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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信息革命的基础是计算机、通讯以及软件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进步反过来又大大降低了处理与传输信息的成本。自1958年发明集成电路以来，计算机运算能力每隔2年就增加1倍，到了21世纪初，计算机的价格只有20世纪70年代的千分之一。假如汽车价格像半导体那样快速下跌的话，那么今天一辆小汽车的价格应该只有不到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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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3年，世界上只有50个网站；而到了2010年底，世界上网站数量达到2.55亿个。在2000—2011年间，全球互联网用户增加480%，中东和非洲用户增加的速度最快。通讯带宽扩展迅速，通讯费用继续下降，而且其下降速度甚至比计算机运算能力的上升速度还要快。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人们用铜制导线传送电话信号，每秒钟可以传输1页纸的信息；今天，一根细细的光导纤维每秒钟就可以传输9万册书籍的信息。按目前美元币值来计算，一次简短的跨越大西洋通话的费用，已经从1930年的250美元，下降到21世纪初的不足1美元。现在的网络电话（VoIP）基本上是免费的。网络摄像头可以让人们在家里的办公室中舒舒服服地参加视频会议。在1980年的时候，1千兆字节（a gigabyte）存储器要占据一个房间的空间，而到了21世纪初，如今一台可以装进口袋中的”苹果”掌上电脑（Apple iPod），其存储量就达到160千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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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富裕与强大国家之间的通讯速度：在过去130多年里，至少欧洲与北美之间一直可以实现瞬间通讯。最关键的变化在于两点，即传输信息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以及传输能力难以置信地得到提高。实际上，传送和接收信息的费用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同时，存储与带宽能力增长迅速。重要的通讯设备生产商思科公司（Cisco）估计，到2015年，将有超过150亿个设备被连接到互联网上，其数量是世界人口的2倍，这会导致信息传播总量达到将近1个泽它字节（one zettabyte，即1万亿千兆字节）。这些巨大的变革，被有的人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正在改变着治理的性质，影响了国家的主权，以及导致了权力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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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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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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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总是对人类的互动以及管理他们的世界，具有重大的影响。5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在古代的苏美尔）发明的书写，使得第一个早期的官僚国家得以建立。在欧洲发明的活字版印刷，使得中世纪的封地演变成现代国家。[1]通讯、交通以及军事技术领域的革命，使得治理的范围越来越大。在最早产生现代主权国家的西欧，国家都很小，这并非偶然。[2]欧洲最大的国家法国在世界只能排到第49位。澳大利亚相当于12个法国，美国或加拿大相当于15个法国。正在进行中的科技发展对于未来的世界政治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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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回顾过去，可以得到有关我们正在走向何方的某些想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在工厂和交通工具中的使用，对经济、社会和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生产、工作、生活、社会阶级以及政府的模式因此都发生了变革。公共教育兴起了，因为日益复杂以及更具潜在危险的工厂需要有文化知识和受过培训的工人。像伦敦”警察”（London’s bobbies）那样的警察力量被建立起来了，以便应对城市化问题。运河和铁路那样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财政补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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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合成材料与内燃发动机的使用为标志，也带来了类似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美国从一个大体上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大体的工业国和城市化国家。在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农民或者仆人。几十年之后，大多数美国人住在城市和在工厂里上班。随着城市劳动者和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阶级和政治分野形势发生了变化。尽管有些滞后，但政府的角色也有所变化。两党进步运动催生了反托拉斯法案，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前身制定了早期的保护消费者条例，联邦储备局致力于维护经济稳定。美国成为世界政治中一个大国。有人预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在经济、社会、政府和世界政治等方面，导致类似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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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历史类比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影响21世纪世界政治的力量。经济和信息网络的变化速度比政府的变革更快。主权和权威的政治重要程度并没有以相同的速度增大。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指出的：“如果说在后工业社会存在着一个压倒一切的社会问题的话，尤其是在变革的管理方面，那么它就是程度的管理问题。”[3]用简单的话来说，新技术已经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基本构成因素。如果我们只关注民族国家的硬权力，那么就会无视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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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处于信息革命的初级阶段，而且当今信息革命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是不均衡的。正如随着18世纪末蒸汽技术的使用与19世纪末电的发明，生产率的增长出现了滞后现象，因为社会不得不花时间去学会如何充分利用新技术。社会制度的变革速度比技术更慢。比如，电动机发明于1881年，然而，大约在40年之后，亨利·福特（Henry Ford）才率先充分利用电力所带来的好处，对工厂组装线加以重组。在信息技术和计算机领域，也同样存在着滞后现象。美国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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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之前因为新的廉价电力而出现的大众通讯与广播，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去理解由此可能产生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它带来了大众通俗文化的时代。大众通讯和广播（而不是电话），会产生政治集中化的后果。随着信息传播范围的扩大，甚至在民主国家中，信息对政治集中化的影响力也大于只有地方新闻机构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利用广播电台，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政治。在集权国家中，这样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政府可以压制其他信息来源。难怪一些学者相信，如果没有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来的大众通讯手段的话，专制主义是不可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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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商品交易市场的交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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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叶，人们担心信息革命时代的计算机和通讯手段，会导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中央集权控制的现象。大型计算机系统似乎加强了中央计划，并且增强了那些处于控制金字塔顶端的人士的监管权力。政府电视台会主导新闻发布。通过中央数据库，计算机可以使得政府更容易进行识别与监管工作，而且商业化已经改变了早期的意志自由论文化和互联网规则。尽管如此，编成密码技术（the technology of encryption）正在发展之中，而且一些能够让使用者匿名进行数字信息交易的程序也被开发出来了。虽然政府正在努力控制网络空间，但是同第二次信息革命相比，互联网也让政府更难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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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费用的减少、计算机的小型化和便携化，计算机所带来的分权化影响要大于集权化影响。互联网建立起一个使得控制信息的权力更加分散化的体系。同编辑和播音员所控制的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相比，互联网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电子邮件）、个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个人主页、博客或者Twitter Feed）、群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电子传播），可能最为重要的是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在线聊天室或者留言板），可以进行无限制的交流。政治学家皮帕·诺里斯（Pippa Noris）在比较电子通讯手段与过去其他通讯手段的时候写道：“互联网信息具有流动更远、更快的能力，而且较少需要通过中介手段。”[4]集中监管是可能的，但试图控制互联网信息流通的政府将面对很高的代价。这意味着，世界政治将越来越不再是政府的专属领地。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恐怖主义者在内的个人与私营组织，将拥有在世界政治中直接发挥作用的权力。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未来的权力将更加分散，非正式网络将挑战传统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互联网的速度意味着，各国政府控制议事日程的能力将下降。政治领导人在必须对事件做出反应之前，将享有较小的自由度，他们必须同更多的行为体共享同一个舞台。建构主义者警告说，我们不能为”均势”、“霸权”这样的词汇所迷惑，也不能仅仅通过衡量中央政府所具有的硬权力，来比较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大小。他们指出，现实主义者把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比作台球之间相互平衡与撞击的论点，会使得我们无视新的复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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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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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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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的影响还处于初始阶段。它正在改变世界政治吗？现实主义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信息革命将对最强大的国家有利。不管是好还是坏，信息革命正通过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使得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复杂。在这方面，富国获益、穷国落后。虽然一些穷国，比如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在迈向信息经济时代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在201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互联网用户依然生活在欧洲与北美。今天，5个生活在北美的人当中就有4个人在使用互联网；而在非洲只有不足6%的人在使用互联网。世界仍然由各种不同的经济体所构成，有的以农业为主，有的以工业为主，有的以服务业为主。受信息革命极大影响的后工业化社会及其政府，同那些至今较少受信息革命影响的国家共存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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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数字分野（digital divide）的状况会持续多久呢？费用的下降可能让穷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即跨越某些发展阶段。例如，在很多非洲国家，廉价手机的功能除了通讯之外，还有金融和货币服务。无线通讯已经开始取代费用昂贵的有线通讯，语音识别技术可以让不识字的人使用电脑通讯设备。技术在不断传播，而且许多国家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硅谷。然而，识别高科技王国的虚拟钥匙，比开启实际的大门要更容易一些。随着时间的发展，穷国将（但不会很快）拥有发达的通讯基础设施、受保护的财产权、明智的政府政策、鼓励创建新产业的环境、成熟的资本市场以及一支熟练的劳动力大军（其中很多人懂英语，因为英语是互联网的主导语言），但是它们不会很快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在印度，虽然它已经符合上述一些标准，其软件公司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印度12亿人口中依然有将近三分之二是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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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具有一种分权和拉平的效应，但它会使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均等吗？原则上说，随着信息革命降低费用和减少市场准入的壁垒，它将会削弱大国的权力和增强小国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然而在实践中，国际关系要比这种技术决定论所描述的前景复杂得多。信息革命在某些方面的确帮助了小国，但是也在其他方面帮助了已经很强大了的国家。现实主义者提到了如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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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规模因素依然很重要。经济学家所说的准入壁垒和规模经济依然存在于同信息有关联的权力的某些方面。比如，软权力就受到广播或者影视节目中的文化内容的极大影响。那些大的、有地位的娱乐产业，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就经常受益于规模经济。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支配地位，就是一个明证。那些后来者很难同好莱坞竞争，尽管印度宝莱坞（Bollywood）的影响在增大。不仅如此，在信息经济中，存在着”网络效应”，规模越大，回报越多。众所周知，一部电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第二部电话使得电话具有价值，随着电话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电话的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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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虽然目前传播已有信息的费用很低，但是新信息的收集和产生通常需要大量的投资。在许多竞争激烈的情势中，掌握新信息至关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一个人使用了信息，不会减少其他人使用信息的数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用蜡烛来进行类比：照亮别人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然而，在一个竞争性的情势中，假如我先拥有发光体和比你先看到某些东西，那么这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情报收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以及中国收集和制造情报的能力都强于其他国家。公开发表的数字表明，美国每年花在与国防无关的情报方面的钱大约为550亿美元。在某些商业场合中，快速的追赶者往往比创业者要做得更好，而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创业者则通常比追赶者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个具有讽刺意味但不让人觉得偶然的现象是，虽然人们在谈论互联网减少了距离的制约力，但是大量公司依然聚集在硅谷，一个位于旧金山南部的人口稠密的小地方，这是由于所谓的”鸡尾酒聚会效应”。取得成功的一个条件是，在新信息公布之前就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该信息。道格拉斯·麦格雷（Douglas McGray）指出：“在一个新技术总是会不断过时的产业中，企业必须了解需求、获得资金和把产品迅速地推向市场.否则就会被对手所击败。”[5]在信息经济中，市场规模以及竞争对手、供应商和消费者距离市场的远近，依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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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通常是信息系统标准和架构的制定者。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著名的诗句所说的，前进的道路在森林中分岔，你如果选择走其中一条道路，那么就不可能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中去了。虽然在有的时候，廉价的技术会为你提供捷径，使得你有可能超越创业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信息系统的路径依赖式的发展过程总是反映了创业者的有利地位。英语成为在互联网上被加以使用的语言，以及互联网上那些顶级域名的分布格局，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转型，另一方面由于冷战军备竞赛带动大规模投资，美国在各种信息技术应用方面通常总是创业者，现在还处于领先地位。然后，美国作为一个创业者也使得它更依赖于互联网，从而导致美国比朝鲜那样的孤立国家更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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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事实力在国际关系关键领域中依然很重要。信息技术对武力的使用，产生了一些有利于小国的影响，也产生了一些对原本就很强大的国家有利的影响。现在用很少的费用就可以从商业渠道获得过去那些十分昂贵的军事技术，这有利于小国和非政府行为体，并且增加了大国的脆弱性。比如，今天任何一个人就可以从商业公司订购到，或者干脆从谷歌地球获得有关其他国家的卫星图像，花费很少或者是免费。商业公司和个人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卫星照片，而仅仅在几年以前，这些照片还属于高度机密的材料，花费了有关国家政府数十亿美元的金钱。几年以前，一个非政府团体认为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太危言耸听，于是公布了有关朝鲜导弹发射场的一些私人卫星照片。显然，其他国家可以购买到有关美国军事基地那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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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位系统（GPS）设备可以提供精确定位，它们在过去只为军方所使用，如今在沃尔玛这样的商场里就可以买到，很多新车都装有GPS导航系统。另外，信息系统为恐怖主义团体（包括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团体）增加了有利的打击目标，从而使得富国很脆弱。我们可以设想，未来一个高水平的敌手（比如拥有网络战资源的小国）可以对美国进行讹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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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存在着随意发动的网络攻击的前景，而且由于一个国家无法搞清楚发起攻击的地方，实施威慑战略变得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