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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的发展趋势也增强了那些业已十分强大的国家的实力。信息技术带来了一场军事革命。部署在太空上的传感器、电视直播、高速计算机以及复杂的软件等，使人们具有了收集、分类、处理、传输和传播有关各地方发生的复杂事件信息的能力。这种重要的战争空间观念同精确打击目标武器相结合，会使得一方占据很大的优势地位。正如两次海湾战争所表明的，除非国家拥有把信息同武器相结合的能力，否则那种估计武器装备（如坦克和飞机）力量对比的方法就是毫无意义的。那就是萨达姆·侯赛因所犯的错误（也是那些在1990年预测美国将伤亡惨重的国会议员们所犯的错误）。很多相关的技术在商业市场上有出售，较弱小的国家会购买到很多这样的技术。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拥有最新的硬件或者先进的系统，而在于具有”使不同系统结合成一个系统”的能力，或者占据现代军事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节点。例如，虽然任何人都可以买到GPS接收机，但是美国军方在紧急状态下有能力更改GPS接收机赖以工作的信号，这是因为提供信号的卫星属于美国所有。换句话说，美国可以迅速地让那些使用GPS导航系统的敌对力量陷于混乱境地。由于在信息战中，甚至某个小小的优势地位就可能改变结局，所以美国的巨大领先地位今后很可能依然是重要的权力资源，尽管它也可能是一个脆弱之源。与此同时，中国和欧洲也在发展自己的导航系统，以便自己不受制于美国的权力。现实主义者所看到只是方式的变化，而非世界政治的基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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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赞同国家仍将是世界政治基本单位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信息革命将使民主国家的作用得到加强，从而最终实现康德的民主和平。就国家而言，大多数信息塑造者是民主国家。这并非偶然。民主国家社会熟悉信息的自由交流，而且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会因信息的自由交流而受到威胁。它们之所以能够塑造信息，是因为它们也能够获得信息。极权国家属于对信息反应迟钝的行为体之一，它们面临着更多的麻烦。有些国家的政府（比如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互联网服务商和网络内容提供方，以及监控互联网用户，来限制本国公民对互联网的使用。这样的控制是可能的，但是代价很高，而且出于政治目的的网络控制并不完全有效。新加坡是一个努力把政治控制同经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国家，它一直希望在进行政治控制的同时提高互联网的作用。但是，新加坡这样的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普遍反对控制互联网，新加坡面临着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知识工人流失的危险，这些人是确保新加坡在信息经济中保持竞争力的最为稀缺的资源。因此，新加坡就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它要改革教育体制，鼓励个人的创新精神，这是信息经济所要求的。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放松对信息流动的控制。埃及在2011年的示威中曾经短暂地切断互联网服务，并且从中发现，封闭的体系总要付出较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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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体系要付出较高代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把资金注人一个极权国家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极权国家的重大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自由主义者指出，透明度正成为那些争取外来投资的国家的重要资产。防止信息外流的能力看上去似乎对极权国家有利，但是它损害了国家的信誉与透明度，而信誉和透明度是在全球竞争中吸引外来投资的必要条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缺乏透明度的政府信誉较低，因为它们所提供的信息被认为是有偏见性和选择性的。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压制性措施不仅在国内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且会损害国家的国际声誉。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都认识到，压制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做法，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和软权力。它们通过启动民主化的进程，增强了自己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今后应该如何应对日益增强的有关政治参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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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互动和虚拟共同体今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免费信息通过众多渠道增加其流通量，已经造成了这样一个政治后果，即国家丧失了很多控制本国信息的权力。寻求发展的国家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及其相关的组织。地缘意义上的共同体依然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希望本国快速发展的政府将不得不取消那些保护官员不受外界监督、阻碍信息流动的壁垒。那些希望提高本国发展水平的政府再也不能把自己的金融和政治形势隐藏在国家的暗箱之中（比如朝鲜和缅甸所做的那样）。随着开放和民主观念的传播，自由主义者看到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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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息革命是否改变世界政治这个问题，建构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观点。一些建构主义者声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经开始走向消亡。第三次信息革命对中央政府的影响还处于初始阶段。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海蒂·托夫勒（Heidi Toffler）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认为，信息革命正在葬送产生于工业革命时代的那种等级制的官僚组织。[6]在公民社会中，随着分权化的组织与虚拟共同体在互联网上产生，它们跨越了领土管辖界线，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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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预言家是正确的话，那么结果将会是一种新的网络封建主义（cyber-feudalism），即公民具有多重认同和效忠对象，以及声称对公民具有管辖权的共同体相互重叠。简单地说，这些变革意味着，在过去350年中主导世界政治的现代集权化国家将会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将面对的不再是”国际”政治，而是范围更广的”世界政治”。一位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可能会同等地效忠地方领主、公爵、国王和教皇。一个未来的欧洲人可能同时效忠布列塔尼、巴黎、布鲁塞尔以及一些与宗教、工作和各种兴趣相关的网络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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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今天的国际体系依然属于主权国家体系，但是建构主义者指出，我们可以开始思考一种共同体和治理方式重叠与交叉的模式，它有点类似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正式确立国家体系之前的情势。在封建时代，跨越政治边界的跨国接触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它逐渐为后来兴起的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所压制。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在30年前，跨国接触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它只限于数量相对较少的跨国公司、科学团体以及学术组织的精英人士之间的联系。如今，互联网正在为无数人提供费用低廉的、参与跨国交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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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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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问题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许多政治家抵制任何可能限制国家自主地位的做法。他们对联合国在限制武力的使用方面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经济决定以及创立关于环境的制度与条约的努力感到担忧。在他们看来，有关国际共同体的想法纯属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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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关主权国家命运的辩论一直是有误区的。正如建构主义政治学家约翰·鲁杰（John Ruggie）所说的：“现在有一种极其苍白无力的思想倾向，即从思考可能取代国家的制度实体之角度，来想象国家体系所面临的长期挑战。”[7]一种更好的历史类比事例是在封建早期阶段形成的市场与城镇生活。中世纪的贸易集市并没有取代封建权威制度。它们没有拆毁城堡的城墙，也没有废黜当地领主，但是确实带来了新的财富、新的联盟以及由”城镇空气带来自由”这句格言所概括的新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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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商人创造了商人法（Lex Mercatoria），即用来管理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套商务活动的私人行为规则。同样地，在今天，从黑客到大公司，每个行为体都在制定互联网规则与规范，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正式的政治制度的控制范围之外。跨国公司所使用的设有防火墙的局域网（intranet）以及编成密码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公共空间为私人所挪用”[8]。像公司局域网或者涉及专门问题（如环境）的新闻组这样的私人系统，并没有正面挑战主权国家的政府；它们只是增加了一种主权国家无法有效控制的相互关系。人们在参加跨国网络共同体的同时，可以继续充当效忠国家的公民，但是他们的视野一定会与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那些典型的、效忠国家的公民的视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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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互联网时代，政治制度的角色也可能渐进发生变化。在领土国家兴起之后，其他取代中世纪统治方式的行为体，比如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和汉萨同盟，依然作为有活力的替代方式而得以继续存在，能够进行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征税与争斗。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主权国家继续存在，而是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功能正在怎样被加以改变。“国家的影响力在某些领域得到增强，在某些领域则受到削弱。当权者们已经认识到，远离一些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增强自己的有效控制力。”[9]所有的国家，包括最大的国家，都面临着日益增多的难以在主权国家边界内加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资金流动、毒品交易、气候变化、艾滋病、难民、恐怖主义以及文化入侵等等。国家治理的复杂化并不能等同于主权受到侵害。政府会适应变革。然而，在适应的过程中，它们也改变了对主权管辖、控制以及私人行为体的角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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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美国边界的控制问题为例。机场、港口以及陆上边境口岸都面临着各自特有的挑战。在2010年，单单是从陆上边界口岸进入美国的，就有2.34亿人、9300万辆小汽车、1000万辆卡车、33.5万辆巴士、3.4万列火车。据估计，大约有500万名非法移民通过步行或者乘车，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边境地区进入美国。“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者可以很容易地溜进美国，而且运入几磅致命的生物或化学制剂，比每年非法贩运数吨的海洛因和可卡因要更容易。国土安全部对付这类人和物品流入美国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在其他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情报人员与协作行动把手伸到境外，以及依靠私营企业开发商品流通的跟踪系统，让执法人员可以对运入美国的货物在入境之前进行”虚拟”检査。今天，海关人员在拉丁美洲的各个地方协助企业采取安全措施，以减少为贩毒分子所利用的风险，而且监控商品流通的国际合作机制也正在创建之中。主权国家的确在适应变革，但这样一来，它也改变了政府管辖权的含义与排他性。法律边界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它在实践中显得很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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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即不存在对基本价值的威胁，是另外一个例子。气候变化或者病毒传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者生命威胁，会比一些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即便我们从更为狭义的角度来界定国家安全的含义，即把国家安全定义为有组织的暴力，军事安全的性质也正在发生着变化。正如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U.S. Commissiono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所指出的，美国自从1814年以来一直没有受到外国军队的入侵，美国军队的任务是在远离本国领土的地方投放力量和从事战争。然而，美国军队并不能有效保护美国自己，无法避免恐怖主义者利用民航飞机作为武器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单纯从数字上说，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的跨国恐怖袭击中所遭受的人员损失，要大于日本人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所造成的损失（然而，从死亡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来看，后者几乎是前者的2倍）。今天，攻击者可能是政府、团体、个人或者某种联合体。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的基地网络，其成员包括来自许多国家的个人与团体，据说在50个国家（包括美国）有其基层组织。然而，有的入侵者可能具有秘密身份，而且甚至离目标国家很远。如本书后面将论述的，网络攻击可能对安全构成真正的跨国性威胁。于是，核威慑、边境巡逻以及驻军海外以塑造地区均势等等，在信息时代依然很重要，但是它们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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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法学领域，也产生了对主权的不同解释。自从1945年以来，《联合国宪章》中同时存在着有关人权的条款和保护国家主权的条款。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看到的，宪章第2章第7条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讨论保护的责任（R2P，见第六章）时所了解到的，在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但并非单一声音的发展趋势，即认为不干涉属于国家必须通过好的行为来获得的一种特权，而不是它们绝对享有的一种权利。全球反种族主义规范的形成，以及人们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谴责，使得大多数联合国成员违背了不干涉原则。2011年，联合国安理会基于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授权对利比亚内战进行军事干涉，尽管安理会并未能在1999年授权北约干涉科索沃，但利比亚和科索沃的情势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很类似。《联合国宪章》同时把人权与维护国家主权都视为重要原则，然而重视前者会损害后者。一些新的行为体介入了这些争论之中。1998年，皮诺切特将军在英国被拘留，这是因为西班牙根据皮诺切特在总统任期内侵犯人权和犯下罪行的事实而要求引渡他。英国最终拒绝了西班牙的请求，但只是根据法律上的理由，而不是根据英国或者智利的主权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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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使得协调工作比较容易，并且增强了人权活动家的力量。但是，政治领导人，特别是原先属于殖民地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坚持维护合法主权和抵制外来干涉。国家主权原则与正在兴起的人权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后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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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政治认同的重要源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可以有多重和交叉的认同——家庭、村庄、族群、宗教、国民和世界主义者认同，而且其中哪一种认同居主导地位取决于具体的不同场合。在许多前工业化国家，在部族或部落层次上的次国家认同处于主导地位。而在某些后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世界主义者认同，比如”全球公民”或者”地球的守护者”，正在形成之中。现在要全面理解互联网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是认同的塑造过程可以同时朝着相反的方面发展，也就是说，由于环境的左右，人们既可能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也可能把自己看作是布列塔尼人，或者只把自己看作是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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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散居共同体（diaspora communities）的政治中，可以发现那种热衷于利用互联网来使用软权力的现象。用信息专家戴维·博里尔（David Bollier）的话来说，“互联网对这样的人群来说是一个天赐之物，因为它使得那些数量很多和享有共同的历史，但在地理上相互隔绝的人们，可以组成大的虚拟共同体”[10]。互联网让他们向故土上的同胞传播具有吸引力的观念。外国公民和当地民众之间的互联网沟通，引发了1998年北京的示威活动，其矛头指向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针对华人的骚乱。有关印度尼西亚华人悲惨遭遇的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到北京。同样地，2008年在津巴布韦，2009年在伊朗，互联网在传播有关政府在有争议的选举中所作所为的消息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虽然手机和互联网让世界关注镇压和侵犯人权事件，但是它们本身并没有导致政府变更。新技术也没有在2007年使得缅甸政府停止镇压佛教僧侣和其他抗议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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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也让一些松散的组织，而不是等级制的组织，可以迅速地发起示威活动。在越南战争时期，筹划一次示威活动需要花数个星期或者数个月的时间，以便散发小册子、张贴标语以及进行电话联系，从最初只有2.5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发展到1969年出现的人数达到50万人的示威活动，这就经过了4年的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3年2月的一个周末，就有80万美国人和150万欧洲人上街抗议即将发生的对伊拉克的战争。[11]抗议者们并非代表”国际共同体”，但是他们可以影响那些主要国家的社论作者、议员以及其他头面人物的态度，因为这些人的观点可以用”国际共同体”这个含义模糊的词加以概括。[12]对合法性持续追求显示了软权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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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可能是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始终如一地朝一个方向发展。正如皮帕·诺里斯所言：“互联网所具有的群体与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交流的特点……似乎很符合网络文化那种不拘小节的平等主义和意志自由的性质。”[13]一种效应是”闪光式运动”，即突然爆发的抗议活动，它们是由特定问题或事件所引发的.比如反全球化示威活动，还有在2000年秋天在欧洲政治中突然出现的反燃料税同盟，或者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发生于世界各地的抗议行动。[14]政治变得更具有舞台效果，而且是面向全球观众。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叛乱者，主要依靠的手段并不是枪弹，而是跨国性宣传，这种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协调的，以此迫使墨西哥政府采取改革措施。在2004年，一些活动家利用手机在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组织和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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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具有动员民众、促进政治变革的力量之最为令人关注的范例，或许就是最近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起义。在2011年，一波潮汐般的抗议浪潮席卷北非和中东，它不是事先策划好的，也没有被任何人所预见到。其导火索是在2010年12月17日，一个名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突尼斯年轻街头小贩采取了绝望的行为。在被腐败官员一再骚扰、没收货品与侮辱之后，布瓦吉吉忍无可忍并自焚以示抗议。在几个星期之内，公众对他不幸遭遇的愤怒情绪不断高涨，声讨政府的渎职与腐败行为，最终导致掌权23年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总统下台，并且引发埃及、也门、叙利亚、巴林以及利比亚也发生类似的群众揭竿而起事件。长期执政的埃及强人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很快随之在2011年2月11日被轰下台。其他被困中的独裁者们，或者通过一些小的让步，或者通过采取暴力镇压手段（有的时候两种手段都采用），竭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相关国家的政府并非都倒台，各国的政治发展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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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在何种意义上体现了互联网推动政治变革的力量呢？互联网与像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卫星电视台一起，让北非与中东的青年与青少年了解到，其他地方（比如欧洲与北美）与自己年龄相仿、教育程度类似的人过着比自己好得多的生活。渗透阿拉伯世界的互联网让这些年轻人进行互动，并且看到本族群散居共同体的海外移民所享有的较好物质生活条件，从而使得独裁统治政权无法隐瞒自己的罪过以及领导人的无能。此外，一旦抗议活动爆发，社会媒体就易于发挥动员与协调抗议活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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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可以用深层原因、中层原因与突发原因这三个概念，像本书第三章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样，来解释”阿拉伯之春”。深层原因包括人口因素（年轻人在北非和中东国家的人口中占很大的比重）、经济因素（大规模失业人数、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以及有关权利被剥夺的认知）以及政治因素（民众无能为力的感觉以及不认同国家领导人，从而导致政府合法性水平的下降）。突尼斯街头小贩提供了一个突发原因，而信息革命则提供了关键的中层原因。通讯技术以及社会媒体使得经济和政治不满情绪得以爆发，这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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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去看，所有这些似乎都十分清楚。但有一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现象，即当时并没有人预见到”阿拉伯之春”。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在于，我们在理解北非、中东政治动力的时候，并没有把新近出现的信息革命之影响考虑进去。如果发现自己看不清楚远处的景物，那么通常的做法是换一副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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