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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殖民帝国,而且在此后30年里,非殖民化运动成为亚洲和非洲的主导潮流。宗主国的社会已经受到战争的削弱,殖民地的精英们开始运用民族主义观念来反对正在摇摇欲坠的欧洲帝国。19世纪典型的国家是以语言和种族为基础的,如果这种模式还运用于后殖民地世界,那么它将导致在非洲和亚洲许多地方出现无数个微型国家。然而,后殖民时代的精英主张国家拥有缔造民族的权力,反对与此相反的19世纪模式。当地领导人声称,他们需要利用殖民主义者所建立的国家机器,如财政机构、警察和公务员,把那些较小的部落群体塑造成为一个民族。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即民族缔造国家和国家缔造民族,同样都可以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找到理论依据,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政治词汇,可以被当作工具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认同是社会建构的。(即便是在法国这个似乎为”民族缔造国家”的个案中,国家也利用教育和警察,使布里塔尼这样的落后地区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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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的浪漫时代里,那些”泛”运动之间的差别被成功地掩盖了起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泛斯拉夫主义在欧洲兴起,它声称所有讲斯拉夫语的人具有一样的认同。在当代,中东有泛阿拉伯主义,非洲有泛非主义。早期反对异族统治的人宣称,由于殖民地人民都遭受外来殖民者的压迫,所以他们应该组成泛非或者泛阿拉伯民族。然而,他们在获得解放或者摆脱殖民主义统治之后,开始面临建立政权这个实际问题,并且发现政权运转需要财政机构、警察和公务员这些手段。而且这些手段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泛”的基础,而是根据殖民主义者人为划定的边界。所以,随着浪漫主义情感的消退,以国家为基础的认同开始取代以”泛”运动为基础的认同。尽管如此,“泛”运动的浪漫主义情感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依然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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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阿拉伯主义在中东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在中东曾经出现过奇特的情势:某些国家突然宣布组成一个国家联盟,比如埃及和叙利亚在1958年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或者利比亚和摩洛哥这两个差别极大的国家在1989年[*]宣布成立国家联盟。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国家的力量在与泛民族主义运动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这是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它还远没有完结。在大部分后殖民国家中,由于经济变革和现代通讯手段的出现,正常的生活模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政治领导人极力控制这种后殖民时代的不满情绪。一些人借用民族主义的感召力,另一些人借用泛阿拉伯主义的感召力,还有一些人借用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感召力。它们一起导致了中东地区的冲突。该地区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受失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人转向了原教旨主义和基地组织所推动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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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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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结果是,在两个声称具有不同的民族认同和争夺一块弹丸之地的群体之间发生了8次战争。以色列声称,早在《圣经》问世的时代,那块地方就属于犹太人,它后来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才为罗马人所占据。以色列人还援引在现代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事情,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了《贝尔福宣言》,即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信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罗思柴尔德勋爵(Lord Rothschild),表示英国将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而努力。以色列人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希特勒的大屠杀表明,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是十分必要的。1948年,犹太定居者同意接受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的解决方案,但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反对这么做。联合国承认了新建立的犹太人国家,但是以色列人不得不为了阻止阿拉伯人的联合攻击、维护国家的生存而斗争。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国的存在是有历史依据的,也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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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则反驳说,他们也在这个地区生活了好几个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贝尔福宣言》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区90%的居民是阿拉伯人。直到1932年的时候,仍然有80%的当地居民是阿拉伯人。他们宣称,英国没有权利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来向犹太人做出承诺。阿拉伯人进一步指出,大屠杀的确是历史上一个大污点,但犯下这个罪行的是欧洲人。为什么阿拉伯人要为此付出代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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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走向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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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且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促使这个目标得以实现。英国政府十分清楚,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使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群体的公民权益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亦不应损害在任何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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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福宣言》,1917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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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观点看上去都有道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今日巴勒斯坦的那块地方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那时的奥斯曼帝国同德国结盟。奥斯曼帝国在战败之后便瓦解了,其阿拉伯领土成为国际联盟的托管地。法国托管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把自己托管的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那块地方称为”巴勒斯坦”,把其托管的约旦河以东的地方称为”外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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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很少,但在30年代,随着希特勒上台和欧洲反犹太主义势力的增长,犹太移民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36年的时候,40%的巴勒斯坦居民是犹太人,而且犹太移民导致阿拉伯居民发起暴动。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建议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1939年5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英国需要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以对抗德国,所以英国向阿拉伯人许诺,它会限制犹太人移民。但是,英国的限制措施在战争结束之后很难实施。由于大屠杀,许多欧洲人支持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计划,而且大量犹太人悄悄地移居巴勒斯坦。除此之外,一些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采取了恐怖主义行动,反对当地的英国统治者。与此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印度的非殖民化(1947年英国宣布这个政策,1948年5月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大大衰落,它于是把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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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联合国建议巴勒斯坦分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如阿拉伯人当初接受了联合国的分治计划,那么他们的处境会更好一些,然而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这个计划,这导致在当地爆发了战争。1948年5月,以色列国宣布建国,其阿拉伯邻居发动进攻,企图阻止巴勒斯坦分治。第一次阿以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8个月。尽管阿拉伯人在人数上超过以色列人,占有40比1的优势,但他们的组织性很差,而且相互之间不团结。在实现停火和经过联合国的调停之后,约旦控制了被称为西岸的那个地区,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绝大部分处于以色列人的控制之中,以色列控制的领土面积大大超过其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所能得到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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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致使大量巴勒斯坦人沦落为难民,这让阿拉伯人产生了耻辱感,并且促使阿拉伯人普遍抵制有关永久和平的方案。阿拉伯人不愿意接受战争的结局,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他们相信时间站在自己的一边。阿拉伯领导人极力煽动泛阿拉伯主义情感,并且坚信阿拉伯人将在下一次战争中消灭以色列。事实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1951年被刺杀,就是因为他当时努力与以色列单独签订一项和平条约。这使得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更加难以达成和平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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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阿以战争发生于1956年。1952年,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和其他一些青年军官推翻了埃及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的统治并夺取政权。他们很快从苏联获得了军火,并且试图控制苏伊士运河——一条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商业运输通道。埃及派遣游击队对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骚扰性的攻击。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英国和法国不满纳赛尔在运河问题上的立场,并且担心他主宰中东,因而伙同以色列进攻埃及。然而,美国拒绝帮助英国,联合国通过决议以及派遣维和部队把冲突双方军队隔开,从而促使双方停火。但是双方并没有签署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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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阿以战争,也就是1967年的”六天战争”,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导致了今日的主要领土问题,它是今日中东问题的核心。纳赛尔和巴勒斯坦人继续用游击队的攻击行动来骚扰以色列人,而且埃及还关闭了蒂朗海峡,切断以色列通往红海的航线。纳赛尔并没有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但他看到叙利亚和以色列即将开战后,认为这正是埃及介入战争的好时机。于是,纳赛尔请求联合国从埃及边境撤走维和部队。以色列看到纳赛尔正在准备战争,便决定先发制人。以色列摧毁了埃及地面上的战斗机,紧接着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约旦的西岸地区(见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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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1967年以前和1967年以后的以色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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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国在这个时候开始介入,迫使交战双方同意停火。1967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所占领的领土上撤退,换取中东实现和平和以色列获得承认。但是第242号决议有意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语言。该决议的某些语种的文本没有提”所有的领土”,而只是提”领土”,这意味着某些领土可以不必归还。在决议中,有关巴勒斯坦人地位的表述也是模棱两可的,巴勒斯坦人不被视为一个民族,而是被当作难民。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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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阿以战争,即消耗战,其重要性较小。在1969年到1970年间,纳赛尔得到苏联的帮助,策划了一些横渡苏伊士运河以及其他的骚扰行动。这些行动引发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一系列空战。最后,空战逐渐陷入一个僵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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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阿以战争就是1973年10月的斋月战争(Yom Kippur War)。纳赛尔去世后,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继任埃及总统,萨达特认识到埃及无法消灭以色列。萨达特认为,在采取旨在实现和平的和解行动之前,应该取得某种心理上的胜利。所以,他决定埃及军队越过运河,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但是不收复整个西奈半岛。萨达特同叙利亚人合谋,发动了一次颇为成功的突然袭击。在战争的初期,埃及人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以色列人后来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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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国再次介入,呼吁双方停火。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飞赴莫斯科,然而以色列军队就在这个时候包围了埃及的军队。苏联人感到受骗了,于是在苏联南部集结军队,并且致信美国政府,建议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出兵干涉。美国以宣布其核力量进入紧急戒备状态相回应,我们现在知道,美国的这个举动让苏联感到困惑。不管怎么说,苏联放弃了共同出兵的主张。以色列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也有所让步,给埃及军队留了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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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有关各方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美国同以色列达成了以军撤出部分领土的协议。联合国观察员也进驻西奈和戈兰高地。但是,这场战争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却姗姗来迟,萨达特在1977年访问以色列,宣布埃及准备与以色列单独媾和。1978年和1979年,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之下,埃及和以色列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且达成了协议。根据《戴维营协定》,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双方就西岸实现自治进行对话。该协定意味着埃及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脱离了反对以色列的同盟,埃及的民族主义在与泛阿拉伯主义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萨达特瓦解了泛阿拉伯同盟,但是他在几年之后遭到反对其政策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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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阿以战争是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最初的时候,黎巴嫩处于基督徒和阿拉伯穆斯林两种力量微妙的平衡状态之中。该国的穆斯林又分裂为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这三种势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基地设在黎巴嫩,黎巴嫩的基督徒也分裂为很多派系。黎巴嫩这个真正多样化、多元化的国家曾经被认为是中东的一个安宁的天堂。但是,这个国家后来四分五裂,陷入内战之中,给外来干涉提供了机会。叙利亚军队进驻黎巴嫩的北部,以色列则在1978年入侵黎巴嫩南部,占领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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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决定进一步采取行动。他首先宣称,以色列军队要进入黎巴嫩领土25英里以内的地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但实际上以军挺进的距离要远得多,而且还围困贝鲁特长达10个星期。以军对贝鲁特的围困,迫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出贝鲁特,黎巴嫩基督教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同以色列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然而,杰马耶勒很快遭到暗杀,这项和约也流产了,黎巴嫩再次陷入混乱之中。1985年,以色列从所占领的大部分黎巴嫩领土上撤退,但仍然占据其南部的一个缓冲地带,最后于2000年从这里撤退。但在2007年,以色列和黎巴嫩政治与准军事组织真主党(得到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再次于黎巴嫩交火,这也是第七次中东战争。2008年,以色列进攻另外一个巴勒斯坦人组织,即激进组织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第八次中东战争在加沙地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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