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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性问题使得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以威慑手段抵制针对自己国家的威胁；二是把威慑范围扩大到保护自己的盟友。比如，美国不能使用核威慑来阻止苏联入侵阿富汗，但是它在40年的冷战中明确表示，如果苏联侵略西欧的北约国家，那么美国将使用核武器。因此，在判断核武器在扩大威慑范围和防止战争中的作用大小时，我们有必要考察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的重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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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以回答这些有关核武器作用的问题吗？肯定不能，但是它能给我们一些帮助。在1945年到1949年期间，美国垄断了核武器，但是没有使用核武器。因此，甚至在相互进行核威慑的局面产生之前，就已经有某些自我约束的行为了。其中部分原因包括：核武器数量很少；对这些新式武器缺乏认识；美国担心苏联会使用其庞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占领整个欧洲。到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苏联都拥有核武器，而且美国领导人在几次危机中曾经考虑过使用核武器。朝鲜战争的时候，核武器没有被使用，1954年和1958年在中国共产党集结军队和威胁进攻国民党所控制的台湾时，核武器也没有被使用。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出于某些考虑，不同意使用核武器。在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搞不清楚投掷核武器能否阻止中国人介入战争，而且美国也担心苏联的反应。这场冲突一直存在着升级的危险，而且苏联人可能使用核武器来支持其中国盟友。因此，尽管美国在核武器的数量上享有优势地位，但还是存在着战争范围扩大、不仅限于同朝鲜和中国交战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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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伦理和公众舆论也起了作用。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估计，如果核武器被加以使用，那么将会导致很大数量的人员丧生，所以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就没有付诸实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被问及有关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时，回答道：“我们不应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再次使用那些可怕的东西对付亚洲人。我的上帝!”[12]尽管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比苏联拥有更多的核武器，但一些因素促使美国人决定不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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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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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2年10月中旬的时候，冷战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得严峻起来。古巴这个曾经一直是美国事实上殖民地的国家，最近加入了苏联的营垒。在9 月底的时候，美国报纸开始报道苏联向古巴运送武器的消息。约翰· F.肯尼迪告诉美国公众，据他所知，这些都是防御性武器，不是进攻性武器。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曾经向他作过这样的保证。肯尼迪表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那么最为严重的问题将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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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星期二，在上午将近9点的时候，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c Bundy）把照片送到总统的卧室里，这些照片表明，“最为严重的问题”已经出现了。这些照片是由U-2侦察机在高空拍摄到的，表明苏联在古巴修建了针对美国本土城市的核导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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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迪看来，美国不能容忍这些导弹的出现。而且这也证明赫鲁晓夫欺骗了他。在此后的13天里，肯尼迪和他的幕僚讨论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他们十分清楚，可能发生的一个后果将是核战争，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肯尼迪政府中的文职防务专家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到害怕的、有关美国人口易于遭受打击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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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和菲利普·泽利科夫（Philip Zelikow）：《肯尼迪录音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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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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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导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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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有关核威慑的重要个案。这场持续了13天的危机是由赫鲁晓夫企图把核武器偷偷运进古巴的行为所引起的，它或许是核时代最接近于导致核战争的一个事件。如果一个纯粹的局外人或者”一位来自火星的人”来考察这个事件，那么他一定会看到，美国在核武器方面拥有巨大优势。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苏联当时仅有少量可以打到美国的战略导弹。[14]假如肯尼迪总统认为赫鲁晓夫走的这步棋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他不下令对当时大多尚处于建设之中的、相对比较脆弱的、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呢？答案就在于，肯尼迪不愿冒风险，担心只要有1—2枚苏联导弹漏网，就会向一座美国城市发射。此外，随着危机的发展，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意识到，他们实际上难以控制本国军队的危险行为，双方军队都处于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开战的状态。他们如果了解一些当时并不知晓的内情的话，那么会感到更害怕。[15]在危机接近最高点的时候·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极为恐惧的心理。他写道：“我们各自抓住一根绳子的一端，在这根绳子的中间有一个我们所系的战争之结，我们两人拽得越紧，这个结也就越死。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这个绳结被系得很死，以至于系绳的人无力解开，只能把结砍断。这意味着什么，就不需要我向您解释了，因为您本人十分清楚我们两国军队所拥有的可怕力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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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之后，一群哈佛大学学者与曾经参加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委员会的美国官员与一道举行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共开了6次，与会者后来包括苏联人和古巴人。与会者们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和苏联到底愿意冒多大的风险？这取决于各方判断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随着危机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谨慎。他当时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爆发核战争的几率大概是五十分之一（尽管他在20世纪90年代获知苏联当时已经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后认为爆发核战争的几率更大）。肯尼迪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迪龙（Douglas Dillon）则认为，爆发战争的几率基本上为零。在他看来，危机不会发展到爆发核战争，因此美国应该对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冒更大的风险，而不应该像麦克纳马拉所主张的那样小心谨慎。肯尼迪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也认为，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他批评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苏联让步太多。他指出，美国应该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下台。泰勒将军说道：“我确信我们在军事力量上占上风，我对最后的结局一点也不感到担心。”[17]可是，肯尼迪总统十分担心危机失控，他极其小心谨慎，甚至谨慎到让他的某些幕僚不喜欢的程度。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一小点的核威慑具有很大的作用。这被称为有限威慑或存在性威慑（finite or existential deterrence）。无疑，这样的核威慑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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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能把危机的结局只归结于核威慑的作用。公众普遍认为，美国贏了。但是，有关美国到底贏了多少以及为什么贏了这样的问题是难以有确切答案的。至少有三种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结局的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比苏联多，所以苏联退缩了。第二种观点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危机中所具有的利害关系的大小程度不一样。古巴是美国的后院，而对苏联人来说只是在遥远的地方下的一个赌注。第三种观点声称，古巴靠近美国意味着，美国人可以比较容易地调动占绝对优势的常规军事力量。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入侵古巴的可能性也起了作用。苏联人背着心理包袱，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拥有更大的利害关系，而且可以随时动用常规军事力量，这使得美国的威胁比苏联的威胁更具有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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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尽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古巴导弹危机的赢家——因为赫鲁晓夫公开同意撤走导弹——这场危机实际上是妥协的产物。美国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具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动用武力，轰炸古巴的导弹基地；第二个选择是封锁古巴，迫使苏联撤走导弹；第三个选择是收买苏联，即通过提出某种交易，比如美国从土耳其撤走自己的导弹，让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很长时间以来，有关当事人很少提起收买苏联的解决方案，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美国悄悄地向苏联许诺自己将从土耳其撤走其已经该退役的导弹。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核威慑在这场危机中是起了作用的，在约翰·肯尼迪的脑子里，有关核武器方面的问题的确很重要。另一方面，核武器的数量并没有那么重要。核武器的数量对比并不是那么重要，少量核武器就极具破坏力的事实所导致的恐惧心理，比起核武器的数量对比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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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和赫鲁晓夫1961年在维也纳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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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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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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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冷战的紧张程度相对来说有所缓解，似乎美国和苏联在踉踉跄跄地走到悬崖边和往下看一眼后，赶紧缩回去了。1963年，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热线联系，核大国签署了一项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军备控制条约，肯尼迪宣布美国要扩大与苏联的贸易，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有所缓解。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主要关注于越南战争，也在军备控制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人们又开始担心爆发核战争。在1980年至1985年间的”小冷战”时期，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停顿了下来，美苏双方使用激烈的言辞相互进行攻击，军费开支和核武器的数量有所增加。罗纳德·里根总统在谈论进行和打贏核战争问题时，反战团体则要求首先冻结和最终销毁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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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核威慑符合道义吗？“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正义战争理论认为，道义判断需要符合特定条件。自卫通常被视为正义的事业，但是自卫战争的手段与后果也同样重要。从手段来说，必须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从结果来说，目标和手段要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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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战争有可能符合正义战争理论吗？从技术上说，是可能的。小当量的核武器，比如核炮弹和深水炸弹，可能被用来攻击雷达系统、潜水艇、海面船只或者很深的地下指挥掩体。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可以把战斗人员同非战斗人员分开，相对地限制核武器的影响范围。假如战争到此为止了，那么核战争并不违反正义战争的理论。但是，到底战争会就此停止还是会升级呢？升级的危险是很大的，值得冒可能导致上亿人死亡、甚至是地球毁灭的风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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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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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2年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必须阅读芭芭拉·塔奇曼所著的《8月的枪声》。这本书写的是欧洲国家如何无意地介入战争之中。作者在这本书的开头引用了俾斯麦的一句话在巴尔干国家中发生的某些讨厌的、愚蠢的事情”会点燃下一场战火。然后她叙述自从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正是这些很小的、本身并不重要的事件，导致了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军事冲突。在战争爆发前夕，有关国家领导人不断努力阻止冲突的发生，但是这些事件还是把他们拖入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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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总统提醒我们注意两位德国首相关于那场战争起源的一个对话。 一位问道：“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呢？“他的继任者回答说，“哦，要是我知道就好了。“肯尼迪以这种方式来强调判断失误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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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掉进灾难的深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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