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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可能是没有英国参加的两条战线的战争，即德国和奥匈帝国对法国和俄国的战争。如果英国不介入，那么德国很可能获胜。假如德国不入侵比利时，英国真有可能不介入战争，尽管德国侵略比利时并不是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例如，在爱德华·格雷和外交部看来，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存在德国控制欧洲大陆的危险。但是，英国是个民主国家，内阁中的自由党人士发生了分裂。左翼自由党人反对战争，但是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后，主战的自由党人说服了反战的自由党人，从而弥合了英国内阁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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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可能是没有美国参加的战争。假如美国不在1917年介入战争和改变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德国很可能在1918年初就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美国介入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德国发动了针对协约国和美国的潜艇战。德国还有一个拙劣的举动，即德国政府发送过一封电报，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齐默尔曼电报”（Zimmerman telegram），它指示德国驻墨西哥使馆试探墨西哥政府是否愿意与德国结盟。美国把这些截获的指示视为敌对的行为。上述这些因素促使美国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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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大战前夕的错误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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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上述反事实推理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战争可能不会在1914年爆发；其二，爆发了的战争不一定是历经4年的大残杀，那场战争摧毁了作为全球均势中心的欧洲。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件，而不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件。人类的选择是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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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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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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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事件越来越迫近，选择的余地就越来越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然而，领导人所面对的选择漏斗有可能变大，选择的余地也有可能增多（见图3.4）。假如我们从1898年开始考察，并且提出当时欧洲最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战争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法英战争，这两个国家那时正由于在一个非洲殖民地问题上的争端而怒目相视。但是，在英法于1904年建立起协约关系之后，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似乎已经变得很小。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使得爆发一场同德国的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然而，一些有意思的事件在1910年发生了。德国首相贝斯曼·霍尔威格（Bethmann Hollweg）极力改善德英关系，英国也暗示德国，如果德国限制其海军，英国愿意在任何一场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与此同时，英国和俄国以及英国和法国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重新激化，三国协约似乎有可能因此瓦解或者受到削弱。换句话说，到1910年，选择的漏斗又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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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日益变窄的选择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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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漏斗由于1911年发生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又变小了。当法国出兵帮助摩洛哥苏丹之后，德国要求在法属刚果获得补偿，而且派遣一艘炮舰开往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英国则准备出动其舰队。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进行反战游说活动，德皇也让步了。然而，这些事态的发展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激起了人们对德国动机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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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以及奥匈帝国的危机为1914年的战争搭建了舞台，有关国家还是在1912年再次采取措施，努力促进局势的缓和。英国政府派霍尔丹（Haldane）勋爵去柏林，英德两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而且很显然，英国当时已经在海军军备竞赛中贏得了胜利。所以，漏斗或许还能再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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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英国派出4艘巨型战舰访问德国的基尔港，在人们看来，英德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如果英国已经认定战争很快就要发生的话，那么英国最不该做的事就是让4艘自己的主力战舰驶人敌人的港口。英国显然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战争会很快爆发。实际上，英国和德国的水兵是于6月28日一起在基尔码头行走的时候，听到了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在一个叫萨拉热窝的遥远的地方刺杀奥地利大公的消息。历史上常常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们再一次看到，“可能”不等于”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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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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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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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某些教训吗？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历史教训。类比可能起误导的作用，人们制造了很多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神话。比如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偶然发生的战争。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偶然的，因为奥匈帝国是有意发动战争的。如果战争迟早都要发生，那么德国宁愿这场战争在1914年而不是在1914年以后爆发。人们对这场战争所持续的时间和残酷程度的估计是有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战争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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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这场战争是由欧洲的军备竞赛所引起的。但是，到1912年的时候，海军军备竞赛已经结束，英国取得了胜利。虽然欧洲各国陆军实力的增长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但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军备竞赛所引发的观点是过于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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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个方面，战争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事态发展之后爆发的，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其中的一个教训是，我们不仅要关注均势体系的结构或者权力分布，也要关注均势体系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者提出了现实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重要论点。体系是否和缓（moderation）取决于过程，单靠权力分布是不能确保体系稳定的。另外一个有益的教训是，我们必须防止产生对和平的自满情绪，或者那种认为下一场危机是上一场危机的翻版的观念：人们认为1914年的战争只是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的重演，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普法战争的重演。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保持一支在危机中可以起稳定作用的军队是很重要的，不可认为我们要么必须使用军队，要么就不需要军队。铁路的时间表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它使得政治领导人较难获得很多的时间用来采取外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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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同于1914年的世界：其一，核武器使得大规模战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其二，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今天的战争意识，或者赞成战争的观念，要比过去弱小得多。在1914年时，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进一步支持了这种宿命论的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们应该欢迎战争，因为战争就像暴风雨一样，可以净化空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人们的情绪的确就是这样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危机中的世界》一书中十分清楚地论述了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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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情绪。由于未能从物质繁荣中获得满足感，各国转而热衷于国内或国际争端。民族情绪随着宗教影响的衰落而极度高涨，几乎每一个地方都燃起了熊熊的（即使被掩盖着的）大火。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渴望受苦。的确，每个地方的男人们（men）都急于冒险。[11]他们冒了险并遭到失败，这就是1914年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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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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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ordon Marte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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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lliam Mulligan，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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