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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伦理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人们在国内政治中就很难知道行动的后果，而在国际关系中还要考虑一个复杂的层面，即国家间的相互作用，这使得准确预测结果的难度更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33年在牛津大学辩论社牛津联盟里所进行的一场学生辩论。鉴于2000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事实，绝大多数的学生投票支持一项动议，即宣布他们绝不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但是，有一个人在关注着这场辩论，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希特勒从中得出结论，民主国家很软弱，他可以向民主国家随意施加压力，因为这些国家不会反抗。最后，希特勒走得太远，结果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是学生们不想看到、也没有料到的结局，他们曾经投票表决，绝不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后来很多学生都参战，而且不少人死在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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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更小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汉堡包论调”。当时人们担心世界粮食短缺问题，美国大学校园里的一些学生说：“我们坚决不在餐厅吃肉，因为1磅肉相当于8磅粮食，它们可以用来救济世界各地的穷人。“许多学生停止吃汉堡包，而且自我感觉不错，然而他们并没有给印度或者孟加拉的饥民提供任何的帮助。为什么呢？不吃汉堡包所节省下来的粮食并没有到孟加拉饥民的手中，因为那些饥民无钱购买粮食。省下来的粮食只是美国市场的过剩商品，它使得美国国内市场价格下跌、农民减少产量。帮助孟加拉人民的办法是给他们钱，让他们可以买一些美国学生不吃汉堡包所节省下来的粮食。学生们在开展不吃汉堡包运动的时候，没能看到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他们没能使得出于良好意愿的行动与其结果相统一，学生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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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社会的制度特别软弱无力，秩序和正义在国际政治中相互脱节的情况比在国内政治中要严重得多。秩序和正义都很重要。在国内政治中，我们倾向于把秩序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实际上，有时示威者为了伸张自己的正义观，故意破坏秩序。然而，一旦出现全面的混乱，正义也就荡然无存了，我们只要看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黎巴嫩、冷战后的索马里以及今天阿富汗很多地方的爆炸、绑架和杀戮事件就十分清楚了。某种程度的秩序是正义的前提。在国际政治中维持秩序就更难，因为缺少共同的立法机构、中央行政机构和强大的司法机关，去维持作为正义前提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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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有关道义作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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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国际关系伦理观，即怀疑论、国家道义主义以及世界主义。尽管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但是现实主义者在分析世界政治的时候往往采取怀疑论者或国家道义主义者的分析方法，而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国家道义主义者或世界主义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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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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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论者（skeptics）认为，道义在国际关系中毫无意义，因为在国际关系中缺少可以维护秩序的制度（institutions）。不仅如此，在国际关系中也不存在共同体的观念，因而没有道义权利与义务。在怀疑论者看来，雅典对米洛斯要求宽恕的反应，就是对伦理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经典表述：“强者做其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接受其必须接受的事情。“强权即公理。怀疑论者认为，这就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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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经常说：“应该”（道义责任）暗含着”能够”（做某件事的能力）。道义要求你做出抉择。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某些事，就没有义务非做不可。如果国际关系只是杀戮与被杀，基本上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怀疑论者的观点就是正确的。然而，生存并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内涵。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选择的余地，声称别无选择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的选择方式。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只从狭隘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么他实际上就是偷偷地挪用了价值观念，嘴上还不承认。一位法国外交官曾说过”符合道义的行为就对法国有好处”这样的话，但是他避而不答为什么法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说”我别无选择”的领导人经常是有选择余地的，或许是一种不情愿的选择。如果在国际关系中存在某种程度的秩序和共同体，即不是无休止的杀戮与被杀，那么国家就有政策选择的余地。无政府状态意味着”没有政府”，但它并不一定指混乱或者毫无秩序。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些不太完善的惯例和制度，它们保证世界具有一定的秩序，并且使得国家可能有一些较大的选择余地。这些惯例和制度包括：均势、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怀疑论者的观点是有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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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霍布斯声称，为了摆脱那种每个人都可能杀别人的”自然状态”，个人要把自己的自由交给一个利维坦或者政府以寻求保护，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生存是艰难的、野蛮的和短命的。那么为什么所有国家的政府不共同组成一个超级利维坦呢？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政府呢？霍布斯认为，原因在于国际层次的不安全感没有个人层次的不安全感那么强烈。政府可以向个人提供一些保护，避免强者为所欲为，国家之间的均势也能确保世界具有某种程度的秩序。即便国家处于准备战争的对立状态，“它们仍然保证其民众日常工作顺利进行”。国际间的自然状态不会经常导致那种与个人间的自然状态相伴相随的苦难。换句话说，霍布斯相信，国家间的均势减轻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程度，从而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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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世界上存在着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虽然这样的行为规范是很不完善的，但是它们使得违反这些规范的国家要承担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让我们来看看1990年的海湾危机。萨达姆·侯赛因声称，他兼并科威特的行为就是收复伊拉克的一个省，科威特在殖民主义时代被他人夺走了。由于国际法不允许国家以这种理由出兵他国，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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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12项决议明确表示，萨达姆的论点与国际规范相违背。虽然法律和规范并没能阻止萨达姆侵略科威特，但它们确实使得他失道寡助，并为建立起一个反伊拉克联盟和把侵略者赶出科威特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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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际制度还不完善，但是它们通过促进和鼓励国际间进行相互沟通和形成某种程度的礼尚往来的行为习惯，使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秩序。鉴于几乎总是存在着相互沟通的情势，国际政治并不是像怀疑论者所说的那样总是表现为杀戮和被杀。领导人并不永远把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安全和生存问题上。合作（以及冲突）存在于经济、社会和军事互动等很多问题领域中。虽然人们在对正义的认识上存在着文化上的分歧，但是国际政治中还是存在着道义主张，一些原则包含在国际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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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战争这种极端的环境中，法律和道义有时也能发挥作用。发端于早期基督教教会的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doctrine）在17世纪以后开始世俗化，它反对杀害无辜平民。禁止杀害无辜平民原则的前提是”你不该杀生”。但如果说这是个基本的道义前提的话，那么是否能说任何杀戮都是非正义的呢？极端的和平主义者认为，不能以任何理由杀害别人。这通常是基于康德思想的言论；但是某些和平主义者还提出一个相关论点，即”暴力行为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然而，在有的时候，不对暴力做出反应也会导致更多的暴力。比如，倘若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采取姑息的态度，那么本·拉登不见得会放过美国。与此相反，传统的正义战争观却把有关行为动机、手段以及后果的考虑结合起来。它认为，如果有人要杀你，而你又不愿自卫，那么结果将是邪恶占上风。不自我保护的结局是好人丧命。如果一个人面临迫在眉睫的杀身之祸，那么采取自卫的手段把对方杀死是符合道义原则的。但是，我们必须分清谁是可以杀的，谁是不能杀的。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士兵用枪指着我，那么我就可以采取自卫手段杀死他；而如果他放下枪，举起双手，并且说”我投降”，从而成为战俘，那么我就没有权利杀死他。事实上，这已经写进国际法和美国军队的条例中了。如果一位美国士兵枪杀一名俘虏，那么他会因谋杀罪而受到美国法庭的审判。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一些美国官兵就是因为违反这样的条例而被关进监狱的。禁止有意杀害无辜者的法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恐怖主义行为是错误的。有些怀疑论者声称：“一个人所认定的恐怖主义者，在另外一个人的眼中就可能是自由斗士。“然而，根据正义战争理论，你可以为自由而战，但是不能把矛头对准无辜平民。虽然这样的法律经常被人违背，但是它们的确是一种行为规范，即使在最严酷的国际环境中也能够发挥作用。不完善的国际法中包含着基本的正义观念，虽然它并没有得到绝对的尊重，但是这表明怀疑论者所说的在战争状态中没有选择余地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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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战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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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正义战争理论源于古罗马与基督教传统。西塞罗（Cicero）、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以及圣托马斯·阿查那（St. Thomas Aquinas）是其早期主要思想家。今天，正义战争理论具有广泛影响。该理论可能有很多种表述形式，但其最主要的内容有两个：走向战争的正当性（jus ad bellum）原则，界定道义上允许使用武力的条件；进行战争手段的正当性（jus in bello）原则，界定如何使用武力才符合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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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战争的正当性之五个标准原则是：正当原因；正确动机；合法权威；最后手段；获胜机会。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有关这些原则的诠释一直在发生变化。比如，正当原因过去几乎只被限定为自卫，但是今天可能还包括反对干涉或者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一国君王曾经是无可置疑的合法权威，但是世界舆论日益要求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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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战争手段的正当性之三个基本原则是：遵守战争法；坚持适当性；不伤害非战斗人员。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战争法规也在发生演进，今天对战争的限制比中世纪要多得多。现代军事技术使得在某些方面难以坚持适当性和保护平民的原则，这是因为现代武器的毁灭性比剑与矛的时代要大得多，但是现代精确制导武器以及先进的战场管理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现代战争的毁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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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赞同怀疑论者的观点，因为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确有一些发挥作用的空间。道义是个选择的问题，选择因生存环境的不同而不尽一样。危及生存的威胁越大，道义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雅典人声称：“真正值得称赞的人，就是那些虽然崇尚权力，但是很有正义感、不为形势所迫的人。”[21]不幸的是，雅典人后来在战争中没有牢记这一真知灼见。它告诉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情势是罕见的，国家安全和威胁的程度经常是不甚明确的。怀疑论者以道义不起作用为由规避道义选择问题。总而言之，正如一个格言所说的，人类既不能完全靠说教（word）而生，也不能仅仅依赖刀剑（sword）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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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是怀疑论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认真对待道义问题，认为秩序至少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秩序，那么正义是很难或不可能实现的。道义征讨的行为甚至可能导致混乱。比如说，如果美国过于关心在世界各地传播民主或宣扬人权，那么这可能会导致混乱，从长远角度来看它所造成的弊大于利。现实主义神学家和公共事务评论员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道义和政治因素”同样重要。尼布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写道：“只有当我们意志坚定以及我们的道义目标与战略考虑相匹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得人类免于另一次灾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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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国际秩序的确很重要，但这涉及秩序的程度以及如何平衡正义与秩序二者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开始关注正义问题之前，需要何种程度的秩序呢？例如，1990年苏联在波罗的海国家采取镇压行动并导致一些人丧生，当时有的美国人呼吁美国政府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这些美国人看来，美国应当在其对外政策中表达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念，甚至不惜导致不稳定的局势和军备控制谈判的破裂。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关注和平与人权固然不是小事，但控制核武器和达成一项裁减军备的条约要比这更重要。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政府继续同苏联进行军控谈判，但把它同提供经济援助以促使苏联尊重人权挂起钩来。在国际政治中，我们面对的问题常常不是在秩序和正义二者中选择一个，而是如何在特定形势下平衡各种政策选择。虽然现实主义者阐述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但是他们过于绝对了，认为秩序总是优先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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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道义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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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道义主义者（state moralists）声称，国际政治的基础是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它有一些行为规则，但是国家不一定总是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则。在这些规则中，最重要的就是主权原则，它禁止国家跨越边界、干涉其他国家的管辖权。正如政治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说的，国界具有道义上的重要性，因为国家代表着所有个人的权利，这些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走到了一起。因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同尊重个人的权利是密不可分的。还有的人说得更明确，即尊重主权是维护秩序的最好方式。用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话来说就是：“好篱笆带来好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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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这些国家行为规则经常被违背。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过越南入侵柬埔寨、坦桑尼亚入侵乌干达、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伊拉克入侵伊朗和科威特、美国和英国入侵伊拉克、北约以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受虐待为由轰炸塞尔维亚等诸如此类的事件。确定何时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这一直以来都是个难题。1979年，美国以强烈的道德语言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苏联人则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例子进行回击，即美国在1965年向该国出动一支25000人的军队，阻止当地共产党夺取政权。美国干涉多米尼加的背后动机是防止在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一个敌视美国的政权，苏联干涉阿富汗的动机是防止在自己的身边出现一个敌视苏联的政权，两者是极其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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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现两者之间的不同，我们就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动机上。从所使用的手段来看，美国入侵多米尼加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很少，而且美国很快就从该国撤军。而在阿富汗，很多人丧失生命，苏联军队在阿富汗驻留的时间将近10年。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批评者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美国入侵巴拿马这两个事件加以比较。1989年12月，美国出兵巴拿马并推翻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独裁政权，伊拉克则在1990年8月，出兵科威特并推翻埃米尔政权。显然，美国和伊拉克都违背了不干涉原则，但两个事件的手段与后果是不一样的。美国在巴拿马扶植了一个由于诺列加的阻挠而未能宣誓就职的民选总统，没有打算兼并巴拿马。而伊拉克则试图兼并科威特，并且制造了很多流血事件。我作这样的分析并不是想判断巴拿马事件到底是完全正确的，还是完全错误的。读者在本书第六章中将会了解到，简单地运用不干涉原则和主权原则，经常会产生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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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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