达和镇压东帝汶起义的时候，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类似的逻辑。但是，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雅典人在米洛斯如此露骨地表达的观念，在当今世界里已经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这能否说道义已经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了比较显著的地位？或者干脆说国家已经更精通于宣传了？能否说国际政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更加关心伦理问题？或者说2500年前雅典的行为同20世纪末伊拉克或者塞尔维亚的行为之间，是否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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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道义主张并不相同，某些论点比较具有说服力，我们要看看它们是否符合逻辑和前后一致。比如，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声称，核武器是个好东西，因为上帝把它赐予了自由世界。而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上帝也把核武器给了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呢？无偏见（impartiality）是很多道义主张的试金石，也就是说，要用相同的标准来判断所有的利害关系。你的利害关系与我的利害关系要得到同等的关注。然而，在无偏见这个框架下，对于判断道义主张正确与否，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另外一个传统的源头是19世纪初英国的实用主义者，比如边沁。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种看问题的不同方法。假设我们走进一个贫困村庄，在那里看到一个军官正要枪杀并排站在墙前的3个人。你可能会问那个军人：“你为什么要杀害这些农民呢？他们看上去并没有恶意。“那个军官回答说：“昨天晚上，这个村子里的某个人把我的一个弟兄杀害了。我知道这个村子里有个人是罪犯，因此我要枪毙这3个人，以杀鸡给猴看。“你会说：“你不能这么做！你将要杀害无辜者。如果你的人是被一枪打死的，那么这里至少有两个人是无辜的，或许这3个人都是无辜的。你千万不能这么做。“这时，军官从他手下那里拿来一支步枪并交到你的手中，对你说：“你帮我把其中一个人打死，我就把另外两个人放了。你打死一个人，可以拯救两条性命。告诉你吧，在内战中，你可不能采取这种高尚的态度。“你到底会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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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会怎么做？你可能想到用兰博的方式，试图把在场的军人都干掉，然而那个军官手下的一个士兵正用枪指着你。所以，你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开枪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并挽救两条性命，或者把枪放下以维护自己的清白。康德传统，即只能做那些正确的事，要求你不施恶行。而实用主义传统则可能暗示你，如果可以救两个人，那么你应该开枪打死一个。如果你选择康德的解决办法，死的人数就要增多。假如墙前站着100个人，你会怎么办？或者假设你可以通过杀死一个可能无辜的人，使一个城市的人避免恐怖主义炸弹的伤害，那么你愿意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而不管该城100万人的生死吗？在某些时候，结果是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道义主张：动机或者意图，手段，后果。尽管这三个方面不总是那么容易得到调和，好的道义主张应该把它们都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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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在国际政治中所受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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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不如在国内政治中那么大。其原因有四个。第一，有关价值观念的国际共识是很少的。在对某些行为是否具有正义性的判断上，存在着文化和宗教上的分歧。第二，国家与个人不同。国家是个抽象的东西，尽管国家领导人是个人，人们用不同的标准分别判断政治家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作为个人的行为。比如，在选择一位室友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愿意选一个坚信”你不应该杀人”的人。然而，如果一位总统候选人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采取可能导致死亡的行动”，那么选民肯定不会投他的票。公民要求总统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在某些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力。如果总统们只顾拯救自己的灵魂，不能保护其国民，那么他们就不能得到信任，当不了好的庇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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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的道义观念中，牺牲是道义行为的最好体现。然而，领导人可以牺牲其领导下的全体民众的生命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告诉米洛斯岛的当权者，如果他们加以反抗，那么雅典人将杀死该岛上所有男人，并且把妇女与儿童卖作奴隶。米洛斯人进行了反抗，结果该国被摧毁了。米洛斯领导人应当让步么？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应该冒核战争的危险、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当时美国在土耳其也部署有类似的导弹）吗？不同的人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个人作为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的时候，人们判断其行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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