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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且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促使这个目标得以实现。英国政府十分清楚，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使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群体的公民权益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亦不应损害在任何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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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福宣言》，1917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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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观点看上去都有道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今日巴勒斯坦的那块地方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那时的奥斯曼帝国同德国结盟。奥斯曼帝国在战败之后便瓦解了，其阿拉伯领土成为国际联盟的托管地。法国托管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把自己托管的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那块地方称为”巴勒斯坦”，把其托管的约旦河以东的地方称为”外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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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很少，但在30年代，随着希特勒上台和欧洲反犹太主义势力的增长，犹太移民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36年的时候，40%的巴勒斯坦居民是犹太人，而且犹太移民导致阿拉伯居民发起暴动。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建议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1939年5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英国需要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以对抗德国，所以英国向阿拉伯人许诺，它会限制犹太人移民。但是，英国的限制措施在战争结束之后很难实施。由于大屠杀，许多欧洲人支持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计划，而且大量犹太人悄悄地移居巴勒斯坦。除此之外，一些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采取了恐怖主义行动，反对当地的英国统治者。与此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印度的非殖民化（1947年英国宣布这个政策，1948年5月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大大衰落，它于是把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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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联合国建议巴勒斯坦分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如阿拉伯人当初接受了联合国的分治计划，那么他们的处境会更好一些，然而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这个计划，这导致在当地爆发了战争。1948年5月，以色列国宣布建国，其阿拉伯邻居发动进攻，企图阻止巴勒斯坦分治。第一次阿以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8个月。尽管阿拉伯人在人数上超过以色列人，占有40比1的优势，但他们的组织性很差，而且相互之间不团结。在实现停火和经过联合国的调停之后，约旦控制了被称为西岸的那个地区，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绝大部分处于以色列人的控制之中，以色列控制的领土面积大大超过其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所能得到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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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致使大量巴勒斯坦人沦落为难民，这让阿拉伯人产生了耻辱感，并且促使阿拉伯人普遍抵制有关永久和平的方案。阿拉伯人不愿意接受战争的结局，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他们相信时间站在自己的一边。阿拉伯领导人极力煽动泛阿拉伯主义情感，并且坚信阿拉伯人将在下一次战争中消灭以色列。事实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1951年被刺杀，就是因为他当时努力与以色列单独签订一项和平条约。这使得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更加难以达成和平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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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阿以战争发生于1956年。1952年，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和其他一些青年军官推翻了埃及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的统治并夺取政权。他们很快从苏联获得了军火，并且试图控制苏伊士运河——一条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商业运输通道。埃及派遣游击队对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骚扰性的攻击。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英国和法国不满纳赛尔在运河问题上的立场，并且担心他主宰中东，因而伙同以色列进攻埃及。然而，美国拒绝帮助英国，联合国通过决议以及派遣维和部队把冲突双方军队隔开，从而促使双方停火。但是双方并没有签署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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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阿以战争，也就是1967年的”六天战争”，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导致了今日的主要领土问题，它是今日中东问题的核心。纳赛尔和巴勒斯坦人继续用游击队的攻击行动来骚扰以色列人，而且埃及还关闭了蒂朗海峡，切断以色列通往红海的航线。纳赛尔并没有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但他看到叙利亚和以色列即将开战后，认为这正是埃及介入战争的好时机。于是，纳赛尔请求联合国从埃及边境撤走维和部队。以色列看到纳赛尔正在准备战争，便决定先发制人。以色列摧毁了埃及地面上的战斗机，紧接着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约旦的西岸地区（见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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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1967年以前和1967年以后的以色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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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国在这个时候开始介入，迫使交战双方同意停火。1967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所占领的领土上撤退，换取中东实现和平和以色列获得承认。但是第242号决议有意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语言。该决议的某些语种的文本没有提”所有的领土”，而只是提”领土”，这意味着某些领土可以不必归还。在决议中，有关巴勒斯坦人地位的表述也是模棱两可的，巴勒斯坦人不被视为一个民族，而是被当作难民。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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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阿以战争，即消耗战，其重要性较小。在1969年到1970年间，纳赛尔得到苏联的帮助，策划了一些横渡苏伊士运河以及其他的骚扰行动。这些行动引发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一系列空战。最后，空战逐渐陷入一个僵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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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阿以战争就是1973年10月的斋月战争（Yom Kippur War）。纳赛尔去世后，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继任埃及总统，萨达特认识到埃及无法消灭以色列。萨达特认为，在采取旨在实现和平的和解行动之前，应该取得某种心理上的胜利。所以，他决定埃及军队越过运河，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但是不收复整个西奈半岛。萨达特同叙利亚人合谋，发动了一次颇为成功的突然袭击。在战争的初期，埃及人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以色列人后来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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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国再次介入，呼吁双方停火。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飞赴莫斯科，然而以色列军队就在这个时候包围了埃及的军队。苏联人感到受骗了，于是在苏联南部集结军队，并且致信美国政府，建议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出兵干涉。美国以宣布其核力量进入紧急戒备状态相回应，我们现在知道，美国的这个举动让苏联感到困惑。不管怎么说，苏联放弃了共同出兵的主张。以色列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也有所让步，给埃及军队留了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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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有关各方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美国同以色列达成了以军撤出部分领土的协议。联合国观察员也进驻西奈和戈兰高地。但是，这场战争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却姗姗来迟，萨达特在1977年访问以色列，宣布埃及准备与以色列单独媾和。1978年和1979年，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之下，埃及和以色列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且达成了协议。根据《戴维营协定》，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双方就西岸实现自治进行对话。该协定意味着埃及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脱离了反对以色列的同盟，埃及的民族主义在与泛阿拉伯主义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萨达特瓦解了泛阿拉伯同盟，但是他在几年之后遭到反对其政策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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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阿以战争是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最初的时候，黎巴嫩处于基督徒和阿拉伯穆斯林两种力量微妙的平衡状态之中。该国的穆斯林又分裂为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这三种势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基地设在黎巴嫩，黎巴嫩的基督徒也分裂为很多派系。黎巴嫩这个真正多样化、多元化的国家曾经被认为是中东的一个安宁的天堂。但是，这个国家后来四分五裂，陷入内战之中，给外来干涉提供了机会。叙利亚军队进驻黎巴嫩的北部，以色列则在1978年入侵黎巴嫩南部，占领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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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决定进一步采取行动。他首先宣称，以色列军队要进入黎巴嫩领土25英里以内的地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但实际上以军挺进的距离要远得多，而且还围困贝鲁特长达10个星期。以军对贝鲁特的围困，迫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出贝鲁特，黎巴嫩基督教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同以色列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然而，杰马耶勒很快遭到暗杀，这项和约也流产了，黎巴嫩再次陷入混乱之中。1985年，以色列从所占领的大部分黎巴嫩领土上撤退，但仍然占据其南部的一个缓冲地带，最后于2000年从这里撤退。但在2007年，以色列和黎巴嫩政治与准军事组织真主党（得到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再次于黎巴嫩交火，这也是第七次中东战争。2008年，以色列进攻另外一个巴勒斯坦人组织，即激进组织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第八次中东战争在加沙地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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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最近的暴力冲突历史表明，族群、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根源如何使得地区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和难以解决。双方的强硬派人士使对方态度更加强硬。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能很快地提出和平的倡议，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这样反过来又增强了以色列那些反对同阿拉伯人媾和的强硬派在国内的地位。极端主义者实际上结成了一个跨国同盟，它使得那些试图达成妥协方案的温和派人士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萨达特在1973年和1977年冒险采取了行动，但最后把自己的性命给断送了。十多年之后，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也因为冒险采取和平行动而被犹太宗教极端分子所暗杀。在这样一个极端的世界中，双方很难相互信任和进行合作，尤其是在争夺私有物品（比如领土）的冲突之中，双方更难相互信任和进行合作，因为你可能还记得，私有物品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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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极冷战时期，中东的战争持续时很短，其部分原因在于超级大国所起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每个超级大国都支持自己的盟友。另一方面，超级大国在看到自己可能被盟友拖向核战争边缘的时候，又把各自的盟友拉了回来。也就是说，停火的压力是来自外部的。1956年，美国通过联合国施加了停火的压力；1967年，美国和苏联利用热线达成了停火的安排；1973年，美国和苏联介入冲突；1982年，美国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退。虽然在很多事件中，冷战加剧了地区冲突，但是冷战也给地区冲突设置了一个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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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以冲突呈现出我们在全球层面上所观察到的冲突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从国际冲突到国内冲突的转移，从常规军事冲突到非常规冲突（叛乱与反叛乱）的转移。以色列武装部队与邻国军队之间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争，是发生在将近30年前。然而，真正的和平一直没有来到该地区。单单是在过去10年里，就已经有超过8000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由于发生在以色列以及被占领领土上的政治暴力行动而丧失生命（见图6.5），它是从2003年以来在伊拉克丧生的美国人数量的两倍。由于以色列国防军（IDF）在组织和火力上占据优势地位，所以丧生的巴勒斯坦人多于丧生的以色列人，但双方其实都很脆弱。在不对称冲突中，较弱的一方经常采取非常规的伤害对方的手段，巴勒斯坦人的确常常使用诸如自杀式爆炸这样的手段，特别是在第二次起义（the Second Intifada）中，他们常常这么做。从2000年到2007年，超过500人（大多是以色列平民）死于140起自杀性攻击。2002年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年头，有220人死于55起自杀性攻击，这促使以色列开始修建一个物理屏障，以防止攻击者从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区进入以色列以及被占领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这个屏障通常被以色列人称为”安全篱笆”，而巴勒斯坦人则经常说它是”隔离墙”，它有效地阻止自杀性攻击，但是也给那些来往于两边（因为居住或工作）的巴勒斯坦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不仅如此，该屏障由于其走向同1949年的停火线或者”绿线”（这被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以色列合法的边界线）不完全一致而饱受争议：这个屏障把大约12%的西岸地区划到了以色列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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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丧生人数（2011年9月29日一201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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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以色列人权组织 B’Tselem，http：//old. btselem. org/statistics/Casualties. 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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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以冲突之所以如此棘手，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它属于一个争夺私有物品（即领土）的冲突。主权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拥有领土则是主权国家的一个核心特征。尽管一些国家（以及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如哈马斯）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承认以色列的，以色列也是联合国成员国之一。然而，巴勒斯坦迄今还不是联合国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阿以之间的持久和平只能有赖于”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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