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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内层次上的原因和德国的国内政治有关。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费希尔(Fritz Fischer)及其追随者们声称,德国的社会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在费希尔看来,德国追求世界霸权的行为,就是德国精英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德国社会内部融合程度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的一种举动。他指出,统治德国的势力是一个由土地贵族和一些工业大资本家组成的国内联盟,这个联盟被称为”裸麦和钢铁的联盟”。这个统治集团不进行国内改革,而是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采取冒险行动,以竞技场代替面包。他们把扩张主义当作社会民主的一种替代品。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不足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在1890年以后对国际体系施加压力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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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国内层次的解释,就是关注1914年夏天的危机不稳定局势。所有国家的军事领导人都有”迷信进攻”的观念,偏好快速动员和部署战略,包括快速调动侧翼军队或者大规模地发动正面突破进攻。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当时的主流军事技术不利于进攻,但是欧洲领导人并不这样认为。(我们可以在个人层次上解释这个现象,即将军们常常期望下一场战争就像上一场战争一样,而欧洲最近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即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就成为一个可以被随心解读的事件。)当1914年7月危机爆发之后,领袖们就面临着首先发动进攻的极大压力。当然,这样的解释无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欧洲处于一个火药桶上面。然而,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巴尔干的火星很快形成熊熊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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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一个分析层次即个人的作用又如何呢?平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领袖们的特征。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1830—1916)是一个疲惫的老人,受康拉德将军以及表里不一的外交大臣康特·利奥波德·冯·伯克托尔德伯爵(Count Leopold von Berchtold)的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萨拉热窝被刺杀的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他作为未来的皇帝,可能会是一个制约战争的力量。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贵族,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抵制国内的改革。他由无能的外交和国防大臣所辅佐,而且深受其多病和神经质的妻子的影响。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1859—1941),但他有很强的自卑感,是个脾气暴躁和意志薄弱的人,特别感情用事。他使得德国推行一个缺乏技巧或者前后不一的冒险政策。正如政治学家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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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并不想要战争,只是在真正危急形势的压力下,他不相信自己的感觉而固执己见。在危急时刻,皇帝陛下会痛苦地意识到,他决不能把自己的军队带进战场。他很清楚自己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他那些充满火药味的黩武演说,只是想让其他国家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即他是个弗雷德里克大帝或者拿破仑式的人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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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阿谀奉承的德国外交官从大多数大国首都发回的报告都带有很浓厚的玫瑰色彩,主要是为了讨好自己在外交部的那些有报复心的顶头上司们。这也不能帮助德皇做出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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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特性确实起作用。领导人的某些个人因素,特别是德皇的个人因素,是导致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体系、社会和个人原因之间的关系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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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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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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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情势有好几个原因,而且每个原因都是充分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样一个情势是过于确定的(overdetermined)。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过于确定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是不可避免的?答案是否定的。一直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爆发的时候,这场战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此后的4年大残杀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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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根据时间上的远近,来区分三种类型的原因。最远的是深层原因(deep causes),其次是中层原因(intermediate causes),最近的原因是突发原因(precipitating causes)。我们用房间里的灯光来进行类比:突发原因是你按了开关,中层原因是有人给房子拉了电线,深层原因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dison)发明了输送电力的方法。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烧火来进行类比:木头是深层原因,干柴和纸张是中层原因,划火柴是突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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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深层原因是均势结构的变迁和国内政治体系某些方面的变化。特别重要的因素包括德国力量的崛起,两极力量体系的出现,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导致的两个衰落帝国的死亡,还有德国政治。中层原因包括德国的政策、和平自满情绪的增长以及领导人的个人特性。突发原因是弗兰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的恐怖主义者刺杀,及其在严重的危机不稳定局势中得以迅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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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历史事件看上去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确可以说,假如没有那次暗杀事件,其他某个突发事件也会发生。有的人说,突发事件就好比公共汽车,每隔10分钟一辆。因此,发生在萨拉热窝的那个特别的事件并没有那么重要,某个突发事件或许迟早都要发生。这样的观点可以用历史研究中的反事实推理方法来加以检验。我们仔细探讨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提出”如果……那么……“和”要是……应该……“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没有发生萨拉热窝暗杀事件,那么结果会怎么样?要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掌权,应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的问题。由于深层和中层原因,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可能性很大并不等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再用火来做比喻,木头和干柴可能放在一个地方很长时间了,但一直都没有被点燃。如果在某个人拿来火柴之前下了场雨,那么即使发生了萨拉热窝事件,也不会燃起大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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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在1914年并没有发生萨拉热窝事件,而且一直到1916年都没有发生危机,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一种可能是,俄国力量的增长会使德国不敢无所顾忌地支持奥匈帝国。在1914年,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将军和外交大臣哥特利波·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这两位德国领导人在促使战争爆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坚信德国与俄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很清楚,两线作战会出问题,德国应该先把一方击垮,然后再同另一方交战。俄国虽然国土较大,但是技术上很落后,而且交通系统也不发达,所以应该被列为第二次打击的目标。德国应当首先西进,击败法国。在西线获胜之后,德国才可以东进,来打击俄国。实际上,这就是”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见图3.3),即德国总参谋部的战争计划,它要求借道比利时(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对法国发动闪电式的攻击,迅速击败法国,然后把矛头转向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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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这一计划的实施被推迟到1916年,它或许就不能获得成功,因为那时候俄国已经用法国的钱建设好自己的铁路系统了。在19世纪90年代,俄国人需要用2到3个月的时间把军队集结到德国战线,这样一来,德国就有足够的时间先把法国击败。到1910年的时候,俄国运送军队的时间缩短到18天,德国的战争策划者们知道,德国所拥有的时间已经没有那么宽裕了。到1916年的时候,德国大概就根本没有时间先西进、后东进了,这样一来,它可能因此放弃两线作战的战略。一些德国领导人认为,从发动战争的时机看,1914年比1915年好。所以,他们想利用危机,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并获得战场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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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1914年没有发生暗杀事件和出现危机,那么可能直到1916年战争都不会爆发,这样一来,德国人就可能被威慑住,不敢冒险发动两线战争。他们在决定给奥匈帝国一张空头支票之前,一定比1914年时要谨慎得多。他们或许会放弃施利芬计划.只把注意力放在东线的战争上,或许会同英国人达成共识,改变战争中进攻有利的观念。总而言之,如果再有两年的时间,俄国实力的变化就可能防止战争的爆发;假如这个期间没有发生战争,德国的工业实力会继续得到增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估计,如果没有发生战争,那么德国很可能获得对欧洲的主导权,因为德国的实力可能强大到法国和英国无法遏制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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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欧洲能再享有两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也可以用反事实推理法来假定英国内部的事态发展。历史学家乔治·丹杰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在《自由英国的离奇死亡》一书中,叙述了英国的内部动荡。自由党主张英国放弃爱尔兰,而保守党人,特别是来自北爱尔兰的保守党人则极力反对英国放弃爱尔兰。在英国军队中也可能发生叛乱。如果阿尔斯特叛乱(Ulster Revolt)继续发展下去,那么英国很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从而不能和法国、俄国结成同盟。的确,如果再有两年的和平时间,那么可能出现很多重大的历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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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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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组根据反事实推理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战争能否爆发,而是战争的类型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毫无疑问,德国的政策让其邻国感到恐惧,而且德国后来也担心自己被三国协约所包围。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到底爆发一种什么类型的战争呢?不一定爆发我们后来所知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有可能发生另外四种类型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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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年多前,英国囯王乔治五世在波茨坦参加一个婚礼的时候同其表兄德皇威廉二世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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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仅仅是局部战争。德皇最初只希望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重演,在那场危机中,德国人支持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因此使俄国人在巴尔干遭受失败。德皇在1914年7月5日许诺全力支持奥匈帝国,然后他就度假去了。德皇度完假回来以后,发现奥地利人已经填了那张他给的空头支票,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德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采取措施努力避免战争的升级,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封威廉致尼克的电报。假如德皇的努力获得成功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1914年8月发生的冲突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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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可能是一条战线的战争。在俄国进行军事动员的时候,德国也采取相应的行动。德皇询问冯·毛奇将军,他是否可以只限于准备东线的战争。冯·毛奇回答说,只准备东线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改变集结军队和运输给养的计划会给后勤造成严重的问题。他告诉德皇,如果改变军事计划,那么德军将变成乌合之众。然而,在战争结束之后,负责德军铁路运输的冯·斯塔伯(von Staab)承认,德国完全可能顺利地调整军队集结计划。如果德皇知道这一点,并且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后来所发生的战争就很可能是一条战线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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