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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富尔冲突是保护的责任（R2P）较早遇到的一个严峻挑战，其结果并不太令人感到鼓舞。自从2003年爆发冲突以来，可能已经有45万平民在苏丹西部这个省的族群冲突中丧生（各种死亡人数估计差别很大，苏丹政府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2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被阿拉伯民兵组织（Janjaweed militia）杀害的，该组织得到苏丹政府的支持，尽管苏丹政府不承认这一点。迄今为止，美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主张把达尔富尔冲突定性为种族灭绝行为的国家，其他国家则不愿意这么做，担心因此承担采取行动的义务。国际共同体采取的唯一有力的反应措施，就是派遣一支非洲联盟维和部队，但该部队在人数、武器装备、训练以及指挥上都很弱，也没有得到保护平民的授权。与人们普遍的认识不同，保护的责任（R2P）只是把军事干涉当作最后的手段，但是批评者声称，如果连达尔富尔冲突都不能让国际社会采取果断的行动，那么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冲突会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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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对利比亚内战进行的国际干涉更令人鼓舞，利比亚内战之所以爆发，是由于人民对卡扎菲（Muammar Gaddafi）专制政权不满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反对卡扎菲政权的人控制了该国东部的大部分地方以及西部的钱袋子，迫使卡扎菲政权发动进攻。卡扎菲政权凭借无法挑战的空中优势力量、强大的装甲部队，对反对派展开进攻并且不放过支持反对派的平民，预示着一场血腥大屠杀就要到来。正在这个时候，联合国安理会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果断与团结，它通过了1973号决议，以保护平民的目的在利比亚设立一个禁飞区。这是保护的责任（R2P）原则首次得到果断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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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号决议是否意味着国际共同体的态度发生重大的转变，愿意给予保护的责任（R2P）以强力支持？这还有待观察。该决议虽然把空中战斗任务视为合法的外国军事干涉行动，而且这些干涉行动成功地击溃了卡扎菲的空军，但是禁止向利比亚派遣外国地面部队。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利比亚的干涉行动属于一种折中的措施。也有人认为，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通过1973号决议并不意味着保护的责任（R2P）获得那么大的支持，而主要是因为某些成员国（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担心，假如它们不同意建立禁飞区的话，那么更严重的流血冲突会导致要求采取更严厉的干涉措施，包括派遣地面部队，而它们既不会轻易地批准这样的外国军事干涉行动，也不愿意为阻止这样的干涉行动而行使否决权。俄罗斯和中国后来的确表达了对于”使命偏离”（mission creep）的忧虑，担心使用对地攻击的战斗机打击装甲部队、后勤补给设施、指挥与控制中心、甚至卡扎菲的住所，认为它们超出了设立禁飞区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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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中的规范变迁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且也不会是直线发展的。下一次再发生残暴的极权统治政权伤害其国民的暴力事件时，国际共同体可能会无所作为。然而，利比亚内战至少表明，我们不能再说保护的责任（R2P）原则只是”保护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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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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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n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pp.8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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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areth J. Evan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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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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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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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世界上武装冲突的水平是很难被加以衡量的，但是有几个重要因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相比国际冲突，国内冲突一直是导致死亡、破坏以及流离失所的更重要原因。在冷战时期，国内冲突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而国际冲突的发生频率与激烈程度实际上略有下降。如果我们只看冷战后时期，那么我们会发现，国内冲突大大衰减，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比国际冲突严重得多的问题，后者实际上略有上升，但是水平很低。乔治·梅森大学全球政策中心所属的系统和平中心（The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使用”战争强度综合指数”来反映这些趋势，见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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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战争强度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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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系统和平中心，http：www.systemicpeace.org/confli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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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曾经提出，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变得”过时了”。[10]假如这意味着我们越来越难以想象成本—收益计算会为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提供依据，那么米勒所言或许是对的。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国家，要么是发达国家，要么是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前者特别希望维持一个拥有很多冲突管理手段的、和平的、井然有序的国际秩序，而后者则急于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应有地位。然而，历史表明，战争有时会由于那些难以用传统的成本—收益计算方法来解释的原因而爆发。偶然事件、错误认知以及疏忽大意行为，常常都会引发战争。历史还表明，国家有时介入战争，并非完全出于工具理性方面的考虑，而是由于对象征性东西和理想的强烈追求，或者出于其他无形的考虑。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为世界已经比较好地解决国家间战争问题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不可声称国家间战争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了，特别是因为当今一些拥有强大核武库的国家与其邻国存在着严重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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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的战争并非到处都可能发生。很多人可能认为，在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和平群岛”或安全共同体中，国家间的战争就基本上不可能发生。这些地方包括：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美以及澳大利亚。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脆弱不堪、支离破碎或者深陷国内暴力之中，国家间的战争几乎并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各个”热点”地区爆发战争的危险很严重，那些充分武装、长期争执的国家相互对峙，国际危机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由于某些尚不完全清楚的原因，这些热点分布于亚洲南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带，包括伊朗、克什米尔、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朝鲜半岛，但中东是一个最为复杂、历史最长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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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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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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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饱受战乱之苦的中东或许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地区冲突舞台。它特别符合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即便如此，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在该地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原因导致中东冲突频繁发生？民族主义、宗教和均势政治各自提供了部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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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8年的伊朗—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伊拉克入侵比自己大的邻国呢？一个原因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的统治。国王统治下的伊朗声称对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整个水道拥有控制权。但是在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国王统治之后，伊朗处于纷争之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借此时机发动进攻。而且，革命后的伊朗给伊拉克国内制造了难题。伊拉克穆斯林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萨达姆·侯赛因是世俗的国家元首。伊朗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鼓动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起来反对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侯赛因杀死了很多伊拉克什叶派领袖，使得这种跨越国界的宗教煽动行为遭到了失败。然而，伊拉克也犯了判断上的错误。虽然伊朗人不属于阿拉伯人，但在靠近伊拉克的伊朗领土上生活着很多讲阿拉伯语的人，他们在伊朗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伊拉克人认为，生活在伊朗的讲阿拉伯语的人会以对待解放者的态度欢迎伊拉克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伊拉克的进攻促使伊朗人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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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误判之后，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战事，而不是萨达姆·侯赛因所期望的一场时间很短和对伊拉克有利的战争。伊拉克人很想脱身，但伊朗人紧紧抱住伊拉克人不放。伊朗遭受了伊拉克的攻击，它不愿意让伊拉克人想走就走。伊朗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宣称，只要萨达姆·侯赛因不下台，伊朗就不会停战。在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事件。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和约旦，支持伊拉克反对伊朗，因为它们更害怕伊朗的革命政权。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叙利亚是个世俗和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伊拉克，但是它却出于均势的考虑，站在伊朗的一边。叙利亚担心毗邻的伊拉克增强自己的力量，而不那么担心离自己较远的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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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国家也表明了立场。美国担心伊朗力量的增强，所以向伊拉克提供秘密援助。尽管伊朗原教旨主义者号召消灭以色列，以色列还是暗地里把美国造的武器运往伊朗。以色列这样做是出于均势的考虑。以色列对伊朗和伊拉克都很担心，但是伊拉克是一个离得较近的威胁源，根据”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个原则，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援助。因此，这场战争是由错误的判断而引发的，战争的根源在于宗教、民族主义因素以及个人野心，均势的考虑进一步促使它成为一场很难解决的、持续将近十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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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如何引起战争的呢？民族主义不只是一个描述性（descriptive）的词，它也是一个规定性（prescriptive）的词。如果一个词既具描述性，又具规定性，那么它就会成为政治词汇，被应用于权力斗争之中。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中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源泉。因此，声称自己属于一个民族的主张，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如果一个群体可以让其他人承认它是一个民族，那么它就可以要求获得民族的权力，并以此反对自己的敌人。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国家成功地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认定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主义（racism）。阿拉伯国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剥夺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合法性。种族主义者是一个很不好的名称，而民族主义者则基本上是一个好的称谓。宣称以色列人不是一个民族，实际上就是把言词当作武器来加以使用，以剥夺其合法性和削弱其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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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宗教可以是民族认同的一个基础。而且毫无疑问，宗教基础可以使得不属于该宗教的少数人更难以分享这种民族认同。以色列境内穆斯林所处的地位比犹太人要低，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教徒所处的地位比穆斯林要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用宗教来声称自己属于一个民族的群体就是种族主义者。联合国大会最后在1991年通过第二次投票，废除了上述那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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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时候，民族主义并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民族主义主张在今天显得如此重要呢？建构主义者指出，人类的效忠目标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在国家层次之上，有的在国家层次之下，而且这些效忠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正常的生活模式被破坏之后，人们的效忠目标就会发生变化。民族的理念往往产生于正常生活模式受到极大破坏、处于文化边缘地带以及认同不明确的那部分人的头脑中。他们在自己的正常生活模式被破坏之后，便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民族主义主张通常首先是由知识分子和宗教集团提出来的，例如19世纪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破坏农村社会的传统生活模式与效忠目标，他们所表述的有关新的认同的想法，渐渐地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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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民众形成新的认同的动力，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革命所推动的。中产阶级的兴起破坏了传统的政治与社会模式，新兴的政治集团希望法兰西不再是国王统治下的国家，而是民族的国家、全体人民的国家。从外部的情况来看，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模式，促使德意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产生了民族主义情绪。到19世纪中叶，同一个民族应该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种观念最后导致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所看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俾斯麦是一个保守派人士，他并没有极力把讲德语的人都统一到一起，只是统一了那些普鲁士国王能够控制得了的德意志人。然而，他也利用民族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模式是颇为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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