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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并不采取加权表决制度。它提供了一个论坛,使得153个成员可以在非歧视性原则基础上进行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而且也提供了帮助成员方仲裁贸易争端的委员会(panels)和规则。批评家指出,成员方在该组织框架(比如目前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内所商议的协定,让富裕国家保护农业与纺织业等领域,使之应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因而对穷国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样的批评是对的,保护主义政策的确损害穷国。但是,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富裕国家的国内政治,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不发挥作用的话,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就更大。这再次说明,国际制度能够减轻,但不能消除权力现实。不管怎么说,美国和欧洲会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委员会所做出的对它们很不利的裁决,这个事实就表明.制度的作用即便很小,它还是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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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富裕与强大的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如何在一个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中管理跨国经济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2001年以后,美国成为了一个纯债务国,因为它拒绝提高国内税收以实现收支平衡,而是从国外借贷。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重演,美国将步英国的后尘而走向衰落。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并没有衰落和变得内向,其他国家依然愿意借钱给美国,因为它们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美国经济繁荣符合它们的利益。比如,中国就拥有很大数额的美元作为自己的外汇储备,以此扩大对美国的出口。2009年,虽然有中国官员提出要减少美元的持有量,但是该国的实际做法并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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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金融动荡依旧是一个潜在问题。全球金融市场最近一些年来增长速度迅猛,但是其动荡不定的局面对世界的稳定构成了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愿意采取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稳定的政策。不管怎么说,今天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要比过去复杂得多。将会有更多的部门、国家、问题和私人行为体被纳入相互依存关系之中。那种把世界政治仅仅描述为几个大国如同坚硬的台球在均势体系中相互碰撞的看法,越来越脱离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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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复合式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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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假设是错误的,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呢?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军事力量是支配性的手段,权力(或安全)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假如国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跨国行为体(transnational actors)也是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假如军事力量不是唯一重要的手段,经济控制和利用国际制度也是支配性的手段,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假如安全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福利(welfare)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那么这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反现实主义的世界称为复合式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有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复合式相互依存是一个”理想的模式”,它是一个人们想象出来的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现实主义观点也不能与现实世界完全吻合。把世界设想为一种复合式相互依存状态,可以让我们想象出一个不同类型的全球政治,自由主义范式在其中大概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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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都是简化的模式或者理想的模式,真实的世界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可以看看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在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之间的光谱中所处的位置。中东国家间的关系靠近现实主义这一端。当今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或者法国和德国的关系靠近复合式相互依存那一端。国家间关系在光谱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着政治关系的特点和权力斗争的形式。实际上,国家可以改变自己在光谱中的位置。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这一端,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俄关系移到了现实主义和相互依存之间的中心位置(见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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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从现实主义到复合式相互依存的变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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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中,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同美日关系一样,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大大超过对中国的出口额。其结果是,美国有巨额贸易赤字。虽然美中双边贸易是不对称的、对中国有利的,但是中国潜在的贸易禁运行为不会使美国处于特别脆弱的地位,因为美国可以通过从其他地方采购产品获得补偿,而且中国国内也有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强烈动机。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中国威胁通过抛售从出口中获得的大量美元以伤害美国的做法,将会损害其对美国出口。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是美国商品的潜在大市场,美国国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这使得美国政府采取对中国不利行为的能力受跨国行为体(包括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制约,这迫使美国政府不能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以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然而,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对东亚均势的认知,促使美日安全同盟从1995年开始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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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许多欧洲国家不怎么愿意同萨达姆·侯赛因这样危险的独裁者对抗,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于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复合式相互依存所创造的和平环境,而且倾向于把它推广到欧洲以外的霍布斯式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这个机智的说法过于简单了,英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明证,但是它的确抓住了大西洋两岸认知中的不同之处。它也说明了一个更大的道理。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所有发达民主国家构成了霍布斯现实主义海洋中的自由和平群岛。在同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的关系中,甚至美国也是来自金星。如果我们认为整个世界的特征就是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那么这就如同我们认为整个世界的特征就是复合式相互依存一样,两者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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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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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4th ed. (New York: Longm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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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rk J.C.Crescenz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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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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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书前面所提到过的,不管是从经济还是政治意义上说,石油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原料,它很可能在本世纪内一直保持着关键能源资源的地位。美国的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虽然中国目前占将近9%,但是其石油消费增长速度很快)。即便中国消费量大增,世界上的石油也不会很快就被用完。目前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超过1万亿桶,而且今后还可能有更多的石油资源被发现。但是,有三分之二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在波斯湾地区,而该地区易受政治动荡的侵害,因而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虽然石油并非两次海湾战争的主要原因(从夺取和拥有石油这个意义上说),但是中东石油供应稳定与全球经济稳定之间的重要关联性,的确是政策制定人讨论对伊拉克政策的时候所考虑的重要因素。正如一个笑话所言,假如海湾地区出产的是花椰菜而非石油,那么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此,石油不仅本身很重要,而且它还是一个可以同时用来阐释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思想相关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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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特定领域中的相互依存,往往产生于一个由规则(rule)、规范(norm)和制度(institution)组成的框架之中,我们把这个框架称为规制(regime)[*] 。国际石油规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60年的时候,石油规制表现为同主要石油消费国政府密切相关的私人垄断。那个时候的石油价格大约为每桶2美元,有时被称为”七姐妹”的7家跨国石油公司决定石油产量。石油价格取决于这些大公司的石油产量以及富裕的、进口绝大部分石油的国家的需求量。跨国公司依据富国的情况确定石油产量和价格。传统军事意义上的那些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时常采取干涉行为,以确保该体系顺利运行。例如,1953年,伊朗民族主义者采取行动,试图推翻国王的统治,英国和美国秘密出面干涉,恢复了国王的统治。石油规制在当时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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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国际石油规制在1973年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石油生产国决定石油产量,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不再单独由富国市场决定。权力和财富发生了从富裕国家到较穷国家的大转移。2004年曝光的秘密文件表明,正如现实主义者可能预测的那样,美国曾经考虑过使用武力夺取波斯湾油田。但是,美国并没有那么去做,石油规制发生了有利于较弱小国家的变化。如何解释这一重大变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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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产油国联合起来,并且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这样的解释有一个问题,即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0年,而大变革则是发生在1973年以后。尽管有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价格依然下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我们可以从三个思路来解释国际石油规制的变革:总体的均势,石油问题上的均势,以及国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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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主要从军事力量的角度来分析均势的变化,他们在分析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地波斯湾地区局势的时候尤其如此。两种变革影响了该地区的均势: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非殖民化。在I960年的时候,一半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属于欧洲的殖民地,到了1973年的时候,它们全部都是独立的国家了。伴随民族主义兴起而来的是军事干涉成本的提高。对已经实现民族觉醒和非殖民化目标的国家使用武力,要付出较高的代价。美国和英国在1953年干涉伊朗的代价并不高,但是如果美国在1979年试图维护伊朗国王政权,那么它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富裕国家之所以没有在1973年采取干涉行动,把产油国变成殖民地,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们认识到,对已经实现民族觉醒目标的国家使用武力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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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英国权力的变化也影响了波斯湾的均势。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之后,尤其是在它创立后初期,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波斯湾的警察。在1961年,英国阻止了伊拉克兼并科威特的努力。但是到1971年,英国的经济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且英国政府也在努力减少英国在国际上的防务义务。1971年,英国放弃其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所扮演的角色。这可能让人想到1947年的情景,当时英国无力维持其在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大国地位。那时美国接替英国,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并且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但在1971年的时候,美国却无力像在1947年那样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作用。美国当时深陷于越南战争之中,不愿意再在波斯湾地区承担重要的军事义务。其结果是,尼克松总统和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制定了一个大力依靠地区强国的战略。他们所选择的目标就是伊朗。他们想通过扶持伊朗成为地区霸权国家,以较小的代价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警察作用。因此,现实主义者会用整个权力结构的上述变化,特别是波斯湾地区均势的变化,来解释石油规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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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解释石油规制发生变革的思路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变种,它关注各个国家在一个特定问题领域内所具有的经济权力的相对对称性。在1950年到1973年间,全球石油消费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美国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具体来说,美国在1971年以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但是,美国的石油产量在1971年达到最高值。此后,美国的石油进口开始增长,美国不再拥有多余的石油。在1956年和1967年两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尝试过石油禁运,但是它们的努力很容易地就被挫败了,因为美国可以生产足够的石油来供应欧洲,以防止阿拉伯国家切断石油供应。随着1971年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最高值和美国开始进口石油,左右石油市场的权力转到沙特、伊朗这些国家手中。美国不再拥有在最后关头向他国供应石油以抵消石油禁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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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解释1973年以后石油规制变革的思路,主要不是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而是根据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国际制度(尤其是跨国公司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作用的变化来分析问题的。“七姐妹”在这个时期逐渐丧失了权力。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同产油国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渐消失。当一个跨国公司去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新的投资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与所在国达成一项协议,使得本公司从双贏的项目中获得较大的份额。从穷国的角度来看,让跨国公司开发资源,可以使本国获益。即使穷国获得20%的收益、跨国公司获得80%的收益,穷国也比过去所得到的要多一些。所以在较早的时期,跨国公司由于垄断资本、技术和左右国际市场,它们可以同穷国达成协议,使得自己获得较大份额的收益。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跨国公司在正常的商业运作过程中(而不是出于慈善的目的),无意识地把资源转移到了穷国。它们训练了当地人。于是,沙特人、科威特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学会了怎样经营油田、管理泵站以及修建船坞。当地人也获得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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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是,穷国要求分得更多的权益。跨国公司不能再以从当地国撤出投资作为威胁的手段,因为现在穷国也可以用自己独立经营的主张来威胁跨国公司。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跨国公司与穷国讨价还价的权力,特别是在原材料行业,就慢慢地消失了。这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渐丧失”。从20世纪60年代到1973年,跨国公司无意识地把技术和技能交给了穷国,帮助它们获得了自主经营石油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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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事态发展。新的跨国公司进入石油市场,成为”七姐妹”的”小弟妹”。这些新的跨国公司虽然比不上”七姐妹”,但依然是很庞大的,它们开始同产油国做交易。这样一来,产油国为了摆脱”七姐妹”的控制,可能与较小的、独立的跨国公司达成协议。这也削弱了那些最大的跨国公司的讨价还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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