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24138
1702924139
古典正义战争理论源于古罗马与基督教传统。西塞罗（Cicero）、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以及圣托马斯·阿查那（St. Thomas Aquinas）是其早期主要思想家。今天，正义战争理论具有广泛影响。该理论可能有很多种表述形式，但其最主要的内容有两个：走向战争的正当性（jus ad bellum）原则，界定道义上允许使用武力的条件；进行战争手段的正当性（jus in bello）原则，界定如何使用武力才符合道义。
1702924140
1702924141
走向战争的正当性之五个标准原则是：正当原因；正确动机；合法权威；最后手段；获胜机会。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有关这些原则的诠释一直在发生变化。比如，正当原因过去几乎只被限定为自卫，但是今天可能还包括反对干涉或者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一国君王曾经是无可置疑的合法权威，但是世界舆论日益要求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的批准。
1702924142
1702924143
进行战争手段的正当性之三个基本原则是：遵守战争法；坚持适当性；不伤害非战斗人员。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战争法规也在发生演进，今天对战争的限制比中世纪要多得多。现代军事技术使得在某些方面难以坚持适当性和保护平民的原则，这是因为现代武器的毁灭性比剑与矛的时代要大得多，但是现代精确制导武器以及先进的战场管理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现代战争的毁灭性。
1702924144
1702924145
我们不必赞同怀疑论者的观点，因为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确有一些发挥作用的空间。道义是个选择的问题，选择因生存环境的不同而不尽一样。危及生存的威胁越大，道义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雅典人声称：“真正值得称赞的人，就是那些虽然崇尚权力，但是很有正义感、不为形势所迫的人。”[21]不幸的是，雅典人后来在战争中没有牢记这一真知灼见。它告诉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情势是罕见的，国家安全和威胁的程度经常是不甚明确的。怀疑论者以道义不起作用为由规避道义选择问题。总而言之，正如一个格言所说的，人类既不能完全靠说教（word）而生，也不能仅仅依赖刀剑（sword）而活。
1702924146
1702924147
然而，并非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是怀疑论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认真对待道义问题，认为秩序至少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秩序，那么正义是很难或不可能实现的。道义征讨的行为甚至可能导致混乱。比如说，如果美国过于关心在世界各地传播民主或宣扬人权，那么这可能会导致混乱，从长远角度来看它所造成的弊大于利。现实主义神学家和公共事务评论员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道义和政治因素”同样重要。尼布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写道：“只有当我们意志坚定以及我们的道义目标与战略考虑相匹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得人类免于另一次灾难。”[22]
1702924148
1702924149
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国际秩序的确很重要，但这涉及秩序的程度以及如何平衡正义与秩序二者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开始关注正义问题之前，需要何种程度的秩序呢？例如，1990年苏联在波罗的海国家采取镇压行动并导致一些人丧生，当时有的美国人呼吁美国政府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这些美国人看来，美国应当在其对外政策中表达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念，甚至不惜导致不稳定的局势和军备控制谈判的破裂。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关注和平与人权固然不是小事，但控制核武器和达成一项裁减军备的条约要比这更重要。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政府继续同苏联进行军控谈判，但把它同提供经济援助以促使苏联尊重人权挂起钩来。在国际政治中，我们面对的问题常常不是在秩序和正义二者中选择一个，而是如何在特定形势下平衡各种政策选择。虽然现实主义者阐述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但是他们过于绝对了，认为秩序总是优先于正义。
1702924150
1702924151
国家道义主义者
1702924152
1702924153
国家道义主义者（state moralists）声称，国际政治的基础是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它有一些行为规则，但是国家不一定总是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则。在这些规则中，最重要的就是主权原则，它禁止国家跨越边界、干涉其他国家的管辖权。正如政治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说的，国界具有道义上的重要性，因为国家代表着所有个人的权利，这些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走到了一起。因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同尊重个人的权利是密不可分的。还有的人说得更明确，即尊重主权是维护秩序的最好方式。用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话来说就是：“好篱笆带来好邻居。”
1702924154
1702924155
在现实中，这些国家行为规则经常被违背。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过越南入侵柬埔寨、坦桑尼亚入侵乌干达、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伊拉克入侵伊朗和科威特、美国和英国入侵伊拉克、北约以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受虐待为由轰炸塞尔维亚等诸如此类的事件。确定何时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这一直以来都是个难题。1979年，美国以强烈的道德语言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苏联人则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例子进行回击，即美国在1965年向该国出动一支25000人的军队，阻止当地共产党夺取政权。美国干涉多米尼加的背后动机是防止在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一个敌视美国的政权，苏联干涉阿富汗的动机是防止在自己的身边出现一个敌视苏联的政权，两者是极其相似的。
1702924156
1702924157
为了发现两者之间的不同，我们就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动机上。从所使用的手段来看，美国入侵多米尼加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很少，而且美国很快就从该国撤军。而在阿富汗，很多人丧失生命，苏联军队在阿富汗驻留的时间将近10年。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批评者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美国入侵巴拿马这两个事件加以比较。1989年12月，美国出兵巴拿马并推翻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独裁政权，伊拉克则在1990年8月，出兵科威特并推翻埃米尔政权。显然，美国和伊拉克都违背了不干涉原则，但两个事件的手段与后果是不一样的。美国在巴拿马扶植了一个由于诺列加的阻挠而未能宣誓就职的民选总统，没有打算兼并巴拿马。而伊拉克则试图兼并科威特，并且制造了很多流血事件。我作这样的分析并不是想判断巴拿马事件到底是完全正确的，还是完全错误的。读者在本书第六章中将会了解到，简单地运用不干涉原则和主权原则，经常会产生一些问题。
1702924158
1702924159
干 涉
1702924160
1702924161
让我们想象一下1979年12月阿富汗的情景：
1702924162
1702924163
一位阿富汗共产党领导人掌权并努力对苏联保持一个更加独立的立场。这使得苏联领导人深感不安，因为苏联身边出现一个独立政权的事实可能在整个中亚（包括苏联的中亚地区）引起麻烦，而且可能开一个弱小的共产党邻国脱离苏联帝国的危险先例。让我们设想一下，统帅入侵军队的苏联将军在面对即将被处死的、背叛苏联的阿富汗领导人的时候，如何解释自己那些违背国际公认的主权与不干涉原则的行为。他会说：“就正当性而言，我们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并不会有什么异议。如果有些国家维持独立地位，那么这是因为它们很强大。假如我们不进攻它们，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害怕。因此，除了扩大我们的帝国之外，我们还要使你们臣服，以增强自己的安全感。你们作为一个比其他国家弱小的邻国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控制中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702924164
1702924165
这正是雅典人对米洛斯人说过的话，只不过有些小的改动！干涉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1702924166
1702924167
世界主义者
1702924168
1702924169
在政治理论家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这样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s）看来，国际政治不仅仅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社会，它还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世界主义者声称，我们所说的正义应当是指个人的正义。世界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者过于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他们如果把焦点放在有关分配性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即谁得到什么的问题上，那么就会注意到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状况。持续不断的、跨越国界的经济介入有时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比如，你是菲律宾的一位农民，你的孩子死于一种可以医治的疾病，因为当地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都到美国工作去了，对你来说这种外部的经济介入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1702924170
1702924171
世界主义者认为，国家边界并没有道义上的地位；如果我们从分配性正义的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只是在维护理当废除的不平等状况。现实主义者（他们当中包括道义怀疑论者与某些国家道义主义者）反驳说，世界主义者看问题的方法很可能导致极大的混乱，因而是很危险的。旨在从根本上重新改变分配状况的行为，极可能导致暴力冲突，因为人们都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财富。一些比较温和的世界主义者认为，人们通常有多种效忠的对象，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和国家，或许还有某些跨国性宗教组织和人类共同体的观念。大多数人都被那些有关生活在饥饿中的索马里儿童或者达尔富尔难民的画面所震动，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跨越国界的、某种程度的共同体观念，尽管这种观念很弱。我们毕竟都是人。
1702924172
1702924173
世界主义者提醒我们，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分配方面的问题，就这样的问题来说，道义不管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都起作用。我们可以制定一些政策，促进入类基本需求与人权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又不破坏世界秩序。在严重侵犯人权的个案中，世界主义者的观点已经被写进国际法，比如反对种族屠杀的国际公约。其结果是，决策者更加意识到道义问题。例如，克林顿总统曾经说过，他所犯的一个最严重错误就是没能阻止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后来，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直支持非洲维和部队在苏丹的达尔富尔省制止种族屠杀的暴力行为。
1702924174
1702924175
在上述三种分析国际道义的思路中，怀疑论者的观点，即秩序是正义的前提，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怀疑论者忽视了秩序与正义的权衡（trade-offs）问题。国家道义主义者看到了在国家组成的社会中存在着反对干涉的行为规则，从而揭示了维护秩序的制度途径，但是他们对于在什么情况下某些干涉行动是正当的这个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解答。最后，世界主义者把注意力放在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共同体的颇有深度的看法，但是这种思路有可能导致极大的混乱。绝大多数人试图找到一种综合的视角，上述各种论点的名称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权衡这些论点。
1702924176
1702924177
由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有所不同，因而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是较难发挥作用的。然而，不能因为原则的多样性而认为原则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在国际政治中运用道义原则呢？我们应该小心谨慎地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如果道义判断决定一切，那么道义观念会促使愤怒情绪的产生，进而导致过激的冒险行为。谨慎是一种美德，特别是当不谨慎行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时候，这一点尤其重要。不管怎么说，死人之间是没有道德问题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否认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每个人都必须审时度势，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权衡各种考虑。国际冲突中存在着永恒逻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进行道义选择，它只是告诉我们，在特定的环境中是很难抉择的。
1702924178
1702924179
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反映的道义问题与安全困境是很特殊的，但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我们在回顾国际关系发展历程的时候，会一再看到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怀疑论者与世界主义者、无政府的国家体系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我们也会不断碰到囚徒的困境和战争中的伦理难题。我们还会了解到，世界舞台中的行为体如何应对自己所面临的危机，而且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我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到，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些重要变量是修昔底德时代所不具有的。那时不仅没有核武器，也没有联合国、互联网、跨国公司和卡特尔。国际冲突的研究是一门把历史与理论结合起来的、不甚精确的学问。在我们运用理论和实例开辟前进道路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哪些是已经变化了的，哪些是依然如故的，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与现在，并且避开未来航程中的险滩。
1702924180
1702924181
后续阅读材料
1702924182
1702924183
1. Joel H. Rosenthal， ed.，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Reader， 3rd ed.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02924184
1702924185
2. David A. Welch， “Can We Think Systematically About Ethics and Statecraft？”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1994）， pp.23—37.
1702924186
1702924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