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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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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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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世界上武装冲突的水平是很难被加以衡量的，但是有几个重要因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相比国际冲突，国内冲突一直是导致死亡、破坏以及流离失所的更重要原因。在冷战时期，国内冲突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而国际冲突的发生频率与激烈程度实际上略有下降。如果我们只看冷战后时期，那么我们会发现，国内冲突大大衰减，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比国际冲突严重得多的问题，后者实际上略有上升，但是水平很低。乔治·梅森大学全球政策中心所属的系统和平中心（The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使用”战争强度综合指数”来反映这些趋势，见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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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战争强度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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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系统和平中心，http：www.systemicpeace.org/confli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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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曾经提出，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变得”过时了”。[10]假如这意味着我们越来越难以想象成本—收益计算会为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提供依据，那么米勒所言或许是对的。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国家，要么是发达国家，要么是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前者特别希望维持一个拥有很多冲突管理手段的、和平的、井然有序的国际秩序，而后者则急于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应有地位。然而，历史表明，战争有时会由于那些难以用传统的成本—收益计算方法来解释的原因而爆发。偶然事件、错误认知以及疏忽大意行为，常常都会引发战争。历史还表明，国家有时介入战争，并非完全出于工具理性方面的考虑，而是由于对象征性东西和理想的强烈追求，或者出于其他无形的考虑。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为世界已经比较好地解决国家间战争问题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不可声称国家间战争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了，特别是因为当今一些拥有强大核武库的国家与其邻国存在着严重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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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的战争并非到处都可能发生。很多人可能认为，在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和平群岛”或安全共同体中，国家间的战争就基本上不可能发生。这些地方包括：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美以及澳大利亚。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脆弱不堪、支离破碎或者深陷国内暴力之中，国家间的战争几乎并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各个”热点”地区爆发战争的危险很严重，那些充分武装、长期争执的国家相互对峙，国际危机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由于某些尚不完全清楚的原因，这些热点分布于亚洲南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带，包括伊朗、克什米尔、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朝鲜半岛，但中东是一个最为复杂、历史最长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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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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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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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饱受战乱之苦的中东或许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地区冲突舞台。它特别符合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即便如此，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在该地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原因导致中东冲突频繁发生？民族主义、宗教和均势政治各自提供了部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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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8年的伊朗—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伊拉克入侵比自己大的邻国呢？一个原因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的统治。国王统治下的伊朗声称对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整个水道拥有控制权。但是在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国王统治之后，伊朗处于纷争之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借此时机发动进攻。而且，革命后的伊朗给伊拉克国内制造了难题。伊拉克穆斯林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萨达姆·侯赛因是世俗的国家元首。伊朗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鼓动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起来反对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侯赛因杀死了很多伊拉克什叶派领袖，使得这种跨越国界的宗教煽动行为遭到了失败。然而，伊拉克也犯了判断上的错误。虽然伊朗人不属于阿拉伯人，但在靠近伊拉克的伊朗领土上生活着很多讲阿拉伯语的人，他们在伊朗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伊拉克人认为，生活在伊朗的讲阿拉伯语的人会以对待解放者的态度欢迎伊拉克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伊拉克的进攻促使伊朗人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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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误判之后，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战事，而不是萨达姆·侯赛因所期望的一场时间很短和对伊拉克有利的战争。伊拉克人很想脱身，但伊朗人紧紧抱住伊拉克人不放。伊朗遭受了伊拉克的攻击，它不愿意让伊拉克人想走就走。伊朗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宣称，只要萨达姆·侯赛因不下台，伊朗就不会停战。在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事件。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和约旦，支持伊拉克反对伊朗，因为它们更害怕伊朗的革命政权。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叙利亚是个世俗和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伊拉克，但是它却出于均势的考虑，站在伊朗的一边。叙利亚担心毗邻的伊拉克增强自己的力量，而不那么担心离自己较远的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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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国家也表明了立场。美国担心伊朗力量的增强，所以向伊拉克提供秘密援助。尽管伊朗原教旨主义者号召消灭以色列，以色列还是暗地里把美国造的武器运往伊朗。以色列这样做是出于均势的考虑。以色列对伊朗和伊拉克都很担心，但是伊拉克是一个离得较近的威胁源，根据”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个原则，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援助。因此，这场战争是由错误的判断而引发的，战争的根源在于宗教、民族主义因素以及个人野心，均势的考虑进一步促使它成为一场很难解决的、持续将近十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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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如何引起战争的呢？民族主义不只是一个描述性（descriptive）的词，它也是一个规定性（prescriptive）的词。如果一个词既具描述性，又具规定性，那么它就会成为政治词汇，被应用于权力斗争之中。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中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源泉。因此，声称自己属于一个民族的主张，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如果一个群体可以让其他人承认它是一个民族，那么它就可以要求获得民族的权力，并以此反对自己的敌人。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国家成功地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认定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主义（racism）。阿拉伯国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剥夺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合法性。种族主义者是一个很不好的名称，而民族主义者则基本上是一个好的称谓。宣称以色列人不是一个民族，实际上就是把言词当作武器来加以使用，以剥夺其合法性和削弱其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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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宗教可以是民族认同的一个基础。而且毫无疑问，宗教基础可以使得不属于该宗教的少数人更难以分享这种民族认同。以色列境内穆斯林所处的地位比犹太人要低，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教徒所处的地位比穆斯林要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用宗教来声称自己属于一个民族的群体就是种族主义者。联合国大会最后在1991年通过第二次投票，废除了上述那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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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时候，民族主义并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民族主义主张在今天显得如此重要呢？建构主义者指出，人类的效忠目标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在国家层次之上，有的在国家层次之下，而且这些效忠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正常的生活模式被破坏之后，人们的效忠目标就会发生变化。民族的理念往往产生于正常生活模式受到极大破坏、处于文化边缘地带以及认同不明确的那部分人的头脑中。他们在自己的正常生活模式被破坏之后，便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民族主义主张通常首先是由知识分子和宗教集团提出来的，例如19世纪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破坏农村社会的传统生活模式与效忠目标，他们所表述的有关新的认同的想法，渐渐地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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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民众形成新的认同的动力，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革命所推动的。中产阶级的兴起破坏了传统的政治与社会模式，新兴的政治集团希望法兰西不再是国王统治下的国家，而是民族的国家、全体人民的国家。从外部的情况来看，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模式，促使德意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产生了民族主义情绪。到19世纪中叶，同一个民族应该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种观念最后导致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所看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俾斯麦是一个保守派人士，他并没有极力把讲德语的人都统一到一起，只是统一了那些普鲁士国王能够控制得了的德意志人。然而，他也利用民族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模式是颇为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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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殖民帝国，而且在此后30年里，非殖民化运动成为亚洲和非洲的主导潮流。宗主国的社会已经受到战争的削弱，殖民地的精英们开始运用民族主义观念来反对正在摇摇欲坠的欧洲帝国。19世纪典型的国家是以语言和种族为基础的，如果这种模式还运用于后殖民地世界，那么它将导致在非洲和亚洲许多地方出现无数个微型国家。然而，后殖民时代的精英主张国家拥有缔造民族的权力，反对与此相反的19世纪模式。当地领导人声称，他们需要利用殖民主义者所建立的国家机器，如财政机构、警察和公务员，把那些较小的部落群体塑造成为一个民族。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即民族缔造国家和国家缔造民族，同样都可以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找到理论依据，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政治词汇，可以被当作工具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认同是社会建构的。（即便是在法国这个似乎为”民族缔造国家”的个案中，国家也利用教育和警察，使布里塔尼这样的落后地区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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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的浪漫时代里，那些”泛”运动之间的差别被成功地掩盖了起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泛斯拉夫主义在欧洲兴起，它声称所有讲斯拉夫语的人具有一样的认同。在当代，中东有泛阿拉伯主义，非洲有泛非主义。早期反对异族统治的人宣称，由于殖民地人民都遭受外来殖民者的压迫，所以他们应该组成泛非或者泛阿拉伯民族。然而，他们在获得解放或者摆脱殖民主义统治之后，开始面临建立政权这个实际问题，并且发现政权运转需要财政机构、警察和公务员这些手段。而且这些手段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泛”的基础，而是根据殖民主义者人为划定的边界。所以，随着浪漫主义情感的消退，以国家为基础的认同开始取代以”泛”运动为基础的认同。尽管如此，“泛”运动的浪漫主义情感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依然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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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阿拉伯主义在中东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在中东曾经出现过奇特的情势：某些国家突然宣布组成一个国家联盟，比如埃及和叙利亚在1958年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或者利比亚和摩洛哥这两个差别极大的国家在1989年[*]宣布成立国家联盟。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国家的力量在与泛民族主义运动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这是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它还远没有完结。在大部分后殖民国家中，由于经济变革和现代通讯手段的出现，正常的生活模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政治领导人极力控制这种后殖民时代的不满情绪。一些人借用民族主义的感召力，另一些人借用泛阿拉伯主义的感召力，还有一些人借用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感召力。它们一起导致了中东地区的冲突。该地区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受失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人转向了原教旨主义和基地组织所推动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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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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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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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结果是，在两个声称具有不同的民族认同和争夺一块弹丸之地的群体之间发生了8次战争。以色列声称，早在《圣经》问世的时代，那块地方就属于犹太人，它后来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才为罗马人所占据。以色列人还援引在现代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事情，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了《贝尔福宣言》，即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信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罗思柴尔德勋爵（Lord Rothschild），表示英国将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而努力。以色列人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希特勒的大屠杀表明，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是十分必要的。1948年，犹太定居者同意接受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的解决方案，但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反对这么做。联合国承认了新建立的犹太人国家，但是以色列人不得不为了阻止阿拉伯人的联合攻击、维护国家的生存而斗争。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国的存在是有历史依据的，也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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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则反驳说，他们也在这个地区生活了好几个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贝尔福宣言》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区90%的居民是阿拉伯人。直到1932年的时候，仍然有80%的当地居民是阿拉伯人。他们宣称，英国没有权利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来向犹太人做出承诺。阿拉伯人进一步指出，大屠杀的确是历史上一个大污点，但犯下这个罪行的是欧洲人。为什么阿拉伯人要为此付出代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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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走向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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