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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由主义分析家错误地认为,随着世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合作将取代竞争。他们的理由是,相互依存导致共同获益,共同获益又鼓励相互合作。这样的说法有道理,但是经济相互依存也可能被当作一种武器来使用,比如利用贸易制裁来对付塞尔维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在某些情况下,经济相互依存的确比武力更好使用,因为它的分级更精妙,由此产生的成本也比较低。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国家较少关心从相互依存中获得绝对收益,较多关心对手是否获得更多的收益并对自己构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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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分析家确信,传统的世界政治总是属于零和的范畴。但是这种对过去的解释会使人误入歧途。传统的国际政治可以是正和的,这取决于行为体的动机。例如,俾斯麦或希特勒在德国掌权的结果同他们不掌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方极力扩张势力,正如希特勒的所作所为,那么肯定会出现零和的政治局面——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但是,如果所有各方都希望稳定,那么就可能在均势中出现共同获益的局面。反过来说,新的经济相互依存政治既包含竞争性的零和内容,也包含合作性的正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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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互依存政治中,国内事务和对外事务之间的界限不甚清楚。比如,前面提到的大豆问题既涉及控制通货膨胀的国内问题,又涉及美国同日本、巴西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商品价格下跌,这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国不需要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2005年,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Snow)访问中国,他恳请中国人增加消费信贷,因为美国认为这”有助于解决我们最关心的全球收支不平衡问题”。中国领导人回答说,美国人”需要通过减少财政赤字解决好自己的问题”。[8]你说斯诺和中国人是在谈论国内事务还是对外事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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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另外一个例子。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之后,石油产量缩减,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人开车限速每小时55英里,并且关闭空调,以此降低能源消耗。这到底属于国内问题,还是对外政策问题呢?一些社会科学家把这类问题称为”国际国内问题”(intemiestic),也就是说,既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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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影响国内政治。在1890年的时候,法国政治家关心相对收益,采取了阻碍德国发展的政策。今天,采取促使德国经济增长放慢的政策,对法国没有任何好处。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意味着,未来法国经济状况是否良好,取决于未来德国经济是否健康发展。如今这两个国家共同拥有一种相同的货币,德国经济状况良好符合法国政治家自身的利益,反过来说,法国经济状况良好也符合德国政治家自身的利益。古典均势理论预言,一个国家为了阻止另外一个国家取得主导地位,一定会采取行动挫败对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势中,国家不仅关心绝对收益,也关心相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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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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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成本包括短期的敏感性和长期的脆弱性。敏感性(sensitivity)指的是依赖效应的强度与速度,也就是说,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变化在多长时间里引起另一个部分发生变化。比如,在1987年,由于外国人对美国的利率以及债券和股票价格的走向产生疑虑,美国股市突然间崩溃了。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市场对外国资金的撤出极其敏感。在1998年,亚洲新兴市场的弊病,蔓延到了距离遥远的俄罗斯和巴西,并对这两个国家的新兴市场造成了损害。在2008年,美国的抵押金融问题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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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度敏感并不等于髙度脆弱。脆弱性(rolnerabitity)指的是改变一个相互依存体系结构的相对成本。它指的是逃离体系或者改变游戏规则的成本。两个国家中不那么脆弱的一方不一定不太敏感,但是该国政策调整的代价一定是相对较低的。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依赖进口的能源大约只占其所需能源总量的16%,而日本大约95%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美国对于1973年阿拉伯世界石油禁运所导致的油价上涨十分敏感,但是它不像日本那么脆弱。1998年,美国对东亚经济形势十分敏感,但是没有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那里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但是当时美国经济形势很好,美国承受得了这场危机的负面影响。然而,印度尼西亚面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的变化,不仅敏感,而且脆弱。印度尼西亚经济形势极度恶化,并且导致国内政治冲突以及政府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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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属于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1979年伊朗国王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伊朗的石油生产一度中断,当时正值石油需求大、市场供应紧张之时。伊朗中断石油生产使得世界市场的石油供应量减少了5%。市场对此极其敏感,供给短缺很快引起石油价格上涨。但是,美国人只需要关闭汽车空调和限速每小时55英里(而不是60英里),就可以节省5%的能源消耗量。美国可以通过使用这样简单的政策调整来避免受到损害,这就表明,虽然美国很敏感,但是它并不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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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脆弱性并不仅仅取决于综合措施,它也取决于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迅速地应对变革。例如,美国就不如日本那样善于应对石油市场的变化。而且,市场中的个人、大公司以及投机家,可能通过观察市场形势,决定囤积居奇,因为他们认为供给短缺的情况将越来越严重。他们的行为会使商品供应更短缺、市场需求更大,从而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所以,脆弱性的程度并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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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也取决于原料是否有替代品以及其供应渠道是否多样化。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1970年警告说,美国对进口原料的依赖越来越大,因而美国的脆弱性将日益严重。在13种基本的工业原料中,美国将近90%的铝、铬、锰和镍依赖进口。他预言,到1985年的时候,美国有10种基本的工业原料需要依赖进口。[9]他认为,这样一来,美国的脆弱程度和较不发达的原料生产国的影响力都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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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世界原料价格下跌,而不是上涨。布朗的预言存在什么问题呢?布朗在判断脆弱程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原料的替代来源和供应地的多样化可以防止原料生产商人为地哄抬价格。不仅如此,技术也在进步。昨天的垃圾可能变成新的资源。如今,有的公司在利用废弃的矿渣,因为新技术的出现,使从几年前废弃的矿渣中提炼出铜成为可能。今天铜用量的减少,是由于使用了以硅制成的纤维光缆,而硅则主要来源于沙子。另外,在2010年生产一台最新型的计算机所需要的铜比1980年要少得多,这是因为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所以,有关美国将因为原料短缺而变得脆弱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充分考虑技术的发展和替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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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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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忘记了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和传播速度之危险。当前的事态发展始于金融市场中的一个较小领域,即次级抵押贷款(2007年在美国),迅速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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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拉克什·莫汉(Rakesh Mohan)2007年9月20日的讲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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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分析家声称,当今发达的经济体是以信息为基础的,因为计算机、通讯和互联网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因素。这样的经济体有时被称为”轻量级”的经济体,因为产品中所包含的信息的价值远远大于原料的价值。这种变革会进一步降低原料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仅有的几个例外之一是石油,它依然在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尤其是在交通运输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使得波斯湾极具战略意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已探明的石油储藏就在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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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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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性(symmetry)指的是和不平衡依赖相对应的相对平衡的依赖情势。依赖性小可以是一种权力资源。如果两个当事方相互依存,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较小,只要双方都看重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么依赖性较小的一方就拥有某种权力资源。在国际政治中,谁能够左右相互依存的对称性,谁就拥有了权力。一些分析家认为,相互依存只产生于对等依赖的情势之中。这种看法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最有意思的国际政治行为。完美的对称现象是极其罕见的,而那种只有一方依赖另外一方的绝对不平衡的情况也同样是十分少见的。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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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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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性经常在不同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总统实施减税和增加开支的政策之后,美国依赖引进日本的资金,以平衡联邦政府预算。一些人声称,这使得日本对美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停止向美国提供借贷,美国以及日本自身都会受到损害。此外,如果日本停止向美国提供借贷,从而损害美国经济,那么那些在美国拥有极大利益的日本投资家也会因此遭受损失。不仅如此,日本的经济规模只及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半多一点,也就是说,虽然两国都需要对方以及都能从相互依存中获益,但是日本比美国更需要向对方出口。今天美国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关系与此很类似。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中国拥有美元和美国债券,实际上是借钱给美国。虽然中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元来威胁美国和损害美国经济,但是美国经济受损意味着中国出口市场缩小,而且美国政府也可能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任何一方都不急于破坏相互间那种脆弱性相互依存的对称性。2010年,某些中国将军建议用大量抛售美元,来惩罚美国对台军售,但是高层领导人拒绝这么做。中国领导人知道,假如中国试图以抛售美元迫使美国就范,那么这也迫使中国自己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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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安全问题通常与美日关系中的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奉行贸易立国的政策,不发展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也不拥有核武器。它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以便在东亚地区平衡苏联和中国的力量。因此,当20世纪90年代美日之间出现贸易争端的时候,日本人开始做出让步,以避免两国的安全关系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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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同问题领域的相互依存状况是不对称的,那么一个国家可能极力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或者把它们分开。我们假设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单独的纸牌游戏,所有的纸牌游戏同时进行,一个国家可能在一个牌桌上拥有最多的筹码,另一个国家可能在另一个牌桌上也拥有最多的筹码。一种国家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或者要求各个牌桌的游戏单独进行,或者在所有的纸牌桌之间建立某些联系。因此,很多国际冲突都是围绕着建立联系或者反对联系而进行的。国家希望在自己占优势的领域左右相互依存情势,而避免在自己处于相对劣势的领域为他人所操纵。经济制裁经常就是这种联系的例子。比如在1996年,美国威胁要对在伊朗投资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措施,但在欧洲国家提出要把它和其他问题联系起来之后,美国就退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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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通过设定议程和确定问题领域,经常制定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交易规则。国家极力利用国际制度来制定规则,影响牌桌之间筹码的转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把较穷国家占据相对有利地位的一些冲突同强国所主导的军事问题分开,使较为弱小的游戏者获益。但是,存在着某些十分强大的游戏者推翻一张或者更多牌桌的危险。有关货币、航行、污染和贸易的制度都是独立的,如果军事上十分强大的游戏者遭受太大的打击,那么就存在他们可能推翻其他牌桌的危险。然而,尽管美国和西欧在1973年的石油牌桌上受到打击,但它们并没有使用自己占优势的军事力量来推翻石油牌桌,这是因为一个复杂的联系之网阻止它们这么做。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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