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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通常认为，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像库尔德人、泰米尔人这样的群体已经为此目标奋斗了很多年。如果一个国家内的绝大多数公民属于同一个民族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一些真正的民族国家。日本、朝鲜与韩国是很典型的例子，98.5%的日本居民属于大和民族（ethnic Japanese），而朝鲜民族和韩民族（ethnic Koreans）在朝鲜和韩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高。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具有族群上的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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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的民族群体经常主张自治（self-government）权或者自决（self-determination）权。自决是指自我决定自身政治命运的能力，这常常包括建立国家的主张。例如，魁北克分裂主义者主张民族自决权，目的在于从加拿大分离出来，建立一个国家。有的时候，主张民族自决的群体试图使自己居住的那块土地从母国分离出去，并且合并到其他国家之中。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生活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的德意志人就是这么做的。[2]主张自治权的群体或许也愿意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之中，但可能寻求更广泛的权利和特权，以关照自身的事务。比如，威尔士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只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威尔士人通过威尔士民族议会享有很高的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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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哲学理念，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在于，民族通常是杂居的，而且分布极为分散。很难划定边界，让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国家。即便可以做到这一点，反对重划已定边界的规范已经在20世纪产生，并且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一规范之所以产生，部分原因在于要应对一种局面，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些企图实现民族国家理想、有偏见、前后不一致以及不成功的行为导致了屠杀。假如是处在另外一个时代，库尔德人和泰米尔人可能会很幸运，他们要求自决的主张或许会得到大国的同情，甚至可能获得积极的政治支持。今天，国际共同体只愿意在下列情形下承认分裂行为，即种族清洗、暴政、国家以暴力方式解体，或者像捷克与斯洛伐克在1993年”和平分手”那样相互间达成协议（这样的情形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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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概念清晰，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人们在使用国家、民族以及民族国家这样的词汇时真正指的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些词经常是被混用的。世界上最著名的主权国家组织被称为联合国（United”Nations”），国家间的关系被称为国际（“international”）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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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一个群体并不能简单地划定地盘、竖起旗帜，把自己称为一个国家（尽管有一位失意的澳大利亚农民及其家人在1970年曾经这么做过）。[3]要想成为一个国家，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成为一个国家有点像成为一个俱乐部的成员，必须让现有成员接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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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其他国家是如何决定自己是否承认一个新的主权国家呢？并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清单，但是有5个问题影响着国家的决策。第一，是否存在一个实际上控制某一块领土的政府？第二，其他国家是否对这块领土提出要求？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一要求有多么坚决？第三，那些试图建立一个新国家的人是否在过去遭受压迫？第四，这些人是否认为自己的政府具有合法性？第五，承认一个新的国家具有主权是否会影响自身的主张与利益？尽管成立国家的理由是充分的，但那些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分裂主义局势的国家，通常不愿意承认新的国家，担心这会开一个先例和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得到广泛的承认，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那么新的国家就成为世界上国家共同体的一员，享有和承担国家的权利、特权以及义务。其政府在国际上被接受为其领土边界内居民的合法代表，并享有最髙权威。科索沃和巴勒斯坦是最近的两个试图成为主权国家的行为体，前者在2008年单方面宣布脱离塞尔维亚而独立，后者则在2011年努力争取国际承认。大多数观察家坚信，它们未来将成为联合国成员。索马里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虽然在1991年单方面宣布脱离索马里而独立，但是至今未被任何一个联合国成员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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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接纳为俱乐部的成员是获得国家地位的一个标志，但它并非一个完美的标志，有时会导致反常现象。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比如索马里、津巴布韦和阿富汗，虽然在国际上被承认为主权国家，但是并没有满足作为主权国家的最基本条件，即不存在一个在边界之内行使有效控制权的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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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行为体、权力以及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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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提到，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国家是否为世界政治中唯一重要行为体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分歧的。行为体（actor）指的是某个人或者团体，其决定和行为会影响国际政治。我们在笼统地谈论行为体的时候，不使用专有名词。我们只有在讨论某些特定行为体的时候，才使用专有名词。当然，从技术上说，只有人才能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当我们把”国家”视为一个行为体的时候，我们是在进行出于简约目的之抽象思维。比如，我们常常听到或者读到一种说法，即德国在1939年侵略波兰。事实上，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德国人进攻波兰人。这种把国家人格化的做法是司空见惯的。然而，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因为我们在把国家或者其他团体（如跨国公司或者非政府组织）加以人格化的时候，它可能促使我们错误地假定，这些行为体属于具有自我利益、思想以及意志的单一行为体（unitary actor）。我们常常只有在注意到国家内部的分歧、争论、（有时甚至是）斗争之后，才可以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中看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够迅速达成结束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协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各自国家军方出乎意料的、粗心大意的以及有时缺乏协调的行为感到害怕，军方的这些行为可能把两个超级大国拖入一场核战争之中。这正是国家的代理人（即军人、外交官以及官僚，他们只根据上级的指示行为）不合时宜地以行为体的角色行事的情势。当然，并非所有的行为体都是人格化了的集合体，个人也可以是国际行为体。奥萨玛·本·拉登就是一个国际行为体，博诺（Bono）也是，当然我们不可将他们置于同一个道德评判范畴。甚至电影演员也可以是国际行为体。[4]例如，米娅·法罗（Mia Farrow）曾经试图影响中国对苏丹达尔富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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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比现实主义者更倾向于相信，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教会、移民社群、跨国犯罪网络、毒品卡特尔、恐怖主义集团、慈善基金会、明星以及其他类型的行为体，其行为可以对国际政治产生真实的影响。但是，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其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除了”失败”国家（诸如索马里、津巴布韦以及阿富汗）[5]之外，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大体上都有能力控制人员、商品以及货币的跨界流动。虽然没有国家可以施加绝对的控制，但是可以进行有效的控制。第二，国家通常是唯一拥有大规模武装力量的行为体。尽管其他行为体也可以小规模地使用暴力，但只有国家具有大规模使用武力的能力。当然，在失败国家或者陷于内战的国家中，次国家行为体有时也拥有这种能力。第三，只有国家拥有大量地征收和使用税收的权力。黑手党收取保护费以及毒品卡特尔借非法产业敛财，其规模不可与国家征税同日而语，而且属于违法勾当。第四，只有国家可以颁布和执行法律。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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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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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战争结束之后，在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两个阵营僵持对峙的局面。这种两极状态导致灵活性的丧失和不安全感的增强。一个国家同盟以一个极权的陆权国家为中心，另外一个国家同盟则以一个具有扩张性商业和文化以及海上优势的民主国家为中心。每一方都担心另一方在即将来临的冲突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然是发生在一个弱小国家内部且对同盟关系影响甚微的冲突，使得两个国家同盟的危机感增强，从而引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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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体现在何种战争中呢？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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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个原因表明，与其他行为体相比，国家拥有更多的权力（power）。权力是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中另外一个基本概念。然而，权力和爱情一样，比较容易被感受到，但是很难被界定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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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更确切地说，它是影响他人和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的之能力。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把权力界定为让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然而，我们要想根据别人行为的变化来衡量权力大小，就必须了解他们的偏好。否则的话，我们就可能如同狐狸一样，以为自己把兔子布里尔（Rabbit Br’er）扔到灌木丛里受了伤，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力。我们通常很难事先知晓如果我们自己不作为，别的国家或人民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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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析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根据行为界定权力的方法是很有用的，因为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可以花费很多时间来反复思考过去的事情。而对务实的政治家和领导人来说，他们可用的时间或许就太少了。由于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通常与该国所掌握的特定资源是分不开的，所以政治领导人一般是从国家所掌握的资源这个角度来界定权力的。这些资源包括：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队以及政治稳定等。与根据行为界定权力的方法相比，这种界定权力的方法使得权力看上去更具体，更容易被衡量，更能够被预见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指的是一国在国际政治纸牌游戏中拥有多少张好牌。纸牌游戏的一个基本规则是，如果对手亮出的牌是你手中的牌所无法匹敌的，那么你就应该赶快认输。如果知道自己打不贏，那么就别挑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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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些战争往往是由最终战败的国家所挑起的。这表明，政治领导人有时会冒险或者犯错误。1941年的日本或1990年的伊拉克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国际政治游戏中，对手常常不把手中的牌全部亮出来。这就好像在纸牌游戏中的玩牌技巧，比如虚张声势和欺骗，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即使对手没有欺诈的行为，国家在选择最佳资源以应对某个特定情势的时候也会犯错误。例如，法国和英国在1940年时所拥有的坦克数量要比希特勒多，但是德国的军队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先进的军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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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资源的角度思考权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权力的转换（power conversion）这一基本问题。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善于把手中的资源转换成实际的影响力，这就好比纸牌高手往往能够以弱胜强。权力转换是指把潜在权力（用资源来衡量）变成实际权力（用别国行为的改变来衡量）的能力。为了准确地预测结果，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一国所拥有的权力资源，而且也要知道该国转换权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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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什么样的资源是最好的权力基础。坦克在沼泽地中不太管用，铀在19世纪算不上一种权力资源。在历史上的较早时期，人们比较容易判断权力资源。例如，在18世纪欧洲的农业经济体中，人口是个重要的权力资源，因为它是税收和征召步兵的基础。法国在人口数量上居西欧之首。因此，在拿破仑战争（1799—1815）结束后，普鲁士在维也纳和会（1815）上向胜利国提出了一个详尽的普鲁士复兴计划，以维持欧洲的均势。该计划列出了普鲁士在1805年以后所失去的领土和人口，并且提出要收复这些领土与人口。在前民族主义（prenationalist）时代里，以下事实并不重要，即那些地方的很多人都不讲德语，也不把自己当作普鲁士人。然而，经过半个世纪，民族主义已经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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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另外一个环境变化，就是工业和铁路系统越来越重要，这使国家可以快速进行动员。在19世纪60年代，奥托·冯·俾斯麦（Chancellor Otto von Bismarck）担任首相时期的德国首先利用铁路运送军队，并且很快就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俄国的人口虽然总是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多，但是动员起来却很难。俄国于20世纪初在其西部建立了铁路系统，这成为1914年德国担心俄国力量增长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铁路遍及欧洲大陆，这也使得英国不能只关注海上的权力。没过多长时间，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的确有必要在欧洲投放一支军队，以防止另一个大国主宰这片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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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产生了极其深远和重大的影响。自从1945年核时代开启以来，先进的科学与技术一直是特别重要的权力资源。然而，核武器的毁灭性是如此之大和可怕，以至于核力量难以被灵活地加以使用。核战争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在很多情况中，使用武力是不合适的，或者说其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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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些国家被禁止直接使用武力，军事力量仍然会扮演着重要的幕后角色。例如，美国可以向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以抵制外来威胁，或者美国军队能够确保重要能源（比如波斯湾的石油）的供应不受到威胁，这意味着别国提供军事保护力量，也可以在讨价还价的情势中发挥作用。有时这种联系（linkage）可能是很直接的，而在更多的时候，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七章中会看到的那样，它是存在于政治家头脑中的、没有公开表述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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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他国改变行为，是一种直接地或强制性地使用权力的方法。这样的硬权力（hard power）既可以依靠奖励（胡萝卜），也可以依赖威胁（大棒）。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软的”或间接的使用权力的方式。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其他国家愿意效仿自己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而在世界政治中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和吸引他人，其重要性不亚于在特定情势下改变他国的行为。这种形式的权力，即让别人追求你想要的东西，可以叫做吸引力或者软权力（soft power）行为。软权力所依赖的资源包括思想的影响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影响别人偏好的能力。身为父母的人都知道，假如父母能够影响孩子的信念和喜好，那么父母对孩子的权力比仅仅依赖严格管制的方式要大得多、持久得多。同样地，政治领导人和建构主义理论家早就知道，决定议事日程和辩论框架也可以产生权力。确立偏好的能力总是同无形的权力资源密不可分的，这些无形的权力资源包括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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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权力并非一定比硬权力更具有效力或者更符合道德，扭曲思想不一定比扭断胳膊强。道义判断依赖于使用权力的目的。例如，在那些发起2001年恐怖袭击的追随者眼中，奥萨马·本·拉登拥有软权力。软权力也并不是只和自由主义理论有关联，而同现实主义理论无关系。像肯尼思·华尔兹那样的新现实主义者属于物质主义者（materialists），不关心理念的作用。他们为了追求简约，把现实主义理论变得平淡无味。实际上，古典现实主义者，如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汉斯·摩根索，从来都把理念当作权力的一种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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